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那些虽然属于同一个社会制度、走着同一种类型的现代化道路的国家，由于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和民族文化传统的不同，会采取不同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如，在现实中为数不少的资本主义国家，按其社会发展的历史类型来说，都是属于比封建社会高一个历史阶段的历史类型，都是生产资料以资本家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但其具体特征和发展形式却有着明显的不同。现今的英国、美国和法国，都是经历了资本主义几百年发展的发达国家，但英国至今还保留着封建社会的胎记（“女皇制”），美国和法国则是总统制。从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角度看，日本是保持着传统的现代化模式，新加坡是非西方民主化的现代化模式，这又显然不同于美国现代化模式。走着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国家，不仅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同而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相区别，而且在同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的不同的国家也再现出不同的发展模式。毛泽东和邓小平在追求现代化目标，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同时，都注意到了现代化发展模式的问题，他们都主张：中国现代化发展，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在具体发展模式上要体现中国特色。
（一）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思考
在国外的现代中国学研究中，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关系已成为热点问题。尽管大多数学者都热衷于寻求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差异性，但他们又几乎异口同声地表示毛泽东与邓小平在这样一个方面是共同的：走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比如，日本中国问题专家大泽升就说：“毛泽东实际所进行的和邓小平在80年代所干的完全不同。要说相同的话，那就是两个人都强调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即‘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没有离开社会主义和中国。”美国著名“毛泽东学”专家斯图尔特·施拉姆写道：“许多事情说明，当今邓小平的中国和20年前毛泽东的中国有了不同，但是有一件事一点也没改变：即为寻求一条现代化的道路而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向马克思主义学习，同时又保留中国的特色，他们都以此为目标。毛谈到过制订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邓则宁愿说‘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两项事业的推理方法在某些方面有极大的不同，但每个计划都涉及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同时要适应具体情况，适应中国人民的文化传统。”“事实上，虽然‘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和理论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仍然面临着彻底改变继续革命的进程的问题。和毛一样，邓也认为政治对社会主义发展至关重要，但是他认为政治指导决定着经济基础的形成，而不是政治和意识形态高于一切并取消经济规律。中国今天应用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有了极大的不同，但目标总是一样的，就是使中国富强，建设一个既是社会主义的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社会。”有的学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甚至称邓小平是“当今中国主要领导人中最毛化的一个”。
毫无根据地极力拉大毛泽东与邓小平的距离，显然是某些外国现代中国学学者的极大失误，但强调毛泽东与邓小平“都没有离开社会主义和中国”，这又的确是一种科学的洞见。事实正是如此，无论毛泽东还是邓小平，在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一方面都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同时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必须有自己的特色，走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运用于分析中国国情而得出的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科学结论。它既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真理性力量，又蕴涵着中国人民的价值追求，体现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理性与价值理想有机统一的社会发展原则。然而，走社会主义之路，又有不同的模式可以选择，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社会主义建设具体道路、具体形式上的特殊性。因此，当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候，毛泽东很快就自觉地提出了中国必须走自己的社会主义之路的问题，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
毛泽东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走自己的路的重要思想，基于他对苏联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运用于中国社会之可行性的深层次反思。仿效苏联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这是建国后七年中国社会发展的突出特征。富有创造性品格的毛泽东及其周围的中共高级决策者，之所以作出或认同这种明显缺乏创造性的社会发展战略，除社会制度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一致性等原因外，恐怕还有国内外诸种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具有某种历史必然性。一是就当时的世界格局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可能指望从资本主义国家得到经济和技术援助，而只能寄希望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毛泽东曾指出过这一事实：“大家看吧，谁给我们设计和装备了这么多的重要工厂呢？美国给我们没有？英国给我们没有？他们都不给。只有苏联肯这样做，……东欧一些兄弟国家也给了我们一些帮助”。既然采取了苏联的经济技术，又由苏联帮助建厂、建项目，那么，采取苏联的经济管理、经济组织方法，也就成为必然。西方的一些学者在后来的研究中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有着强烈的共识。美国著名现代化专家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名著《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最初人民中国倒向苏联集团，这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因为美国在内战结束时恢复向国民党政权提供的援助，完全有理由被认为是一种敌对行动。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麦克法奈尔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如果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内战中对中共少一点敌意的话，中国也许会表现出一种更平衡的国际姿态。但不管怎么说，1949年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现，只有苏联是其可能得到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的惟一来源。要想确保得到这些援助，按苏联的办法行事至少是其必须付出的一部分代价。二是从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看，中国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缺少经验，不得不向苏联学习。正如毛泽东后来总结指出的：“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不可否认，对于苏联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仿效，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在短短的时间里使中国的社会发展改变了数百年百孔千疮的旧模样，使中华古老的大地焕发出新的风采。然而，这种从苏联搬来的社会主义实践模式，很快就暴露出它的致命弱点，超越苏联模式，走出一条具有中国自己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成为新的时代课题。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及时地把握时代脉搏，他很快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1956年他开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必须肯定，毛泽东的探索是富有成效的，近来许多研究者对他探索的成果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作出过多种概括。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至少有以下五大贡献：一是明确提出了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1956年4月，毛泽东提醒全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二是着重强调了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的重要任务，警示大家不仅现在就是在将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建设中，也不要忘记主观主义这个大敌。如此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旨在为大家提供探索社会主义新路的科学思想方法。三是特别提倡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以增强独立自主的能力。毛泽东认为，效仿苏联模式的最大缺点是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因此，他提倡反对教条主义、解放思想，要求大家打破对斯大林的神化主义，揭开盖子，并喻此为一场解放战争，目的是使人民敢讲话，能想问题，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还通过总结中国民主革命的经验教训，深刻指出：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可以说是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胜利。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都不能实事求是、独立思考，都盲目地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所以他们只能把中国革命引向失败。四是突出强调了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创造自己的新理论的重要性。他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五是比较系统全面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处理的十大关系。
（二）邓小平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基本思路
遵循毛泽东的思路，邓小平把“中国式”看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成功与否的关键问题。他反复强调：“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历程中，“中国式”、“中国特色”的思想是邓小平的总体思路。他针对不同的情况和问题，从不同的层面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论述得淋漓尽致。
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从1979年起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将如何起步，要沿着什么样的发展途径前进，一句话，将怎样规划和设计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模式。这是必须予以回答的根本问题。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明确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这是邓小平思索中国发展模式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从此以后，在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邓小平反复论证并实践这一思想，不仅使他的这一基本思路展现为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丰富思想体系，而且使这一思想在实践中得到完美的体现。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客人时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对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采取赎买的政策，不是剥夺的政策。所以中国消灭资产阶级，搞社会主义改造，非常顺利，整个国民经济没有受任何影响。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中国要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也与苏联不同。但是，我们有些经济制度，特别是企业的管理、企业的组织这些方面，受苏联影响比较大。1980年5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总结经验说：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一文中又谈到这一问题：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当然，也不能要求这些国家都采取俄国的模式。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
在随后的实践中，邓小平日益深化着他的这一基本结论。1983年4月29日，他在会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时说：一个国家的革命要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各国共产党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1984年10月26日，他在会见马尔代夫总统加尧姆时说：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六年来，中国农村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走自己的路，取得成功的。最近通过的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的决定，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
1987年3月27日，邓小平对喀麦隆总统比亚谈到：各国情况不同，政策也应该有区别。中国搞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正是根据这样的思想，力求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1988年5月18日，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邓小平坚决反对输出现代化的做法，认为如果一国把价值观念、发展模式强加于另一国，那么，这就是强权政治。他既反对别国向中国输出现代化模式，也坚决主张中国永远不会向别国输出自己的模式。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领导问及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时，邓小平回答说，第一条经验，就是中国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他甚至对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说：你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可否考虑现在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要讲社会主义，也只能讲符合莫桑比克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1988年5月25日，他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雅克什时又谈到这一问题：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
上述说明，在搞“中国式”、“中国特色”这些大思路上，毛泽东与邓小平确实具有强烈的共识。然而，在对“中国式”、“中国特色”的理解上却有着差异性。这种大思路的一致性与具体思路的差异性，构成了毛泽东与邓小平关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构想上的继承和发展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