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步骤是指在一定时间限定的前提下，对实现战略目标所作的阶段性规划和安排。任何一个发展战略都有自己的战略目标，但实现这个目标有赖于各个阶段的顺利推移。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指导发展战略实施的重要原则。中国共产党人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围绕着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中心问题，进行了近半个世纪的艰苦探索，经过四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和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不仅确立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而且对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步骤进行了精心设计。从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两步走”战略到形成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构想，越来越趋近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广大人民群众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并准备了坚实的主体力量。
（一）毛泽东“两步走”战略的提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预示着“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了“充分发展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集中考虑实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这一梦寐以求的现代化构想的“切实的步骤”问题。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这种发展的认识的变化，对于现代化战略步骤的设计也经历着不断的嬗变。
按照当时的设想，建国以后是要搞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在毛泽东看来，“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因此，建国伊始，毛泽东就开始集中考虑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奠定其经济基础的切实步骤问题。在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要用三年或者还要多一点的时间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准备条件。在这一年，毛泽东还讲过“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到1951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战略设想。周恩来把这个战略思想称为党的“总方针”，刘少奇把它称为党的“总计划”。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是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的战略步骤，都是为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做准备，即为进入社会主义做准备。这表明，毛泽东当时考虑用大约13年的时间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然后再考虑进入社会主义的情况。
然而，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得到了巩固，国民经济情况基本好转。这时，毛泽东对于战略步骤的考虑也起了变化。1952年9月以后，毛泽东多次谈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开始改变建国前后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过渡时期总路线规定：要在10至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的构想虽然改变了先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待将来条件成熟了再进入社会主义的本来打算，但用十几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物质基础的思想没有发生变化。
现在看来，不管是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构想，还是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时间基本完成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设计，都蕴涵着关于中国实现现代化要分两步走的思想萌芽。这个思想萌芽随着以后实践的发展越来越清晰起来。
1953年12月，他在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的批语和修改中指出：完成过渡时期总路线规定的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从一九五三年算起，到一九六七年基本上完成，加上经济恢复时期的三年，则为十八年，这十八年中已经过去了四年），那时中国就可以基本上建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在这里所以使用了“基本上建成”的概念，因为在他看来，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只是为社会主义强国打下一个基础，还不能说建成了现代化强国，建成一个现代化强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他的这一设想很快得到明确表达。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所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毛泽东在这里继续使用“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表述，但他又感到需要对这一目标进行具体量化。因此，他又用“基本上建成”和不一定“很伟大”这些概念来限定和说明三个五年之后我们所建成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之后，他开始用“高度”、“强大”等概念来表达在15年的基础上所建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955年3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年10月，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又强调了这一构想，并把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拉长了25年：“大约在五十年到七十五年的时间内，就是十个五年计划到十五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从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已经比较清晰地看到了他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两步走”战略的设计：第一步，用15年时间，在完成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同时，初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基础；第二步，再用50年到75年的时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赶上或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看来，毛泽东分两步走和第一步用15年时间打基础的设想大体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第二步设想时间短了些，且目标定得较高，但在当时这只是一种大体上的设想，是一种长远的目标设计，不可能做到完全精确，能有这样一个设想实属难能可贵。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但过渡时期总路线所规定的工业化的主体任务并没有实现。毛泽东关于现代化建设“两步走”的设想不仅没有改变，而且随着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日益完善和发展。在1955年底到1956年初，他先后对农业和工业进行了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对我国的国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进一步认识到了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艰巨性。在他看来，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中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的艰苦奋斗。1957年3月，他在南下视察对南京部队和江苏安徽两省党员干部讲话时指出，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干它个几十年。长期不说，干它个50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他还认为，社会主义，作为社会制度，就是生产关系。现在这种关系刚改变过来，刚开始搞生产建设，还没有建立好，要把这个社会建立好，使人民有好的生活，这要分几步走，大概有十几年要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50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100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1957年7月，毛泽东在青岛召开省委书记会议期间写的一篇文章指出：“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现在还未建成，还差十年至十五年时间。……十年至十五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毛泽东在这段时间的思考，不仅没有因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完成而改变用15年时间完成工业化的设想，而且还明确提出了15年完成工业化是为实现现代化奠定基础的思想，尽管在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所需时间的估计上说法不一，但用10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些时间这一点没有变，甚至还提出了需要100年的打算。这些设想基本上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既体现了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强烈愿望，又反映了科学的求实精神，是比较审慎的战略步骤选择。
然而，随着1957年反右运动的开展和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兴起而日趋严重的“左”倾思想，也影响到了毛泽东对于现代化战略步骤的设计。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七年超过英国，十五年或二十年赶上美国”的思路，开始改变用50年至100年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审慎结论。同年6月22日，毛泽东在薄一波的《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上批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9月2日，他在给刘少奇、李富春等的信中提出：“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众所周知，“大跃进”不仅没有使我们超过英国和赶上美国，而且造成了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使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经历了严重的挫折。
经过“大跃进”的挫折，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的艰巨性、长期性有了新的认识，并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又重新冷静地思考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1959年底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早了。1961年1月在中央八届九中全会预备会议上，毛泽东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出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可能搞半世纪，今后搞几年慢腾腾。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曾于1961年9月访问中国，毛泽东在会见他时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重述了他会见蒙哥马利时表达的这一观点，并从中国和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对比中，深刻地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长期性的根据。他说，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从17世纪算起到现在，已经有360多年。经过300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个样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他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认为“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促成毛泽东百年战略思想的基本原因，就是我国经济建设中的困难和曲折，这是毛泽东对1958年“大跃进”过程中提出的“七年超过英国，十五年或二十年赶上美国”这一战略步骤的根本纠正，表明了他对经济建设艰巨性和复杂性有了更进一步的清醒认识。更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用100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设想，是在深刻总结和揭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这意味着毛泽东战略步骤设计科学性的日趋增强。
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会议再次提出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向全国人民正式宣布了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分两步走的战略步骤：“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经过十多年的思考，毛泽东“两步走”的战略设想在这次会议上通过周恩来的报告得到了比较完整的表达。报告所提出的“两步走”设想与毛泽东原来的设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也有某些细微的差异。关于第一步设想，报告所说的“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与毛泽东所说的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一致的。周恩来在1956年11月党的八届二次会议上就说过：“我们的工业化，就是要使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走完第一步的时间与毛泽东原来的设想不同，毛泽东原先设想从1953年算起，经过3个五年计划即到1967年基本完成工业化，报告的设想是从1966年执行“三五”计划开始经过3个五年计划即在1980年以前完成工业化。关于第二步设想，报告用明确的“四个现代化”的提法置换了毛泽东原来常用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提法，使这一目标具体化了，这是巨大的进步，但对于完成“第二步”设想的时间估计显然过短了。报告所说的“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实质上是指在本世纪末，也就是在完成工业化后20年左右的时间里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又与毛泽东在反思“大跃进”经验教训时所提出的100年的设想有很大差距。
更令人遗憾的是，“两步走”战略设想提出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而没有能够按计划付诸实施。
（二）邓小平“三步走”战略的形成
毛泽东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设计了“两步走”的战略步骤，这是他对中国人民的伟大贡献，但是，毛泽东不可能完成这一宏伟任务，他把这一使命交给了后人。
叶剑英在1979年庆祝国庆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把实现四化称为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给我们留下的“政治遗嘱”，但是，如何实现这一“政治遗嘱”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集中思考，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谈到工作重点转移时就提出：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但是怎样做到既要搞得快点，又要不重犯1958年的错误，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同年3月，邓小平还提出：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当时陈云也提出：一方面我们还很穷，另一方面要经过20年，即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一个矛盾。叶剑英也指出：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必然有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过程。这些论述表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最迫切的问题是考虑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思考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步骤问题。由此开始，邓小平逐渐形成了“三步走”的战略设想。
“三步走”战略的形成经历过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首先，对四个现代化目标进行量化思考，提出“小康”概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工作重点的转移，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已经作为政治遗嘱开始在实践中贯彻实施，但是，从当时中国的现实国情来看，在20世纪末完全实现四个现代化，即按原来的要求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是不可能的。因此，邓小平首先关心的问题是，从我国的现实情况出发思考到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标准问题。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50美元左右，科学技术水平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几十年，这样大的历史差距，又面临着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等因素的制约，因此，现代化的目标不能定得太高，时间也不能定得太短。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邓小平主张对现代化的目标进行调整，把现代化的标准放低一些。1979年10月4日，在与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时，邓小平指出：“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他通过算账指出了我们的目标：“一九七七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为八千七百多美元，占世界第五位。第一位是科威特，一万一千多美元。第二位是瑞士，一万美元。第三位是瑞典，九千四百多美元。第四位是挪威，八千八百多美元。我们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达到人均上千美元？”“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大概不到三百美元，要提高两三倍不容易。”因此，他主张“降低原来的设想，完成低的目标。”这段话表明，在邓小平看来，到20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只能实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的低目标，不可能实现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化标准和赶超目标，并把它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思想背景，当1979年12月6日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回答客人的提问时，他把20世纪末实现的“中国式的现代化”称为“小康状态”，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二十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这是邓小平首次提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是要在20世纪末实现小康水平。
其次，在提出小康目标的基础上，形成了“两步走”战略。对于怎样实现小康目标，邓小平认为也是分步骤的。1980年1月16日，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不仅转述了他一个多月前与大平正芳会谈时讲到的关于“小康”目标的设想，向全党正式提出，并把今后20年分为前后两个10年，初步规划了分“两步走”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步骤。邓小平的这一战略构想在1981年11月召开的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得到确认：“六五”期间各方面的关系理顺了，“后劲”就会越来越大。“七五”的发展速度有希望比“六五”高，再后10年的发展速度有希望更高一些。这就是说，本世纪的最后10年，我们将很有可能开创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力争用20年的时间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的消费达到小康水平。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中，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目标以及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作为党的行动纲领正式公布。报告指出：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实现这个目标，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为了实现20年的奋斗目标，在战略部署上要分两步走：前10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10年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这是党中央全面分析了我国经济情况和发展趋势之后作出的重要决策。十二大在确定我国经济建设翻两番的总目标时，是用工农业总产值计算的。由于国际上通常使用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生产总成果，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为了便于同世界各国比较，从1985年起，我国开始正式使用国民生产总值计算。
最后，在“两步走”战略的基础上形成“三步走”战略。在“两步走”战略提出后，邓小平一方面关心和狠抓这个战略的具体落实，另一方面又在积极思考到本世纪末我国人民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以后我国经济下一步的目标。在1980年12月25日《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这篇讲话中，邓小平就曾指出：“小康”目标实现以后，还要继续前进，逐步达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1982年10月14日，邓小平说：到本世纪末20年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靠不靠得住？党的十二大说靠得住，我也相信是靠得住的。1983年3月2日，他视察江苏等地回北京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说：这次，我经江苏到浙江，再从浙江到上海，一路上看到情况很好，人们喜气洋洋，新房子盖得很多，市场物资丰富，干部信心很足。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他对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进一步充满了信心。1983年12月，他在会见杨振宁时说，根据这几年的经验，本世纪末翻两番的奋斗目标是有希望实现的。到了1984年6月，我国全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了新局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邓小平在这时确信“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这时，邓小平认为提出21世纪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他开始构想经济建设大体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同年4月18日，他在会见外宾时说，同我们的大目标相比，这几年的发展仅仅是开始，达到小康水平以后，我们还要在下世纪30年到50年内，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是年5月29日，他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谈话时提出：“我们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人均达到八百美元。”“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再发展三十年到五十年，我们就可以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显然，这时他把到20世纪末翻两番算做第一步；把在这一基础上，再发展30年到50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算做第二步。以后又多次谈到这一问题。10月6日，他在会见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中外代表谈话时，把到20世纪末实现翻两番明确称做第一步；而后再发展30年到50年，恐怕是要50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称作第二步。两步加起来正好是50年至70年。两个阶段的目标，即第一步、第二步的提法，一直沿用到1987年初。1987年2月18日，他会见加蓬总统邦戈谈话时，把第二步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改提“到下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提法的改变，说明邓小平在构想经济建设大体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时是十分谨慎的。3月8日，他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姆维尼谈话时，虽然还提两个阶段的目标，没有明确提出三步走，但已有了这个思想。他说：第一个10年，1981年至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估计不成问题，可以提前完成。第二个10年，即从1991年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从发展趋势看也是可靠的。到本世纪末，尽管我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美元到1000美元不算多，但是年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1万亿美元。有了这个基础，再争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有希望的。4月30日，他会见西班牙人民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谈话时，第一次明确提出经济建设大体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他说：“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〇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对我国70年时间内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经济发展战略的完整表述，标志着邓小平关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的成熟。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在十二大的基础上，进一步确认了邓小平关于经济发展的更为完整的“三步走”战略构想，十三大报告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十三大使邓小平“三步走”的设想成为我们全党奋斗的战略目标和步骤。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又将“三步走”战略步骤纳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标志着我们党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的日趋成熟。经过80年代以后三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努力，原定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已于1995年提前完成。1995年召开的党的十届五中全会，根据邓小平同志“三步走”发展战略和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对未来15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2000年，在我国人口将比1980年增长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下个世纪中叶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坚实的物质技术和经济体制基础。十四届五中全会的规定，比十三大确定的目标更丰富、更具体，它体现了“三步走”战略的连续性，是对邓小平“三步走”战略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三）“两步走”战略与“三步走”战略之异同
毛泽东“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步骤与邓小平“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步骤，无论是构想的理论依据、出发点及具体内容，还是实现的途径及方法，都有相同之处，但是，又由于“两步走”与“三步走”战略的提出处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面临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因此，二者又有着不少差异。
1.从形成看
毛泽东的“两步走”战略和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都是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致力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本着实事求是和按客观规律办事的原则确定的，在形成的思路上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毛泽东和邓小平分别是党中央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事业的两代领导者，在致力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这一基本思路上是完全一致的。无论是“两步走”战略的提出还是“三步走”战略的形成都体现了这一结合。这主要体现在，他们都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地分析、研究和把握中国的基本国情，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我国自己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早在建国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对当时的国情作了科学的分析，把现代性的工业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70%左右的社会生产力状况作为我国的基本国情，并指出这是中国革命时期内和革命胜利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正是由此出发，他开始了对我国现代化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的构想。随着对国情了解的继续深入，不仅形成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构想，而且形成了用15年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再用50年到100年实现现代化的“两步走”战略步骤构想。由于对国情的把握和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不仅受到国情和客观规律本身发展过程的限制，而且还受到主体自身认识水平的制约，毛泽东在制订和实施经济发展战略的过程中，也难免出现了失误，如，1957年以后，由于过高估计了主观指导作用和群众的热情，忽视了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用“大跃进”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出于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急切向往，倡导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等等，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出现了某些背离中国国情的情况。这无疑影响了他对“两步走”战略的深刻认识和贯彻实施，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准确把握国情和尊重客观规律对于战略步骤设计的重要性。
邓小平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曾参与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他深刻理解并衷心拥护毛泽东倡导的致力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本着实事求是和按客观规律办事的原则，寻求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基本思路，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作出过重要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作为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为毛泽东事业的主要推进者。他不仅继续坚持毛泽东的基本思路，而且对毛泽东背离国情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国情作出了新的判断，得出了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结论，从客观上准确地把握了中国国情，找到了制定党的一切方针政策的依据。他明确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其特点：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这些国情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认真考虑的。他还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人民的生活还相当困难。另外，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要落后两三个世纪，要消除这么大的差距，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办到的，而且现代化目标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要赶上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时间可能较长，制定发展目标不能过高。正是基于对国情的这些准确认识，邓小平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毛泽东邓小平都十分重视正确认识基本国情，强调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制定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虽然与毛泽东“两步走”战略在内容上有着较大的差异，但其基本出发点、理论依据，特别是形成的基本思路是完全一致的。邓小平认真地分析了毛泽东在探索中的经验教训，肯定了其正确方面，使其起先导作用，否定了其错误方面，并使其起到“失败为成功之母”的作用，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独特的“三步走”战略。
2.从内容看
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继承了毛泽东“两步走”战略的积极成果，但又结合新的社会实践作出了重大的发展。
邓小平“三步走”战略构想明显地吸收了毛泽东“两步走”战略的积极成果。这不仅表现在邓小平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毛泽东的“政治遗嘱”来对待，而且完全继承了毛泽东提出的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要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两步走”战略和“三步走”战略的一致性，不仅表现在二者都把尽快发展国民经济、摆脱我国贫穷落后的困境，尽快地赶超世界发达国家、位居世界前列作为基本目标，而且二者对于实现四个现代化实践进程的估计上也是基本接近的，邓小平设想到下个世纪中叶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毛泽东则预计用100年时间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在内容上比毛泽东的“两步走”战略更具体、更系统、更现实、更科学，体现了对“两步走”战略的重大发展。这表现在：一是把现代化看成一个动态的概念，认为在我国实现现代化要有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过程。正是根据这种认识，邓小平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论断，并指出在小康实现以后还要继续前进，逐步达到更高级程度的现代化。这是“三步走”战略的一个重要认识论根据。二是规定了实现现代化的三个阶段目标，以使发展目标与阶段相一致，可以避免盲目推进，随意跨越阶段提出过高的目标。三是在每一阶段上都制定了与国情国力相应的发展速度，如实现小康目标，国民生产总值在20年内翻两番，年均递增7.2%，速度较为可观，而从前10年实际年均递增9%的速度来看，又是完全能够做到的。四是发展目标量化，使目标更加具体、明确，可以有效防止实施中的急于求成。量化可使发展的推进及时与目标相对照，限制发展的规模和速度的过分膨胀，保持发展的稳步、协调、持续。五是将现代化的实现期限和实现水平确定得现实可靠。邓小平指出：“不能把目标定得不切实际，也不能把时间定得太短。”他将“超英赶美”、“走在世界前列”降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且是“基本上”实现现代化。这样，调子看来虽然低了些，但依然堪称我们的“雄心壮志”，而且还是切实可行的。六是把满足人民需要的程度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主要内容和落脚点。“三步走”战略提出了“温饱”、“小康”和“富裕”三个标志着不同生活水平的目标序列，改变了过去那种只着眼于生产产值和几种主要产品产量为目标的偏向，具体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性质和目的。这就使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息息相关，使广大人民群众更直接、更具体地看到发展带来的实惠、利益，从而人人关心发展，积极参与发展，努力支持发展，使发展目标成为维系全国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的红线。七是引用国际通用单位表示发展目标，便于与国外比较。系统论认为，一个系统只有在与它系统不断进行信息交流时，才会发展进步。中国只有在与国外发展的不断比较中，才会发现我们的落后、停滞，产生危机意识和压力感，并使压力化为发展的强大动力；或者，在比较中看到我们的进步，增强我们的信心，鼓舞和激励我们继续前进。但是过去由于所用衡量单位不一致，无法与他国进行横向比较。邓小平率先倡导使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一衡量单位，实现了与国际接轨。目标单位与国际接轨，是面向世界的具体体现，它反映了敢于睁眼看世界，敢于直面国外发展的挑战，体现出我们的雄心壮志；同时，也便于在与国外发展的横向比较中，不断强化发展意识。
3.从实施上看
由于国际国内形势和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毛泽东尽管提出了“两步走”战略，但在实践中并没有很好地贯彻实施，邓小平则把“三步走”战略作为始终关注的中心问题；毛泽东的“两步走”战略笼统地提出了发展目标，对于发展战略的其他因素尽管有所提及，但无系统的考虑，而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则不仅仅具有了发展目标，在战略措施上也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基本思路。
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以及毛泽东主观认识上的某些原因，导致他对发展战略的认识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尽管“两步走”的发展战略从50年代中期即已萌芽，但由于对经济和政治形势估计的失误，以及“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运动的影响，这一战略从未得到比较系统的表述，直到60年代中期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地表述出来，而且在随后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使“两步走”战略的实施受到严重干扰。“三步走”战略是邓小平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现代化建设已经成为国人关心的主题。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十二大提出、十三大进一步完善概括为“三步走”的战略以后，对于如何坚持和实现这一战略，始终是邓小平关注的中心问题。邓小平在1984年3月说：这几年一直摆在我们脑子里的问题是，我们提出的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能不能实现，会不会落空？1990年3月又说：经济能不能避免滑坡，翻两番能不能实现，是个大问题。使我们真正睡不着觉的，恐怕长期是这个问题。邓小平在我国经历了1986年底和1987年初处理学生闹事、1988年9月开始治理整顿、1989年6月政治风波等每次风浪以后，都坚定不移地主张要坚持按照我们原定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继续前进。在1989年9月4日，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商谈他的退休时间和方式的谈话中，仍然关注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他说：“到本世纪末翻两番有没有可能？我希望活到那个时候，看到翻两番实现。三步走的关键在第二步，第二步为第三步打基础。要搞几个大项目，表示我们的信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1992年初的南巡谈话，邓小平为实现战略目标又提出要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力争经济发展上新台阶，并嘱咐大家为实现下世纪中叶的战略目标而埋头苦干。他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紧要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呀！邓小平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毛泽东的“两步走”战略仅仅是比较笼统地提了出来，尽管对于如何实施这两步他有一些思考，但不很系统。邓小平则在借鉴几十年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每一步要实现的战略目标所必需的发展速度、方法、目的等都作出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观点，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突出重点，带动经济全面发展；从大局出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抓住机遇，加快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讲求质量和效益，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等等。实践证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这些大政策，对于保证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起了巨大的作用。
概言之，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步骤设计的问题上，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两代伟人的探索，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系。没有毛泽东探索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就不会有邓小平的探索，更不会取得显著成果；没有邓小平的继续探索，毛泽东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也不能进行到底。任何将二者简单并列或者将二者绝对割裂开来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