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是名人，龚自珍的儿子，应该也算得上是个名人，因为圆明园是他引领英法联军去烧的。
龚自珍，又名定庵，是清代文学史上的一个亮点，他是一位有思想、有才华的爱国诗人，在他的诗篇中，往往表现出忧国忧民的强烈意识。但他的儿子，不但不爱国，而且卖国，当时，就被人视为汉奸，后人读近代史者，知道这个名父之子的行径，无不以败类视之。
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化为灰烬，固然是英法帝国主义的罪恶，但他为向导，为高参，为狗头军师，出这恶主意、坏点子，是不能饶恕的。历史的这一页，就永远留下这个败类的名字，遗臭万年。
如果龚自珍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冬烘先生，也许不至于被株及。然而，他是诗坛翘楚，他是文学精英，他的《已亥杂诗》家喻户晓，有口皆碑。这样，他就不得不吃他儿子的“挂落”——看你生出来的这个祸国殃民的狗东西——幸而他儿子干这事的时候，他已死去，如果活着，别人指着他的鼻子这样损他，他也只能没脾气。
正如清人赵翼所言，名父之子多败德，这虽然不是必然规律，但名父不幸而有逆子，而不能辞其咎，也就不能怪罪他人的苛责。所以，如今谈到这位诗人，就不能不令人想起他的不肖子，只要谈“火烧圆明园”，就不能不谈引英法联军烧毁一代名园的龚半伦。龚自珍当然不能为这个丧心病狂的汉奸负任何责任，但他的这个混账儿子，给他一世声名抹了黑，确是事实。这一点，不仅是名父，即使非名父，也是应该引以为戒的。
“定庵子孝拱，晚号半伦，半伦者，无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而尚劈一妾，故曰半伦云。半伦少好学，天资绝人，顾性冷僻而寡言语，好为狭邪游。中年益寥落，至以卖书为活。英人威妥玛方立招贤馆于上海，与之语，大悦之，旅沪西人均呼为龚先生而不名，月致百金以为修脯。庚申之役，英以师船入京，焚圆明园，半伦实与同往。橙单骑先入，取金玉重器而归。”（《清朝野史大观》卷一）
凡是提到“火烧圆明园”，就会涉及这个败类，而只要谈到此人，无不从龚自珍开始写起。儿女作恶，父母受谴，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在一则《名父之子多败德》的读史心得中，举了很多这样的例子。
房玄龄和杜如晦都是唐代的名臣，治国有方，政声卓著，为人所钦敬。而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杜如晦的儿子杜荷，最后是以谋反的罪名被杀了头。狄仁杰在武则天执政时，以坚持正义，抗拒邪恶，著称于世，可他的儿子狄景晖，为魏州地方官员，很不争气，贪婪搜刮，酷暴无比；被欺压的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迁怒于狄仁杰，将其生祠也给砸了。
宋璟也是一代名相，无人不知他正直磊落的名声，但他的儿子宋浑等行为不检，浪荡无行，成为社会渣滓，为人所不齿。李泌，在唐朝，历仕四帝，谨慎自爱，刚正不阿，称得上高风亮节的贤相，可他的儿子李繁，却堕落为奸相裴延龄的一个内应外合的死党。陆贽弹劾这个无耻的佞臣，让李繁起草奏书，再由陆贽亲笔改定；这小子将全文默记在心，然后通报裴延龄，使其得以先下手为强。
所以，赵翼叹息：“此皆名父之子，而败德坠其家声，不可解也。”
“还是在唐代，那个上官仪，更是死憾不尽。他是被武则天杀死的，想不到他的孙女上官婉儿，却成为武则天作恶的左膀右臂。据《新唐书》初，武后得志，遂牵制帝，专威福，帝不能堪。又引道士行厌胜，中人王伏胜发之。帝因大怒，将废为庶人，召仪与议，仪曰：‘皇后专恣，海内失望，宜废之以顺人心。’帝使草诏。左右奔告后，后自早诉，帝乃悔，又恐后怨恚，乃曰：‘上官仪教我。’后由是深恶仪。”
这个怕老婆的皇帝，也够德行的，一推六二五，自己躲清净去了。
武则天可不是善碴儿，老公可以饶恕，背后出主意的家伙，绝不放过。不久，使人出首告密上官，借这个碴儿，大开杀戒，凡上官家的男人，都杀无赦，凡上官家的女人，都没入宫里作奴婢。刀架在脖子上时的上官仪，想不到那时在襁褓中的上官婉儿，后来，长大成人，忘了国恨家仇，先附武后作恶，后助韦后为逆，成为彻头彻尾的败类。
掉了脑袋的上官仪，死不瞑目；同样，不幸暴卒的龚自珍，更恨的未必是那鸩死他的情敌，而或许是他那无可救药的人渣儿子——借帝国主义之手，将圆明园夷为平地，而且毁于他早就预言过的来者不善的“英夷”——即使在九泉之下，他那热血沸腾的志士之心，也是无法平静得下来的。
“他曾著文指出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他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于英国这个殖民主义大国的野心，看得最为清晰。当林则徐到广东禁烟，他不但赋诗壮行，鼓舞士气，还出谋划策，多所建言。他哪里想到，他的儿子偏偏当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头子巴夏礼的谋主。
谋主的说法，出自章炳麟的《检论》，但也有人说，他在上海，也已经没落得无以为生的状态，是靠洋人每月数百大洋，吃花酒，逛窑子。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所以焚掠圆明园者，因有龚半伦为引导。半伦名橙，字珍子，为人好大言，放荡不羁，窘于京师，辗转至上海，为英领事纪室。及英兵北犯，龚为向导曰：‘清之精华在圆明园。’及京师陷，故英法兵直趋圆明园。”（《圆明园残毁考》）
引狼入室，还沆瀣作恶，这是中国有汉奸以来，恐怕最为十恶不赦的一个了。
咸丰十年八月癸亥之谕里，有这样一段话，也足以佐证龚半伦为敌前驱的罪不可逭：“该夷去国万里，原为流通货物而来，全由刁恶汉奸，百端唆使，以致如此决裂。”逃到热河承德的奕在诏谕里出现“汉奸唆使”之词，当有所指，绝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有头有脸之辈，自然是冲着龚自珍这样有大名声的人而言，若他地下有知，将何以堪？
名父之子多败德，败到龚半伦这种程度者，是很鲜见的。但名人之子多不肖，却是常见。所以，大树底下好乘凉的子弟，以先人的名声作为生财有道的本钱，以前代的光荣化作讨价还价的资源，以上辈的功勋充当无恶不作的庇护，以家族的荣誉干出为非作歹勾当者，不也时常可见于报纸屏幕，而使人想起《三字经》里“子不教，父之过”那句话吗？
因此，龚自珍及其子的这段故事，也许有一些值得深思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