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情相悦，遂而有欲，情与欲共生，乃是男女两性天然的相交法则。明代中后期，商业繁荣刺激娱乐业兴盛，享乐主义盛行，声色放纵，“娼妓布满天下”，文人狎妓成为时尚，男风盛行，翰林风月。与之相应的是，形形色色的情色文化在社会上泛滥，房中术、春宫画流行，性病也随着娼妓业的发达四处传播，淫风肆虐，建构出一个畸形的情欲世界。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也产生了大批折射市井情色文化的小说戏剧，其中不仅有被后人誉为“第一奇书”的《金瓶梅》，还有大量以描写男女性爱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淫秽小说。凡此种种，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规范和“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传统，无不有着巨大的背离，而这也成为明中后期社会文化中的一种独特现象，折射出两性关系中某种具有颠覆传统意义的转向。
明初以降，统治者以理学教义作为治国治民之风，宣扬的是男子坐怀不乱的道德操行、女子贞节谨行的闺范约束。这种禁欲主义的传统在明中叶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对性的节制、压抑与不可言说，转变为一种纵欲、性开放的社会风尚，通过不同的途径宣泄着对性爱的或正常或畸形的欲求。
1.房中术
房中术泛指中国古代性科学，是中国古代性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非常悠久，影响的范围也很广，从宫廷到民间，很多人都对此深感兴趣，甚至趋之若鹜。
明代皇帝中，有不少喜欢收集“房中秘术”，而有些佞臣就投其所好，向皇帝进献“媚药”和“秘戏之术”，其实就是春药和男女床笫之欢的技巧，并因此获得晋升之阶。如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士人无赖》中记载，明宪宗成化年间，大学士万安与宪宗宠幸的万贵妃内外勾结，大坏朝纲。而万安蛊惑宪宗的一个方法就是向其进献“媚药”，据说万安曾年老阳痿，因得到门生御史倪贤的秘方，“洗之复起”，遂将此药进献给宪宗，另有被罢官的都御史李实、给事中张善皆献房中秘方，并因而受到宪宗的嘉奖而复官。
到了世宗嘉靖年间，佞臣“献药进媚”的情况就更加严重了。世宗本就醉心于“长生不老”的道教之术，笃信符水、丹药之类“神物”，对于源自道家学说的房中术自然是深信不疑，如痴如狂。他不上朝、不祭宗庙、不见大臣，却经常召见那些向他进献春药和房中术的佞臣，其中最有名的是陶仲文，他因为向世宗进献春药和房中术大为得宠，甚至还得到了世称贤明的宰相张居正的信任，一时红得发紫，这也引得许多方士、道士、官吏争先恐后向世宗进献房中术，借此邀宠，诸如“太极衣”“百花仙酒”“甘露”之类，名目众多。
这些秘方的原料大多分为两种，一种是红铅，竟是用少女的月经制成，明代医书《摄生众妙方》中就记载了这种秘方，即用无病的少女初次月经之经血制成，这是极品；第二、三次月经的经血则为中品，第四、五次的为下品，但也还能用。取得红铅后，还要经过许多繁琐的工序，制成许多小药丸，一年服用二三次，或三五年又服二三次，立刻气力焕发，精神矍铄。另一种原料是秋石，即从童男尿液中提炼出来的一种物质，也是做成药丸，时人认为其有长生、壮阳之功效。据现代医学观点来看，这些药方的特点都是性热，以此催发阳气，可能有刺激男性生理欲望的功效。但是长期服用这些房中春药和运用房中术，势必对身体不利。有一个名叫谭纶的官员，位至兵部尚书，他就从陶仲文那里学到了一些房中秘术和媚药，他依样行之，感觉颇为有效，就长期服用这些秘方，还将此方献给了宰相张居正，并因此获得高官。谭纶服用此药长达二十年，最后身体极为虚弱，临终前还嘱咐张居正，告诫他要慎用此药。
上行下效，皇帝、官员们对房中术的热衷也对民间百姓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荷兰学者高罗佩对中国古代性文化的研究中，曾列举了一部写作于嘉靖年间，大约是公元1550年前后的家训残本，来说明明代普通百姓对于房中术的兴趣和推崇。据高氏的推测，这部家训的作者可能是一位没有受过专门的文学训练的地主或富商，他在这部家训中对他的男性子孙谆谆教导了许多关于男女房事的经验和秘术，颇为有趣，摘录如下：
妻妾日劳，督米盐细务、首饰粉妆、弦素牙牌以外，所乐止有房事欢心。是以世有贤主，务达其理，每御妻妾，必候彼快。
街东有人，少壮魁岸，而妻妾晨夕横争不顺也。街西黄发伛偻一叟，妻妾自竭以奉之，何也？此谙房中微旨，而彼不知也。
从第一条家训来看，作者强调女人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里度过的，生活过于单调，操持家务之余，唯一的消遣是梳妆打扮、弹琴或者玩玩棋牌等游戏。这位主人说，房事对于女人们来说，可以算是最开心的事情了，所以贤明的男子，若能通晓这番道理，就应该在性生活中令女性感到愉悦快乐。这种说法在当时可谓相当大胆，表达出来的意识是男女两性在性生活中享有同样的权力，甚至男性还要尽可能满足女性，让女性享受房事之乐，这样的观念非常具有现代性。
第二条家训说的道理很简单，即对大多数女人来说，男性在性生活中的能力和技巧，要比他的年龄和外貌更重要，年轻魁梧的汉子，若是在房事中不能令妻妾感到满足和愉悦，他们的妻妾就变得喜欢争吵和难以管教。这说明家训作者对房中术在男女两性关系中的重要性有非常清晰的认知。
在礼教规范甚严的明代社会中，各种传世文献里都很少见到这样的一些观点和表述，却在这部家训中得以见到。而家训是家中长辈写给自己子孙的人生经验，尤其是像这种非文人名士的家训，一般只给作者自家人观看和借鉴，所以在这种文献中出现这样的表述，可能恰恰说明关于两性情欲的这样一些观念在民间老百姓的生活现实中还是存在的，甚至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
在晚明社会中，还流传着一部非常有名的专论房中术的性学书籍《素女妙论》，此书摘录了《素女经》《洞玄子》等古代道教房中书的文字，经改写而连缀成篇，很多地方都加入了编者自己的观点。全书以皇帝和素女的对话方式写成，行文晓畅，并无道家炼丹之类的内容，是一部颇具实用性的性学书籍。高罗佩认为这部书是明代房中术论著中保存最完整、内容最不空泛的。书中表达了很多关于两性关系及性科学的观点，颇为符合现代科学的原则，也表达出某种男女平等的进步思想。比如书中提到了一些房事禁忌，即在“大饥”“大饱”“大醉”“神劳力疲”“忧愁悲恐”“女子经中”等时候都不可有男女交合之事，很有科学道理；又比如，书中《大伦篇》专论夫妻人伦如何契合，说到夫妻二人不仅要有性生活的和谐，还要有精神上的和谐，即夫妻要互爱。书中借素女之口说，女子不能觉察体谅丈夫的心意，丈夫不能理解宽慰妻子的性情，都是不应该的；更为有趣的是，该书还专设《大小长短篇》，就男性生殖器的外观对两性关系的影响做了入情入理的论述：
帝问曰：“郎中有大小长短硬软之不同，而取交接快美之道，亦不同乎？”素女答曰：“赋形不同，大小长短异形者，外观也；取交接快美者，内情也。先以爱敬系之，以真情按之，何论大小长短哉？”
这一段论述，强调男性生殖器的大小只是“外观”，而男女双方的感情才是“内情”，两性交合的愉悦来自双方的“爱敬”之情，而非外观的“大小长短”。《素女妙论》中的这些观点在以前专论房中术的书籍中都很少见到，反映出当时人们在两性关系上出现的某些新观念。
2.春宫画
春宫画，又称“春画”“秘戏图”，是描绘男女两性缠绵亲昵甚至房中之欢的绘画作品。一般认为，春宫画起源于西汉景帝之子惠王刘越的后裔刘海阳，他将男女交合之状绘于其世袭的封邑广川郡（今河北省枣强县东）宫室的屋顶上，还召来诸父姐妹饮酒作乐，仰观春画。汉代以后，历朝历代皆有描绘两性交欢的春宫画流传，据说，元朝著名的大书法家赵孟頫也画过春宫画，还颇为有名。在明末的情色小说《肉蒲团》第三回中，男主人公未央生就在画铺买过一套传为赵孟頫所画的春宫画，当然，此画未必是赵孟頫的真迹，未央生也是小说中虚构的人物，而此情节也是虚构的。但是，作者描写这一情节，说明当时人知道春宫画中有赵孟頫的作品，而且还比较有名，画铺中也能买到赵孟頫春宫画的印刷品。
春宫画发展及流行的鼎盛期在明中叶以后。明代许多画家工于春画，其中首推唐寅和仇英。
唐寅即风流才子唐伯虎，他生性放荡不羁，因仕途命舛，后放弃仕途，遍游名山大川，致力于绘画，尤其以绘仕女见长，以卖画为生。他画春宫画，也正是他风流不羁性格的表现，与他的生活情趣有很大关系。据说，明代有一套非常有名的春宫画《风流绝畅图》就出自唐寅的手笔，这幅画册共有二十四幅图，大概出版于17世纪初。画中描绘的男女身体和姿态都很细致精美，其中第二十幅图，画的是“云散雨收”，即床笫之欢结束后的情景，还附有诗，其中有“云收巫峡中，雨收香闺里”，“轻盈倦体不胜衣，杏子单衫懒自提，春山低翠悄窥郎，朦胧犹自忆佳期”等有着强烈性暗示意味的诗句。
与唐寅可相媲美的还有仇英。他亦以卖画为生，画春宫画也十分有名。他既画全身着衣的恋人，也画裸体相交的男女。与唐寅善画丰腴、健壮、圆脸的女性不同，仇英喜欢绘画修长、苗条、鹅蛋脸的美女，穿长而曳地的衣裙，画面追求精细华美。据说，在一轴明代春宫画卷的卷首中，曾经说到仇英画过一套名为“十荣”的春宫画，所谓“十荣”，就是指十种不同的性交姿势，可惜的是，这些画并没有流传下来。
唐寅和仇英的春宫画为当时和后世的很多画家提供了很好的范本，所以晚明画家仿唐、仇而作的春宫画大量增加，也出现了许多无名氏绘制的春宫画，其中既有工笔精细，描绘男女两情相悦、恩爱旖旎的亲昵场景的精良佳作，只绘其情，意趣雅致；也有些春宫画笔法粗涩鄙亵，尽绘男女性爱场景，以挑逗观者的感官刺激为主要目的，流于诲淫。
明代的春宫画所绘毕竟是男女私密之事，不能大幅装帧悬挂在厅堂上，只能在私下把玩欣赏。所以春宫画通常都装裱成横幅手卷，观看时需持画卷者缓缓展开，方能一睹真容。每卷的幅数不一，每幅画的后面往往还附有配合图画情景的艳诗。艳情小说《金瓶梅》第十三回末尾简短描述了小说主人公西门庆的一件春宫画卷，据说是从宫里散出的，其中就介绍这种画卷的装帧非常讲究，“镶花绫裱”，还描了金。
明后期出现了大量绘制春宫画的画家，就是因为这一时期春宫画在社会上非常流行，产生了春宫画的市场需求。当时，不仅内宫、官僚豪绅之家喜欢收藏这些春宫画，民间坊肆中也十分流行印刷销售春宫画，这是明代的春宫画与前朝不一样的地方。由于流行广，需求量大，有些出版商又在印刷上下工夫，其技巧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高罗佩经过研究，发现晚明时出现了印刷质量最好的春宫画册，采用的是套色翻印技术，使用了五种颜色，大概印刷于1606年至1624年间。这些画代表了套色春宫画的全盛期，但是它只流行了约二十年的时间，1644年清朝建立后，这种高质量的春宫画印刷品就极少见到了。
春宫画的流行还可以从诗词、民歌、小说等文学作品的记载中得到验证。
明代中后期有两个文人，一个名叫闵正中，一个叫曾汝鲁，他们二人曾合作完成过三卷本的《美人诗》，其中就有好几首题名为《阅秘戏图》的诗作，所讲皆为观看春宫画后激情澎湃的感受，如“个中别有销魂处，只怕丹青未解描”，“流苏帐底许多春，谁令丹青传入神”等等。
明代的民歌中也有表现春宫画在民间大为流行的情形，冯梦龙就收录了这样的一首民歌：
姐儿房里眼摩矬，偶然看着子介本春画了满身酥。个样出套风流家数侪有来奴肚里，那得我郎来依样做介个活春图。
从民歌的唱词来看，当时春宫画确实非常流行，甚至连民间百姓之家的普通女子也有机会看到这些春画，看后还春心荡漾地想与意中人依照画中情景尝试房中性事，做个“活春图”出来。
而夫妻二人观看春宫画，以激发情欲，共享房事之欢的事情在明代中后期的很多艳情小说中都有表现。如前面说到的《肉蒲团》中的男主人公未央生，去画铺买来据说是赵孟頫绘制的春宫画，就是为了拿回去跟自己的妻子玉香一起看，然后激发玉香的情欲；《金瓶梅》第十三回中也讲到男主人公西门庆拿出春宫画给潘金莲看，还说要点着灯看，模仿画上的男女行事，而金莲从头至尾看了一遍，甚是喜欢，不肯放手，并收进箱子里，说要每天早晚看着耍。当然，这些小说本就是过分渲染男女性爱的情色小说，其中描绘的场景不能代表社会之常态，但是这些小说中都出现了购买、观摩春宫画的情节，还是可以说明此时春宫画在社会上的流行。
明朝中后期的春宫画还传入到日本和朝鲜，对他们的性文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明朝的春宫画册一经出版，很快就会流传到日本。据高罗佩的研究，在日本的元禄年间（1688-1703），日本的出版商热心研究和复制了很多明朝的春宫画册。日本的浮世绘也深受明代春宫画的影响，浮世绘是日本最为著名的一种绘画艺术形式，被誉为日本“浮世绘鼻祖”的大师菱川师宣（1618-1694）的《绘本风流绝畅图》就是在看到明代的春宫画《风流绝畅图》后加以模刻的，他出版了全本《风流绝畅图》的日文改写本。甚至在晚期浮世绘的版画中，在人物细节的技术手法上仍可见到中国春宫画册的影响。
3.“花柳病”
中国民间一般将各种性病统称为“花柳病”，而其中又以俗称的“杨梅疮”为最重，即今人所说的“梅毒”。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在唐代甚至比唐代更早时期的一些医术文献中就已经出现过关于性病的记载，但从所记载的症状来看，都是比较轻微的性病，如淋病，或者是男女生殖器官典型部位的慢性溃疡、尿道狭窄之类。虽然在当时，这些小病还没有被认为是通过性交途径传染的，但是唐代的医生已经开始意识到，正是堕落的乱交助长了这些疾病的传播。
而梅毒则是非常重症的性病，在中国传统的医学典籍中，又被称为“恶疾”“广疮”“杨梅疮”“霉疮”“棉花疮”“砂仁疮”等。按照医师俞辨在《续医说》中的说法，该病始发于弘治年间，从广东开始传播，当地人称为“广疮”，因为形似，又称为“杨梅疮”。该书出版于嘉靖二十三年（1545），据学者考证，这就是关于杨梅疮出现及其流行的最早记载。
至于这种疾病是怎样传到中国来的，现在还没有非常明确的答案。据医学史专家多年的研究，梅毒这种性病最早起源于美洲，后来由哥伦布船队带回欧洲，形成大规模传播的可怕性病。多数人认为，这种性病是通过洋人来华，尤其与葡萄牙人到达广东相关。16世纪初，日本也出现过梅毒病例的早期记载，当地人甚至称这种病为葡萄牙病。而也有人认为，既然孝宗弘治年间就出现了梅毒的相关记载，那么就跟葡萄牙人的东来无关了，因为当时他们还没有到过中国。因此，也有学者推测，这可能是经由印度、东南亚为中介传入我国的。
不管其发源为何，至少到弘治、正德年间，梅毒这种性病开始流行。据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的记载，在弘治、正德之间，杨梅疮盛行，而这种病在古代医书上都不见有记载，是在这一时期始发于广东地区。他推测该病流行的原因是广东地区气候湿热，男女淫猥，故引发毒疮，互相传染。
梅毒在广东流行后，又逐渐扩散到江南地区。李诩在《戒庵老人漫笔》卷八中专门讲到治疗广疮之事，其中就说到在明中后期的南直隶江阴县，已经出现了一种民间称为“广疮”的性病，传染者既有男性，也有女性。到崇祯年间，著名医师陈司成完成了我国现存最早的论述梅毒的专著《霉疮秘录》，他在书中记载非常丰富，如梅毒主要通过嫖娼途径传播及夫妻间传染，临床表现为多种形态，肯定有遗传性等，与19世纪初国外梅毒学专家研究的结果几乎完全一致。陈司成在该书的“自叙”和“总说上”两篇中，都讲到有不少人因为到杭州“狎邪青楼”而染上该疾，而这种恶疾大多是在“公子王孙”或“膏粱弟子”中流传，主要是因为他们流连于烟花柳巷中。说明至明末时，梅毒已经在江南地区的妓院中大肆传播。
据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张履祥的记载，明末浙江嘉兴府一带，有两位爱好游冶和风流成性的公子，同时传染上了一种“恶疾”，从症状来看，就是梅毒患者。他们“下体糜烂，不能起”，甚至须眉尽落。他们患病前，曾与“仆妇通”，又“买妓为妾”，可见，正是性生活上的淫乱才导致了患病。
在明代出现了很多医学家，他们在各自流传于世的医学典籍中讨论梅毒的病症和治疗方法，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批关于治疗梅毒的医学研究实践。如韩懋的《韩氏医通》、薛己的《外科心法》、李梴的《医学入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等，还出现了梅毒研究专著《霉疮秘录》，这些医学家和医学论著都对梅毒的症状和治疗进行讨论，说明明代梅毒在社会上的流传，这跟明中叶以后娼妓业的兴盛以及房中术、春宫画流行而刮起的淫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