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江南经济繁荣，文化兴盛，聚集着全国最有才情最为风流的士子文人，也处处密布着怡红艳冶、莺歌燕舞的青楼。其中，尤以江南古都南京为甚，古称“金陵”的南京城，在明初时曾是明代的京城，后来明成祖迁都北京，但是南京仍然作为“留都”，其地位高于一般的大都市。就在这“都会之地”“靡丽之乡”中，孕育生长了一处闻名遐迩的青楼之最——十里秦淮。十里秦淮指流经南京城中的一段内秦淮河的两岸，在明代是南京风光最优美的繁华之区。明末清初戏剧家孔尚任在其写实性戏剧《桃花扇》卷一中这样描写秦淮河一带的风月景观：
梨花似雪草如烟，
春在秦淮两岸边。
一带妆楼临水盖，
家家分影照婵娟。
好一幅春色迷人的景象，秦淮河岸边杨柳青青，梨花盛开，林立的青楼中名妓佳丽临水而居。到了夜间更是风月无边，灯火竞相辉映，河面上灯船、画舫往来不断，灯影桨声交织。两岸的青楼中，只见红粉佳人“团扇轻纨，缓鬓倾髻，软媚着人”，争妍斗艳、朝歌暮弦，香艳之气沁人心脾，入其中者，魂梦皆为之所牵，情难自已。这一切都让秦淮河看起来分外妖娆。
自明中期以后，就在这烟花风月之秦淮河畔，出现了诸多“以花为貌，以玉为骨”，而又才情卓绝、气节高尚并名扬天下的名妓，其中尤以“秦淮八艳”最为闻名。这“八艳”分别是卞玉京、寇白门、顾媚、董小宛、柳如是、李香君、陈圆圆、马守真，这八位生活于晚明至清初的青楼名妓，她们的光彩使得许多士子名流钦佩仰慕。这些名妓的出现是明代中晚期非常独特的社会现象，而她们不管是容貌气质、言谈风度，还是审美情趣、文化修养、艺术造诣，乃至品行情操与政治气节，都可谓是中国古代青楼女子之冠。
从容貌气质来说，晚明的秦淮名妓，大多天生丽质、聪明灵慧，加上艺术修养的熏陶和空灵士风的洗礼，使得她们无论是在衣着装扮、举止风貌上，还是在屋内摆设、居住环境上，都一改前代名妓讲究粉艳香腻、豪华奢靡的俗气，脱离喧嚣与热烈，追求一种清幽雅致、淡丽精洁的品位，表现出高雅脱俗的气韵，留给后人深刻的印象。
可以秦淮名妓董小宛为例，时人形容她“面晕浅春”“神韵天然”，身材纤弱，气质如烟，寒淡清雅。余怀在《板桥杂记》中曾描写董小宛生性喜爱闲静，看见幽林远涧，片石孤云，则恋恋不忍离去；见到男女杂坐于厅堂，歌吹喧哗，便心厌色沮，甚是不喜。而董小宛的居室也是淡洁精雅，不摆设精美奢靡的家具，撤去一切繁华之物，远离尘嚣，仅“小筑河滨，竹篱茅舍”，屋内摆设只有书帙、瑶琴，宛然一位山中隐士。董小宛后来嫁给晚明江南才子名士冒襄为妾，夫妻恩爱，但是小宛年不过三十而终。据冒襄在《影梅庵忆语》中的回忆，董小宛嫁给他后，生活仍是崇尚俭朴，从不买珠宝饰品和华美服饰，对于钱财也看得甚轻，最喜菊花，因其性淡雅高傲，这也是董小宛气质性情与审美情趣的象征吧。值得注意的是，清初，世祖顺治皇帝后宫佳丽中有一位董鄂贵妃，后人因“董鄂”译音，乃影射董小宛有入清宫之事。清史学家孟森专考其误，力证小宛不是清世祖的董鄂妃，不可再有混淆。
晚明名妓在其狭窄的生存空间中，为求得到更多的生存资本，不断历练自己，提升自身的艺术修养和文学造诣。同时，也由于士人狎妓之风的兴盛，使得娼妓行业形成了一个对文化型妓女的市场需求，这促使娼家妓馆在妓女年幼的时候就开始对她们进行高水平的文化艺术教育，因此，晚明色艺俱佳的名妓层出不穷，尤以秦淮名妓声名远播。据史料记载，“秦淮八艳”中的各位佳人，皆是能歌善舞、精通琴棋书画、吟诗赋词的才艺双绝型名妓。如余怀在《板桥杂记》中记，寇白门能唱昆曲，善于画兰，能拈韵吟诗；卞玉京也是诗琴书画无所不能，尤擅小楷，还通文史，其绘画技艺娴熟，落笔如行云；马守真也善于绘画，尤其擅长画兰，而兰花的清幽恰好象征着这些名妓追求的高洁情怀，她的绘画作品在当时就非常有名，连朝鲜来的使臣都知道，还购买她的画扇加以收藏。
就文学和艺术才华而言，柳如是则可以称为“秦淮八艳”之首，而其人生阅历之丰富、情操气节之高尚，也可谓冠绝众艳。
柳如是为嘉兴人，生于万历末年，幼年时即聪慧好学，但由于家贫，从小就被掠卖到吴江为婢，妙龄时坠入青楼，在乱世风尘中往来于江浙金陵之间。柳如是美艳绝代，才气过人，故一时才俊奔走如流，但求一见。柳如是精通音律，长袖善舞，书画也深得后世好评，尤其负有盛名的是她的诗词文采，就连近代大学者陈寅恪也赞叹柳如是的诗品学问，说读了她的“清诗丽句，亦有瞠目结舌，不知所云者”，可见学问之精深、文采之清丽脱俗，绝对不在一般文人士子之下，让人有不让须眉之叹。
柳如是曾与晚明著名官僚、兵部侍郎兼翰林学士陈子龙情投意合，但却没有归于陈，而是在崇祯十四年（1641）二十四岁妙龄时，嫁给了年过半百的文名颇著的大官僚钱谦益。钱谦益第一次见到柳如是时，柳身着男子服，才情孤高，神情潇洒，钱为之倾倒，由此定情，后结为百年之好。钱氏娶柳如是后，宠爱有加，专为她修建了壮观华丽的“绛云楼”居住。为营建此楼，钱谦益还忍痛将一套宋版两汉书削价二百两卖给宁波谢氏，得银一千两，作为造楼之资。
风云突变，崇祯帝自缢身亡，李自成起义军和清军相继占领北京城后，明朝的残余势力在南京建立了弘光朝廷，史称南明，柳如是支持钱谦益当了南明的礼部尚书。不久，清军南下，弘光朝败亡，柳如是劝钱与其一起投水殉节，钱沉思无语，最后终不能决。柳如是自己奋身跳入池塘，欲自沉，结果被救，殉节未果。可见柳如是性情坚毅、气节刚直，全然不在钱谦益这个三尺男儿之下，反倒要令钱氏郝颜才是。钱谦益降清到北京任职后，柳氏留在南京不去。可能也是由于受柳氏影响，钱谦益半年后便称病辞归。柳如是还一直鼓励他继续抗清，钱暮年不甚得意，常恨恨地说着“要死，要死”。柳如是就会正色训斥他说，当年没有死于国破之时，今日再死，太晚了。柳如是的崇高气节也甚被时人和后世所称道，当时人就称其为“女中丈夫”。
柳如是的理财能力也非常强，据说钱谦益的钱财，一般都由柳经理，所以钱谦益族中的人都怀疑柳有私蓄。钱死后，钱氏族人聚众，欲向柳氏索要其房产，柳氏安慰众人后，竟入内室用缕帛结项自缢而亡。众人方散去，钱氏房产基业也幸而得存。性情刚烈至此，一代传奇才女就这样结束了一生。
除了柳如是，秦淮八艳的多位名妓都经历了明清易代的社会动荡，而在乱世流离之苦中还兼受情伤之痛，遭到自己深爱的人的背弃，但她们仍保持刚毅坚韧的性情，侠义爽直，为时人所称道和感慨。
色艺双绝的寇白门于崇祯末年嫁给了声势显赫的保国公朱国弼，她非常喜爱朱国弼的斯文有礼，温柔亲切。但实际上，朱国弼并不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他风流薄情，在迎娶寇白门之后不过数月的时间，便感到厌倦，将寇氏丢到一边，依旧流连于青楼柳巷之间。明亡后，清军南下，朱国弼投降了清朝，不久就全家迁入京师，后来却得不到清廷的信任，被软禁起来。朱氏欲将连寇白门在内的所有姬妾婢女一起卖掉，白门对朱国弼说，若卖了她，所得不过数百两银子，若能放她南归金陵，必将在一月之内以万两银子回报。朱思忖后遂答允，寇白门短衣匹马带着婢女返归金陵，在青楼姐妹的帮助下筹集了万两银子将朱国弼救赎出来。这时朱国弼想重圆好梦，但被寇氏拒绝，她说：“当年你用银子赎我脱籍，如今我也用银子将你赎回，两不相欠，当可了结。”寇白门以德报怨，救助朱国弼之义举，得到时人的赞许，称寇氏为“女侠”。
当然，讲到明清易代，还不得不提到秦淮名妓陈圆圆。这位绝色佳人被晚明位高权重的武将吴三桂纳为爱妾，当时吴三桂出守山海关，抵挡清军势力的南下。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进北京城，崇祯自缢身亡，明亡。留在北京城中的吴三桂父亲投降了起义军，吴三桂也答应投降李自成，这时却突闻陈圆圆被李的部下所占，于是勃然大怒，遂投降了清军，与农民军开战，清军与农民军双方的形势遂由此大变，最终农民起义军失去了唾手可得的天下，这就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冲冠一怒为红颜”之由来。后世将吴三桂的降清都归因于陈圆圆的被掠遭污，其中虽然难免有夸大的成分，又因各种戏剧小说的渲染和演绎，使得这一历史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但是，不管是历史真实，还是添加了想象成分的传说，一个青楼女子与明清易代的重大历史转折和政治事件紧密结合起来，甚至成为一个关键人物，都说明了晚明青楼名妓在王朝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巨大影响力。
名妓文化可以说是晚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与晚明社会风气的转变、政治混乱、文人士子狎妓成风的社会现状相伴而生的。
正是由于自万历朝以降政治上混乱失序，导致了许多文人士子在政治道路上失意，遂醉心于私人的生活空间，各种开放的风气——享受、娱乐、逾制、个性解放等乘虚而入，波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这些士子仕途渺茫，却个个风情浪漫、个性张扬，于是在晚明社会便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名士群体。开放的社会风气、娱乐文化的刺激和名士群体的出现，使得一大批名妓在这时应运而生。她们与当时的文士名流相互酬和、交往、激荡，创造出绚丽多彩的名妓文化，盛极一时。她们的色、艺、情在历代妓女群体中都是少见的，可以说达到了历史最鼎盛的时期。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说，晚明的这些名妓，善吟咏，工书画，她们与名士交游，不仅有男女之情，还兼有师友之谊。而推其原因，“虽由于诸人天资明慧，虚心向学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之也”。
帝制时代的良家妇女，没有和男性自由接触的权力，也没有接受文学教育的必要，生活空间狭隘，见识有限，如何能够产生可观的女性诗文作者来？所以说，虽然妓女的地位卑贱，但他们比良家妇女更为自由，受到的约束更少，她们可以相当自由地与异性知识分子交往，也可以尽情地表现自己的才艺，这极大地激发了女性在文学艺术上的潜力和创造力。从这点来说，晚明妓女与士子的交往，酝酿着某种特异的女性解放的气息。而文人士子对文化名妓的钦慕和追求，也表达了对女性的容貌气质之美和艺术才华之美的双重欣赏，肯定了女子获取知识的有利性，说明“女子无才便是德”并不是传统社会所有男性对女性的审美诉求，这也隐含着男女平等的某种思想意识。
类似于秦淮名妓这样色艺俱绝的风月佳人在晚明出现如此之多，这种情况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前代虽也有才艺过人的名妓，但都是偶尔出现的零星个体，晚明在短短数十年间出现如此大量的名妓群体，她们通过与士子名流的交往，进入到社会上层和明清之际的政治变革中。到了清代，娼业虽然还是很兴盛，但其文化方面的特色却远逊于明末，娼妓行当，大体皆为皮肉生意、色相买卖了。无怪乎，有的学者将晚明名妓评价得如此之高，“名妓便是晚明文化的象征：她们的审美意趣、她们的才华、她们的美貌、她们的坚忍、她们的自裁——在在都迎合了王朝自身悲剧性的命运”。她们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也是那个时代最绚丽多彩的象征。
风月青楼中，几多沦入烟花柳巷的女子在娇笑、在嗔骂、在悲哭，其容也美，其姿也艳，其情也哀。她们身上浓缩着一个社会的精神风貌和一个王朝的历史命运。明代的青楼遍布全国各地，极盛的娼妓业背后隐藏着一个繁华而混乱的帝国，隐藏着一个法制、道德、伦理与情欲错综交织的社会秩序。不唯青楼如此，明代两性关系中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特殊的两性交往方式，即同性之间的情爱，尤其是在明代中后期，好男之风极为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