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业社会，缺乏丰富的资源和一定的资本，要实现创业是非常困难的；但今天不同了，即使缺乏资源，缺乏资本，只要拥有新观念、新思维、新创意，就有实现创业的可能。这就是知识的力量。江泽民同志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21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知识经济作为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的第三次经济浪潮，是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传播和使用为基础，以创造性的人力为依托，以高科技产业和智业为支柱的经济形态。知识作为无形的生产要素，与其他有形的生产要素结合，通过提高有形生产要素的质量和功能等方式，左右着生产要素的利用和经济发展的进程。知识经济和资源经济、资本经济结合在一起，必将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开拓出宽广的领域。
一、知识经济的概念、内涵与特征
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弗里茨·马克卢普根据美国“二战”以来至20世纪50年代末的社会生产发展和产业结构背景，提出了“知识产业”的概念。1973年，哈佛大学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概念，他定义说：“后工业社会是围绕着知识组织起来的，其目的在于进行社会管理和直到革新与变革；这反过来又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结构。”1980年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发表代表作《第三次浪潮》，提出了“超工业社会”的概念，之后他又预言：随着西方社会跨入信息时代，社会的主宰力量将由金钱转向知识。1985年，日本界屋太一出版《知识价值革命》一书，提出“知识价值社会”的概念，认为：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多样化、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和多品种小批量生产倾向的出现，就是知识价值革命发生的前兆。同年，美国政府授权成立知识科学研究所，把知识作为体系加以全面考察，研究知识对社会和经济等各方面的作用与转化过程。虽然尚未提出“知识经济”的概念，但在实际上已对知识经济的几乎所有方面作了富有成果的研究。90年代初，美国信息探索研究所在其出版的《1993～1994年鉴》中，以“知识经济：21世纪信息时代的本质”为总标题，发表了六篇论文，从六个不同方面审视了“明天信息社会”的特征和本质。1994年，C。温斯洛和W。布拉马在《未来工作：在知识经济中把知识投入生产》一书中，明确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并对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作了较完整的论述。1996年10月8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报告》中首次正式使用了“知识经济”这个概念，并将该报告的有关部分以“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经济”为题独立发表。文中对知识经济的概念作了界定：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
从OECD对知识经济的中心定义中，可以看出，知识经济的内涵至少包含三个方面：
（1）资源配置。知识经济在资源配置上以人力资本、无形资产为第一要素。对于自然资源通过知识、智力进行科学、合理、综合、集约的配置，并且通过智力资源开发富有的自然资源来创造新财富，逐步替代工业经济时代倚为命脉并已短缺的自然资源。如信息科学技术的计算机芯片来自石头，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科学技术的受控热核聚变原料来自水中的氢。因此，知识经济中对智力资源的占有比工业经济中对稀缺自然资源的占有更为重要。
（2）产业支柱。知识经济以高技术产业为第一产业支柱。高技术产业以高科技为其最重要的资源依托，并且“高科技”不是传统工业技术的简单创新。按联合国组织的分类，它主要有信息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科学技术、新材料科学技术、空间科学技术、海洋科学技术、有益于环境的高新技术和管理科学（软科学）技术。而一般的未来学家认为21世纪五大战略工程为：信息工程、生物工程、环境工程、教育工程和金融工程，这也是未来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方向。
（3）社会消费。知识经济的消费或使用，主要以高技术产品和通过信息产生的新知识为主。如在食物中，基因农作物产品的营养成分高于传统农作物；在能源中，太阳能、受控热核聚变能的能量大于煤和石油；在人们的交流中，信息网络终端多媒体的利用优于火车、汽车、飞机和电话。同时，利用知识与智力开发富有自然资源作为载体的知识财富，将大大超过由传统技术对稀缺自然资源所创造的物质财富。
知识经济是世界进入信息传递高速化、商业竞争全球化、科技发展高新化的一种新经济，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有着很大的差别。在这里，仅就知识经济与工业经济做一简单比较。
知识经济与工业经济相比有着明显的差别。这些差别决定了知识经济自有的特征。《知识经济专论》（王旭东、史朝、吴楚克，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将其概括为四个方面：
（1）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一体化。真正的生产资料不再是设施和工具，而是人的知识、技术和欣赏能力。自产业革命持续至今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分离将出现“逆转”——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一体化，这将引起经济体制、社会结构乃至国家观念的变化。
（2）知识价值成为衡量商品和服务有效性的原则。“知识价值”商品同其他一般商品和服务的根本区别是等价交换的原则将失去效用。因为“知识价值”既不会同生产成本有必然联系，也不会在生产成本上下波动，“知识价值”将根据商品和服务中所含的知识含量来决定。
（3）投资向知识和智力开发倾斜，智力密集型劳动成为企业发展的基本力量，管理有方的经理人员、管理者和技术熟练的职工受到高度重视，个人能够获取的信息和决策明显增加。
（4）企业管理高度信息化和市场化。对市场的变化做出快速的反应，生产和提供用户满意的产品和服务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它要求企业管理高度信息化和市场化。企业要在组织结构、动作方式、整体素质和个人素质等方面适应这种变化，把企业建设成“有能力比你的竞争对手学习得快”的学习型组织。
二、知识经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知识经济作为一种崭新的经济形态，其意义与200年前工业经济的出现一样深远。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类将在更短的时间内，以知识为动力，创造出比以往一切经济时代更加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1990年对信息产业的投资第一次超过对其他产业的投资为标志，美国率先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并充分展示了这种新经济的强大作用力。有学者说，美国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的出现是知识经济开始形成的标志。他的成功和兴起与别人完全不同，其产品是软盘及软盘中所包含的知识。美国总统的一位科学顾问说，现在微软公司的市场价值已大于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总和，而且近年来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5000家软件公司，它们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绝不亚于名列前茅的500家世界大公司。作为深刻改变着当今社会经济形态的现代信息技术，软件业是佼佼者，硬件业，尤其是硬件业的心脏——芯片也举足轻重。全球最大的芯片商英特尔公司总裁葛瑞夫当选为1997年度美国《时代》周刊的风云人物，就是最好的例证。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1996年7月发表的《科学与国家利益》的报告中指出：“到20世纪结束时，信息将成为世界经济系统中最重要的商品。美国创造知识的速度以及利用新知识的能力，将决定下一世纪美国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现在，回过头来看美国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10多年，其经济持续稳定的快速发展出乎人们的意料。一些舆论认为，美国经济实现了无通货膨胀的强劲增长，创造了“奇迹”。这种“奇迹”的缘由，就是以信息业为代表的知识经济推动美国经济实现了立体式的扩张。
继美国率先步入知识经济时代之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也接踵而至。其成功的实践和事实说明，最先形成的农业经济主要是取决于劳动者资源的劳动经济，工业革命以后形成的工业经济主要是取决于自然资源的资源经济和金融资源的资本经济，而正在崛起的知识经济则主要是取决于智力资源的智力经济。也就是说，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只有不断更新知识，才能持续推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其1971年发表的《各国的经济增长》一书中，对知识和经济的关系进行了论述。“要预测重大创新的长期影响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创新之间，要隔很长的和可变的时间。在这一过程中，会产生一长串的连锁影响。其一是：有用知识和科学的积累——技术创新——生产率的增长——生产结构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其他方面的变化——政治和社会结构以及信仰的变化；其二是：科学——技术创新——更多的学问——更多的科学等。当然，在这些过程中，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决定着创新被应用的广度，从而决定将会取得多少新的知识以及为了知识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又将创造哪些新的工具。”库兹涅茨对知识、科学、技术、技术创新、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论述，说明了知识对经济增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科学提供技术创新需要的“已经经过检验的知识”，技术则提供了为人类的利益而对自然进程进行转变的方法和手段。1983～1986年，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从知识的外部性、边际收益递增和新知识产出递减三个基本要素出发，提出了基于内生技术进步增长模型。这一模型由四个基本投入要素组成：以消费品单位衡量的资本，以劳动者数量衡量的劳动力，以劳动者知识积累衡量的人力资本以及技术水平指数。在保罗·罗默看来，知识积累导致技术变革，生产性投入的专业化知识积累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进而，他认为，对知识的投资具有自然的外部效应，由于知识的传播成本远低于知识的生产成本，知识也不可能完全保密，但可以无限制地线性增长。之后，美国哈佛大学的罗伯特·马罗等运用保罗·罗默的研究方法对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发现严重阻碍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不是缺乏有形资本，而是缺乏无形资本（知识）和人力资本（教育）。因此，知识的积累是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原动力，知识已经成为推动一国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强大作用力。这种作用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知识资本成为发展经济的主要资本形式，并带来了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的根本变化
上面已经谈到，就经济发展的基本生产要素来看，知识经济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比，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业经济是以土地和劳动为基础的。因此，才有了威廉·配第的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17世纪末发生的工业大革命，使经济发展的生产要素实现了拓展。在工业经济时代，除土地、劳动之外，还包括以各种具体生产要素形式表现出来的资本。于是，便有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即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资本——利息，并逐渐形成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而在知识经济的时代，一切都以知识为基础，所有财富的核心都是“知识”，所有经济行为都依赖于知识的存在。在所有创造财富的要素中，知识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其他的生产要素都必须靠知识来更新，靠知识来装备。一种新的资本形态——知识资本，已经成为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因子，成为先进社会生产力的一种突出的表现形式。
但是，知识本身并不是生产力。把知识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还需要经历一系列的过程，需要一系列的条件。如知识使用者需要对技术是否适宜于实际应用做出准确的判断，企业家要克服一系列将知识、发明用于生产实践的困难，需要对特定资本和劳动力进行大量投资或改造性投资，社会还必须产生对于特定知识、发明物化的需求，等等。因此，知识资本并非知识本身，其核心主要是指特定人才和技术的组合所拥有的创新能力和这种能力的持久性。比如，目前美国微软公司的股票市值已超过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但是，微软公司的固定资产并不值钱。值钱的是微软公司在其软件产品中所附加的人的创造力和领先的技术，即知识资本。微软股票的高市值，表明投资者看中的不是它的固定资产，而是其人才和技术；投资者投资的是知识资本，是未来的创造力。这说明在知识经济中，战略性的经济资源已不再是传统的金融资本，而是知识，是智力。
由于资本形式的转变，在现代的市场竞争中，无论是国与国，还是地区与地区、企业与企业之间，知识资本的竞争力将处于核心地位。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根本原因在于其知识竞争力处于绝对的优势。英国罗伯特—哈金斯智囊公司曾以“知识竞争力”作为排名标准，进行了一项有关各国知识经济水平的调查。此调查将世界每个国家划分为若干个地区，针对这些地区的知识经济水平进行排位，结果美国名列第一。在前50个知识基础最强的地区中，45个地处美国境内。第一为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地区，它是高技术制造公司3M的所在地。第二为旧金山硅谷地区。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排名第22位，是美国以外排名最高的地区。伦敦在这项调查中名列第50名，在全英国占据最高位置。德国最好的地区汉堡只排在第62位。日本东京是亚太地区排名最高的地区，位居第54位。美国境内区域知识竞争力强主要体现在企业研究开发的高投入、教育的高投入和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
资本形式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引起了价值观念的根本变化。因科技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周期越来越短，灵活多变、适应性强、个性化的生产成为经营者追求的目标，生产上出现了一种产品数量越来越多但每种产品规模则越来越小的倾向。企业的赢利不在于量的生产，而在于产品的“知识含量”，并由此而激发的市场需求。例如，美国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发明了一种基因芯片，只有指甲大小，但一次可以扫描上万个基因。又如，一个小小的芯片可以存放两年《人民日报》的信息量，一张光盘可以存储一部大百科全书的内容，利用信息高速公路一秒钟可以把两年《人民日报》的信息全部传输完。类似这些高知识附加的产品，成为企业和消费者追逐的目标。
（二）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重大转变
知识可以低成本地不断复制的现实，加快了许多产业的技术扩散，缩短了产业的寿命，由此不断导致产业结构的转变，使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并在GDP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1992年美国信息产业占GDP的比重为27%，1996年为33%，1997年上升到40%，1998年就已经接近50%。从全球经济的进程来看，以知识和信息为资源、以人才和创新能力为动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只用10年时间就完成了第三产业50年、工业300年、农业3000年才完成的革命，实现了迅猛的扩张。微电子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技术、海洋科学技术、网络信息技术这些高科技群及其产业，已如潮水般涌起，势不可挡。知识经济不但创造了新的工业群，而且还扩散到传统的工农业，使得工农业的经济水平不断提升，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如美国是一个知识经济和工业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其农业也非常发达，美国仅有2%的农业人口，但每个农业人口可以养活148个人。他们靠什么种田？靠知识种田。随着新知识、新技术越来越多地进入生产领域，第二产业的知识含量、科技含量迅速增长，往往会带来第二产业价值的爆炸性增长，知识含量高的工业品价格大幅度提升。在中国香港，内地产的一套56件瓷器售价是420元港币，而日本制造的一套56件瓷器售价却是5000元港币。原因何在？除成本之外，最关键的是知识附加值。以信息业、服务业、商业、金融业和文化娱乐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由于知识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在很短时间内呈现出迅猛增长、迅猛扩张的趋势，并成为创造高附加值的行业。美国快餐几乎一夜之间风靡全球，国际旅游50年间也已由默默无闻的高雅行业迅猛成长为全球三大产业（汽车、石油、旅游）之一。
从就业结构来看，一是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大大高于物质生产部门的就业人数，这也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普遍现象。二是脑力劳动者人数高于体力劳动者人数。有统计数字显示，美国的白领阶层占劳动力的59%，蓝领阶层仅占29%。而从社会结构来看，由于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速度加快，在发达国家不论是白领还是蓝领，都需要不断更新知识与技能，否则就有失业的危险。这样不但要求劳动者的教育程度不断提高，而且教育与培训已呈现终身化的趋势，为最终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创造了条件。
（三）经济周期出现明显变化
知识与土地、劳动、资本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知识具有可以低成本不断复制和报酬递增的性质，这种性质使得知识经济从根本上超越了资源依赖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约束，使得经济衰退期缩短，波动幅度减缓，在较长时期内实现较稳定的增长成为可能。在此仍以美国为例。美国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战后第九次衰退以来，曾连续增长了100多个月。2001年第二季度开始出现负增长，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经济出现明显的衰退，但时隔不久，美国经济已出现了恢复性的增长。这固然同美国政府的努力分不开，美国国内经济政策一方面是鼓励竞争以促进创新；另一方面是通过货币政策进行市场调控，使经济尽量避免大起大落。但更为重要的，恐怕还是知识经济本身的特性减弱了经济周期。美国政府通过信息网络技术对经济与金融状况进行量化监控，及时提出预警，研究对策，以减少经济波动的负面影响，虽然这并不可能消灭经济周期，但有可能弱化经济周期的影响。在这方面，还有待于经济学家的进一步研究。
（四）经济发展可持续化的进程加快
知识经济是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传统工业技术发明的指导思想是单一地、尽可能地利用自然资源，以获得最大利润，而不考虑或极少考虑环境效益、生态效益；并且传统工业是确立在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环境容量用之不竭的基础上，甚至以向自然掠夺为目的。而知识经济则产生在多种自然资源近乎耗竭、环境危机日益加剧的时代，它把科学与技术融为一体，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科学的全面认识。由于微电子、信息、计算机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大大降低了生产过程中的物耗、能耗。在传统的工业经济中，GDP的增长是与能源、原材料的消耗同步增长的；而在知识经济中，GDP保持持续增长的同时，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原材料都是下降的。如，知识用于节约能源，各种减少石油消耗的措施应运而生。结果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石油需求占世界产出的比重为7%，而目前仅为1.5%。因此，知识经济的出现，标志着以物质资源的高消耗为基础的传统工业经济的衰落，开辟了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纪元，人类文明将由此而走向全新的领域。
三、中国发展知识经济的战略选择
中国距离知识经济到底有多远？
中国如何跨入知识经济的门槛？
有专家指出，发展知识经济必须具有工业经济充分发展、社会知识化水平较高、知识和技术创新能力较强的必要条件。具体来说，一是知识经济是工业经济高度发展后的一个更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一个国家大约要达到人均GDP 5000美元或更多一些，才有知识经济自发萌芽的条件；二是发展知识经济必须以较高的社会知识化水平为基础，通过对硅谷知识经济萌芽时美国的情况所做的分析表明，受高等教育的有关人员不低于30%，这大概是知识经济对社会知识化水平的最低要求；三是发展知识经济很重要的一条是自身必须有相对强大的知识和技术创新能力，有可实行产业化的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项目，同时也要有对引进高技术产业项目的吸收和创新能力。
因此，不管从经济发展条件，还是社会知识化水平和创新能力来说，作为知识经济的起始条件，我国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是，知识经济已经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迎接知识经济的巨大挑战，是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肩负的历史责任。正如胡鞍钢在《中国战略构想》一书中所言：“21世纪是人类不断创造、积累、传播和应用知识的世纪，也是世界发展极不平衡的世纪。富国与穷国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正以惊人的速度拉大，而这一差距拉大的实质是知识差距正以更惊人的速度扩大（世界银行，1998）。那些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差距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都是先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知识差距。作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应当把知识发展战略作为21世纪最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那么，中国如何发展知识经济呢？必须既在战略上重视，也要在战术上重视。因此，对于我们来讲，发展知识经济，就有战略举措和战术手段之分。
什么是战略举措？就是现在所做的事情是为全局着想，为将来着想。可以肯定，在当前或短时间内，我国除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外，是不可能全面进入知识经济的。但是，为了实现中国经济全面进入知识经济这个目标，必须有战略性的举措。这种战略举措就是“科教兴国”，“建设创新型国家”。
（一）构建知识创新体系，增强利用新知识的能力
为什么要构建知识创新体系呢？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是知识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另一方面，中国在科技创新上与发达国家还存在明显的差距，这是我们发展知识经济的基本国情。这种差距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知识创新能力的差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1998年世界科学报告》统计了按出版物衡量的科学成果。1995年中国以出版物衡量的科学成果仅占世界总数的1.6%，而发达国家总计占到了93.1%。我国科学论文不仅占世界总数的比重十分低，而且各个学科的分布也不合理，基础生物学、医学、应用生物学等较为薄弱。二是技术创新能力的差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选择了两家最大和最国际化的专利系统——美国和欧洲的专利系统作为分析的基础，经比较，1995年中国在欧洲申请的专利数占世界总量的0.1%，而发达国家占到99.5%；中国在美国申请的专利数占世界总量的0.2%，而发达国家同样占到99.5%。同时，中国的技术创新来源也从以本国人为主转向以外国人为主。1990年外国人在华申请发明专利4305项，占全国总数的42.5%；到1999年，外国人申请的专利数就达到21098项，占全国总数的57.5%。三是研究与开发支出占GDP比重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1998年世界科学报告》统计，世界平均值为1.4%，其中北美地区为2.5%，日本和新兴工业国家为2.3%，西欧国家为2.8%，大洋洲国家为2.5%，中国仅为0.5%。四是科技投入产出效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95年，根据研究与开发的成果占世界总量比重与研究开发支出占世界总量比重之比，中国SCI投入产出效率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中国欧洲专利投入产出效率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中国美国专利投入产出效率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总之，“我国既不是世界知识创新大国，也不是世界技术创新大国，无论是SCI论文数还是专利数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不仅大大低于我国人口占世界总数的比重（21.3%），而且也明显低于我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10%）”。因此，构建由知识创新、知识传播和知识应用的各组织构成的创新体系，不能不说是我国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战略举措和当务之急。
1999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技术创新大会，江泽民同志在会上指出：“可以预料，21世纪科技创新将进一步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科技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合将更加紧密。新的科学发明和技术发明，特别是高科技的不断创新及其产业化，将对全球的竞争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对世界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产生更加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社会产业结构、生产工具、劳动者素质等生产力要素和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都将发生新的革命性变化。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估计和认识。”这次会议召开后，我国开始实施多项科技、教育计划和工程，如“技术创新工程”、“211工程”、“973计划”等，为建设我国的国家创新体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党的十六大之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科学分析我国基本国情，全面判断我国战略需求，作出了推进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决策。建设创新型国家，就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要求，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就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就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使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能力显著增强，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取得一批在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科学技术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笔者认为，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必须抓住几个关键性的问题。
一要确立知识创新的先导地位。知识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基础，是新技术和新发明的源泉，是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通过知识创新，寻求新发现，探索新规律，创立新学说，创造新方法，积累新知识，建设一批国际著名的知识创新基地，培养和造就大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力争使我国的知识创新能力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是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首要任务。
二要确立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必须明确，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能不能把新知识、新技术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企业是核心和关键。长期以来，由于体制上的原因，我国企业在创新中主体缺位的状况，造成了我国创新乏力的现实。主要表现为两点：首先是科研人员和企业脱节。在现实中，一方面企业急需高素质的研究开发人员和工程师，而另一方面大量的科技人员又积压在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之中。这样，企业缺乏创新所必需的人力资源，科技人员却因科研成果转化渠道不畅而缺乏创新动力，从而大大影响了我国的创新实力。其次是企业对科技的投入乏力。发达国家研究与开发支出占GDP比重较高的原因之一，是非政府（主要是企业和私人基金会）研究与开发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在1/2以上。其中，日本这一比重达到3/4，美国这一比重也在3/5以上。而我国这一比重仅有1/5，企业尚未成为研究与开发投资的主体。因此，构建我国国家创新体系，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真正确立企业的主体地位。要大力推进企业和科研机构改革，加强科研院所同企业的联合、协作与集成，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开发、技术创新、科技投入和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要优化国家的宏观管理和调控功能，建立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府促进企业创新模式。要积极建立企业创新社会化服务体系，帮助企业提高市场预测和快速反应能力，形成推进企业创新的社会支持系统。
三要确立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柱地位。知识经济时代是以数字化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直接导致的结果。高技术产业是知识经济的第一支柱。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近年来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真正达到大规模生产水平的新兴产业为数并不多。要实现高技术产业的腾飞，战略上必须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有所不为，具有两层意思：首先是要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支持一些已具备相当生产能力并有能力与外资抗衡的产品。其次是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我国涌现出来的一大批中小型的高技术企业经过自然淘汰和筛选，最终形成可与国际企业相抗争的实体。有所为，就是国家对于那些关系到国民经济战略发展的产业及产品应缜密研究、舍得投资、花大力气来发展，还应有一定的政策倾斜，适度保护和支持其发展。
四要确立社会环境创新的基础地位。主要包括硬、软两个环境。硬环境是指知识基础设施。过去所谓的基础设施大概包括三方面内容：交通的基础设施、动力和能源的基础设施、通信的基础设施。这三种基础设施都是与工业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的。现在国家知识基础设施的建设也要上升到社会发展的中心，就是要建立将科研、高校、企业与知识机构和广大劳动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网络。在这个网络中，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是知识生产、扩散和应用的载体，知识机构（包括企业、学校、研究院所和中介服务）是知识生产、扩散和运用的主体，专业学会和其他正式或非正式的网络、非政府组织及其他民间社团组织组成的知识网络是渠道。通过这个社会网络，建立学习型的社会，改变教育和知识的交换，使更多的人参与知识网络学习，促进各方面知识的转移和信息的转移，实现信息和知识的共享。关于软环境，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营造人人都抓第一生产力的社会氛围。第二，继续深化科研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知识创新的激励机制。第三，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不能仅仅停留在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和法制环境上，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出知识的价值。
（二）推进教育创新，全面提高人的素质
知识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产生、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而知识从产生到使用，人的作用是十分关键的。在当代欧美国家，人们把教育程度和人才培养作为整个社会进步的标志，正是在这种氛围下，知识经济首先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并迅速发展。而在我国，知识经济的出现和影响，似乎不完全是经济发展本身带来的，也不完全是全民知识需求和教育提高的表现，更多的是一种政府行为。因为，在我国目前的教育和人才制度下，培养出的人才与知识经济起步、发展的需要很不适应。因此，目前我国发展知识经济遇到的最大障碍，不是资金问题，也不是环境问题，主要是人的素质问题。全面提高人的素质，这是我国面对知识经济挑战的必然需要和客观选择。
一要全面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和教育创新。1998年，我国开始制订并实施《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旨在把中国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极大提高劳动者素质，造就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这是一项宏大的战略工程。到2010年，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大大提高高等教育入学率，建立起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和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包括农村文化技术培训、企业教育、高等学校继续教育和“职前——在职——离岗”再培训等多个系统的完整的社会成员终身学习体系。
二要在全社会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树立独立自主的经济意识。跟上知识经济的步伐，要求知识分子成为时代的主人。但是，由于受漫长的封建社会、漫长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影响，特别是儒家文化“学而优则仕”传统观念的制约，长期形成了中国教育目标脱离生产力发展需求、人才同经济发展脱节的局面。用市场经济的观点看，就是人才资源的不合理配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贯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变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与经济的结合是时代变革的终极原因，那么知识分子投身到经济发展中也是时代的要求。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国人口素质将有一个很大的提高。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部分当然要流向大城市、大企业、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攀登新的知识高峰；但重要的是多数人应该到基层去，到中小企业去，从学徒工开始，接受实践的锻炼，增长经验，提升素质，积累资本，在较短的时间内成为中小企业的创业者和新一代的带头人。只有涌现出千百万新一代中小企业创业者，即王选讲的，成为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和成为有市场意识的科学家，中国才意味着全面进入了知识经济。
（三）千方百计创立风险投资，加快知识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提升知识向知识经济转变的能力
应该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将知识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其前景越来越好。但在实践中，并非一件易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将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都很困难，关键是知识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当然，少数是成功的。这一方面，台湾企业富士康集团和清华大学的合作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大家知道，富士康集团总裁郭台铭既是一个有世界眼光的企业家，又是一个有科技头脑的战略家。在大刀阔斧发展“代加工”产业的同时，郭台铭十分注重新材料的开发，因而对纳米技术非常关注。清华大学物理研究院多年来已形成以中科院院士范守善为核心的技术团队，但经费不足。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富士康与清华大学一拍即合，由富士康投资3亿元人民币与清华合作成立了“清华——富士康纳米科技研究中心”，以范守善院士为核心的纳米技术开发团队如虎添翼，相继研发出一系列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纳米技术，而纳米技术的开发成功又为富士康产业的材料更新换代为纳米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所以，尽管中国资本市场近年发展很快，但其并不是成熟的、完善的，非常重要的就是缺少风险投资。大家非常盼望的“创业权”就是千呼万唤出不来。风险投资是一种市场化的融资手段。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陆续建立了一些具有风险投资性质的基金或公司，但应该认识到，风险投资活动在我国还处于萌芽状态。只有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风险投资机构或风险基金，并同证券市场相联系，才能广泛吸引并利用社会可能动员的资金，促进知识的创新及利用。
（四）按经济规律办事，抓住机遇，创造条件，重点发展
毫无疑问，知识经济已经扑面而来。这个历史性的机遇不会等到我们完全具备发展条件的。怎么办？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在战术选择上，就是要在具备优势的局部地区，把握知识经济的一般规律和趋势，率先发展区域知识经济、行业知识经济，进而逐渐延伸到全国范围内，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知识经济发展模式。像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是有条件考虑发展知识经济的，全国53个高新技术开发区是可以成为知识经济兴起过程中的先进者和探索者的。北京的中关村是知识资源高度密集的地区，集聚了众多优秀人才，拥有雄厚的科研开发力量和基础设备设施条件，20多年来以知识为基础的产品、企业、产业得到了巨大发展。1999年技工贸总收入超过1亿元的科技企业有50个，最大的三个科技企业总收入之和达300亿元，园区内6690家高新技术企业总收入共864亿元。科技和经济的结合，使中关村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一并高速增长，悄然出现了知识经济发展的雏形。2004年，园区实现销售收入3692亿元，占北京市GDP的比重为1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