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泰森申请来中国进行拳击比赛，我们会欢迎他吗？”
对于这个假设的问题，几位青年朋友的回答如下：
“请都请不来！咱这儿没有他的对手，也没人掏那千百万美元的出场费。”
“要是进行‘美国拳击对中国功夫’那样的散打，就有对手了。不过，一千元一张门票，恐怕还是卖不出去。没人干这赔本买卖。”
“不一定赔本儿。就看怎么操作啦。使劲炒新闻，多拉广告，卖播映权，报纸、电视都能赚大钱。泰森胳膊上刺着毛泽东的头像，我看他对中国是友好的，冲这一条，体委、拳协、武协、统战部，也会出一笔钱吧？至于门票，可以拉开档次，大款贵宾买高价的，拳迷武迷买一般的，反正中国人口多，卖几万张票并不难，要是能够争取有关部门特批，把门票跟彩票合二为一，铁赚钱！”
“异想天开……不过，刘罗锅、小燕子能赚几千万，泰森怎么就不能？”
这也算个小小的调查吧。很可惜，焦点集中在钱上。并没有哪一位提到泰森是强奸犯，是动辄打人、咬人、骂人的劣迹斑斑的家伙，对这种道德败坏的流氓拳王，我们应该拒绝他入境。
事实上，泰森去英国参加拳击比赛了。英国法律规定，像他这样有前科、并被判刑12个月以上的人，是不能获得入境签证的。然而，英国拳协已经卖出两万多张门票，如果取消比赛，经济损失惨重，于是，由某位大臣批准，作为特殊情况，允许入境。报纸上说，经济利益又一次战胜了法律和道德。泰森在伦敦像个阴阳人那样过着两种日子，一方面，他像过街老鼠一样受到谴责和抗议，女权组织说他是恶棍，要求驱逐出境。他在白天不敢露面，深夜到公园跑步热身，也被管理人员认定是违规而加以驱逐。为了讨好，他对记者说自己喜欢住在伦敦，当地官员立刻声明：你泰森只能到曼彻斯特参加一场拳击，比赛之后立即滚蛋，想在伦敦定居，没门儿！另一方面，他还拥有许多崇拜者，当他到黑人区去访问时，成百上千的拳迷涌上街头欢呼他们的“英雄偶像”。这使人感到，伦敦是一座有着两副面孔的城市。
那么，对于马拉多纳，我们会欢迎他访华吗？平心而论，我这个球迷，曾经非常喜欢他，只要电视播放有他出场的球赛，哪怕半夜起床也要看。我们中国作协的前任领导马拉沁夫也是球迷，半夜看球时，还说马拉多纳是他兄弟呢。遥想当年，这位足球天才率队来华比赛时，不巧我去外地了，否则，豁出一个月工资也要买票观战。可惜后来他吸毒的丑闻不断，使用兴奋剂，还拿气枪打记者……那天才的形象就被他自己毁掉了。“球星”与“吸毒犯”这两种形象，在我心目中是无法调和、不能共存的。目前马拉多纳在古巴戒毒。他为什么在阿根廷戒不了毒呢？据说国内的环境太宽松，许多球迷（包括官员）仍然把他看做“英雄”，怜悯“天才”，一再宽容“吸毒罪犯马拉多纳”。是与非的界限完全弄模糊了。这对马拉多纳本人没有丝毫好处，他反反复复地吸毒，心脏严重受损，上下飞机都用担架抬着，还谈什么“球星”和“天才”呢！混淆是非界限，对广大球迷和社会道德观念也十分有害。我想，作为决心悔过自新的病人，他要换个环境，到古巴或者中国来进行戒毒治疗，出于人道主义，是可以接受的。作为“明星”和“天才”，则不予接待，因为那些光环已不复存在。我们切不可给青年、给社会造成错觉，好像“吸毒犯”与“明星”可以共存于一身。不！那将后患无穷。
前几年，我国也出现过类似的事情。青年诗人顾诚在新西兰砍死妻子之后自杀。国内报刊居然登载赞美文章，夸他“像一位真正的诗人那样死去”，怀念他“天才的诗句”，甚至他尚未出版的作品也成了抢手货，他杀人的“隐私”和“婚外恋情”也成了热炒热卖的新闻。幸亏还有不少对读者对社会负责的智者仁人，发表文章严加批驳：不准为杀人犯唱挽歌！杀人犯就是杀人犯。要是给一个凶残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家伙披上“天才”和“诗”的外衣，那还有没有法律的尊严？讲不讲做人的道德和社会公德？要不要诗的真善美呢？
上述三位，强奸，吸毒，杀人，都属于极端的例子。然而，对于如此明显的犯罪行为，也有一些人视而不见，还要用“天才”、“明星”的外衣予以伪装，岂不是社会价值观的混乱吗？
也有不那么尖锐的故事。改革开放之初，有位美籍华人经理，带着他的洋人秘书，来到北京一家涉外宾馆，门卫很有礼貌地把大鼻子蓝眼睛的秘书请进去，却把黄皮肤黑头发的经理拒之门外。诸如此类的尴尬事并不少见，连北京的友谊商店都不准中国顾客进去购物嘛。这在当年被称为“认人不认钱”，司局级以上的干部才有资格乘坐软卧车厢，买飞机票要县团级以上的介绍信，否则，有空座位也不卖给你。我到广州、深圳出差，那里的宾馆有钱就能住，友谊商店谁都能进，回来我还写过一篇文章，说“认钱不认人”是一种进步。呀呀，真没想到，几年之后到处都变得“认钱不认人”了。为了赚钱，坑蒙拐骗，假烟假酒假药假种子，明知犯法，害死了人还要接茬干。我去广西某县采访，县太爷在酒桌上公开说，“本县不造原子弹！”言下之意，什么假货都敢造。还让我这个老资格的烟民品尝他们仿制的“红塔山”，“要是抽不出真假来，就送你一箱。”他还大言不惭地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我让这个县富裕起来了。就算将来蹲了监狱，乡镇企业的老板们也会排着大队给我送酒喝。”
是非标准让狗吃了！不是真有在监狱里为犯人做寿的怪事嘛。我采访过天津监狱，据说有些刑满释放的犯人出狱时，大门口的小轿车排成行，有卡迪拉克高级轿车，还有放鞭炮的。我到海南采访时，有些企业家至今还说某某被撤职的干部是“清官”，“他大量走私汽车，可是没往自己腰包里揣一分钱，他是为了发展海南的经济呀！”由此可见，广西那位县太爷也有“抱负”，而且坦白得可爱。须知，这种明目张胆的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正是企业制售伪劣产品和污染环境的帮凶和后台。仅仅因为他个人“没往腰包里揣钱”，就成了“清官”吗？对社会上这些奇谈怪论绝不可轻视，它正在搞乱人们的思想，混淆是非界限。
拜金主义无孔不入，同样影响着我们文艺界的价值观。譬如，票房收入多的电影，收视率高的电视剧，武侠、言情和描写个人隐私的畅销书，就一定是好作品吗？多，从来就不等于好。这个简单的道理谁都明白。但若把“多”跟“钱”连接起来——多赚钱，好不好呢？恐怕这个简单的道理又弄不明白了。你若天女散花般地多多散发信封（甭打听里面装什么），记者先生、小姐就会为你包装、炒作，连评论家也情愿把“多”说成“好”吧？
有些小报不厌其烦地宣传“追星族”、“发烧友”，目的无非就是多卖报，多赚钱，可是也助长了社会的浮躁心理，把这些“族”和“友”捧得更加精神空虚。为了“追星”，瞻仰“青春偶像”，成群的年轻人不是深夜还等在香格里拉饭店门外“发烧”吗？不是有的女学生用卖血的钱买鲜花，为了向“天王歌星”献爱心吗？你就是骂她贱骨头也没用。报刊文章正在吹捧“青春躁动”呢。
这20来年，经济建设突飞猛进，是大好事。但在商品大潮和拜金主义的冲击下，人文精神贬值，也是应该警惕的信号。精神文明建设，也需要联系社会上的是非观、价值观，让众人来评判和认清这花花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