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民间传说，青年农民弓也长懂鸟语，他能跟鸟儿对话，跟鸟儿交朋友，互相帮助。弓也长告诉鸟儿，猎人明天进山，鸟儿就飞出山林。弓也长不孝顺母亲，鸟儿就在他窗前唱歌：弓也长，弓也长，娶了媳妇忘了娘！使他悔悟。这故事虽然很美，但它只是个传说。事实上，倒是有些鸟儿会学人说话，譬如鹦鹉、八哥。而人学鸟语者，毕竟少见。
有趣的是近几年，某些北京人、北方人，原本说得好好的北京话、普通话，忽然不说了，而去学港台影星那种嗲声嗲气儿的腔调——邓友梅给这种假装大舌头的语言起名为“鸟语”。而听到“鸟语”时，准能使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拙文写到此处，必须来个声明：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许多广东人、福建人，尽管努力学习普通话，但仍然夹杂着乡音，一时改不彻底，形成了“南腔北调”，这种情况无可厚非，还应表扬他们学习普通话的积极性哩。敝人绝无讽刺他们的意思。同时也为邓友梅申明，他讽刺的“鸟语”，专指某些扔掉好听易懂的北京话、普通话，故意假装大舌头，刻意模仿嗲声嗲气儿的北京人、北方人。
普通话以北方话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为什么？
以北方话为基础，是因为北方语系覆盖着我国华北、东北、西北和川、黔、滇、桂北的大部分地区，讲北方话的人口比例最大，而且语音平实易懂。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是因为北京话咬字真切，平、上、去、入，四声分明。
这都是历史形成的事实。“南征北战”，“买卖东西”，说的是我国历史上南北战争较多，东部与西部的交往则主要是贸易，所以把商品叫做东西。不论战争还是贸易，它都会带来人口的交流和方言的融合，逐渐形成一种彼此都听得懂的语言。
北京地区三千多年前已经出现城镇文明。八百年前建辽、金陪都时，还不具备全国性影响，充其量管辖“半壁江山”。自从七百年前建立元大都以来，除了很短的时间以外，它一直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因此，北京话也就具有“官话”的性质——必须把自己造就成一种大家都容易听得懂的、听得真切的语言。
最近的一千年间，北京地区发生过6次大规模的人口交流和方言的融合：辽金时代东北少数民族进关，南下；蒙族南下，入主中原；明朝由南京迁都北京；满族南下，入主中原；国民革命军北伐；新中国定都北京。除了这些大规模的人口交流和方言的融合，平时，即使在交通不便的封建时代，也有许多人从全国各地进京赶考、经商、谋官、议事，京城也经常派出钦差大臣、文官武将，乃至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巡抚视察。所有这些活动都要求人们共同创造一种语汇丰富、语音真切、清晰易懂的“官话”，这就是北京话、民国时期将北京话定为国语。今天的香港、台湾仍然把北京话叫做国语。新中国成立后，在大陆推广普通话，又进一步克服了北京话的若干缺点，譬如过多的卷舌音和儿字腔。
语言是社会生活中人们互相表达思想、交流感情运用得最普遍也是最重要的工具。北京话，普通话，就是全国人民经过千百年的锤炼共同创造的这种工具。它克服了许多方言的缺陷，譬如上海话的一二不分，天津话的永容不分，湖北话的刘牛不分，东北话的吃雌不分，陕西话的我鹅不分，广东话的王黄不分……北京人绝对不必说“我姓三横王，不是姓草头黄”，那多费劲哪！
优美的语言也是一个国家文化水平的标志。北京话出自侯宝林大师之口，就是艺术。北京话出自大文豪曹雪芹和老舍的笔下，就是文学、人学。他们都是我国的语言大师。
语言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干部、幽默、摩托、奥林匹克、打的……许多舶来语或经过改造的舶来语不断进入我们的北京话和普通话，但它总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更加丰富我们的语汇。而那种故意学大舌头、学“鸟语”的人，除了使别人起鸡皮疙瘩之外，其心理状态也实在可悲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