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果处处稻米香，
云锦白棉织满江。
刻学渊博医师祖，
钱庄银行事业强。
苏吴地区丰富的物产，为苏商最初的商业活动提供了交易对象。花果业是洞庭商人最初经营的主要行当。洞庭两山是花果之乡，而附近的苏州又是有名的消费型商业城市。每天一早，洞庭两山从事花果买卖的商人便挑花担果到苏州赶集。早期的花果贸易成为这些小商人进行商业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渠道。当他们积累了一些资本，便经营起投资较大的丝绸、棉布、大米等行业，并以乡缘为系成帮结伙地到外地去开拓商业市场，而明清十大地域性商帮之一的洞庭商帮就这样诞生了。苏帮商人在商业经营中，将丝绸、棉布、粮食作为其经营的主导行业，同时还兼营刻书业、钱庄业等特色行业，营造了主业与多元经营并存的经营新格局。
1.花果业
洞庭两山以气候宜人而著称。由于当地土质疏松肥沃，特别适合花果生长，因此那里四季花果不断。邓尉梅花、光福桂花均是花中佳品。两山有名的水果有杨梅、枇杷、银杏、梨、橘五种。洞庭的枇杷个大皮黄，有“黄金丸”的美誉，而尤以白沙与红沙这两个品种为珍品。洞庭橘早在唐代就被列为贡品。橘子的经济收入很高，栽一株橘树少者可卖千钱，多者可卖万钱。岛中的居民，不论贫富，均大量栽种橘树，多者可达千株。橘中精品“料红”色泽鲜艳耐贮运，被称为“洞庭红”。洞庭的真柑更是“芳香超胜，为天下第一”。王鏊在《洞庭两山赋》中称洞庭橘“兴贩南北，远近鬻售，所谓干头木奴，可埒封君之富”。可见当时吴地花果业已经有了相当大的经营规模。
2.丝绸业
我国太湖流域是全国有名的蚕丝盛产区。苏州府、湖州府、嘉兴府的桑地面积非常广，因此这三地的丝织业最为发达。苏州府的盛泽镇是当时江南最大的丝织品交易市场。元末明初的江南巨贾沈万三，当年就是在盛泽镇建立了南胜坊、北胜坊，从事丝绸贸易活动而敛得巨财的。从现存的两座栈房看，当时沈万三的丝绸生意应该是有相当规模的。盛泽、黄溪镇也是重要的丝织品集散中心。在这些市镇从事丝绸交易与贩运外销业务的商人中，苏商所占比例颇大，其中又以洞庭商居多。如康熙年间，沈氏家族的沈元宰、沈虞台就是主要靠经营丝绸而发家的。
3.棉纺织业
与丝绸业相比，苏商经营棉布业的规模与人数远比丝绸业要大要多。当时太湖流域的棉纺织业十分发达，经营棉布业的市镇主要有苏州的南翔、周庄、璜泾、唐市等和松江的朱泾、枫泾、七宝、黄渡等。苏州与松江所产棉布畅销全国，号称“衣被天下”，形成了以苏州为中心，遍布江南地区甚至全国的繁荣的棉布交易网络。每到生产旺季，各地巨商蜂拥而至，交易十分活跃。苏商中大布商辈出，成为颇具实力的经营棉布业的集团。如东山翁少山就是以在北方经营棉布业而闻名，以至于“非翁少山布勿衣勿被”，被呼为“翁百万”。东山席氏左源、右源两兄弟以山西清源为大本营，经营江南的梭布与荆襄的土靛，规模惊人：“布帛衣履天下，名闻京师、齐鲁、江淮”。当时，苏商、徽商、山陕商几乎垄断了明清时期全国的棉布市场，而苏商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利优势，常常在棉布商战中占上风。
4.粮食业
虽然历史上曾有过“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但在明清时期，情况却截然相反，成了“苏湖靠天下方能足。”，太湖流域的粮食不仅不能自给自足，反而要靠湘鄂等地区供应大量的粮食。发生这一巨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当时江南人口激增，政府又对江南一带实行重赋政策，迫使民众改粮食作物而种收入较高的经济作物，因而大大减少了粮食种植面积，造成了粮食不能自给的局面。总之，明中叶后，苏州地区逐渐成为重要的粮食集散中心，大量粮食通过长江航道从湘鄂川广一带输入，除了用于本地消费外，大部分粮食以此为中转站，再通过京杭大运河等水陆通道运销到北方广大地区与浙闽缺粮区。每年的粮食运销量都高达数百万乃至上千万石。因而粮食业也就成为苏商在长江沿线地区经营的主要行业，洞庭西山的邓氏与孙氏家族就是有名的大粮商。太湖流域较具规模的粮食交易市镇有苏州枫桥、平望、同里、南翔、罗店等，其中尤以苏州城西南郊的枫桥米业市场最为庞大。总之，苏商总能在多变的社会环境中，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抓住一切商机，在众多商帮中独占鳌头。
5.医药业
吴地自古以来名医辈出，这为医药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明清以来，吴地的一些药店陆续开业并逐渐成为享誉海内外的百年老店。其中以“雷允上”与“王鸿翥”两家药店最负盛名。“雷允上”的创办人为雷大升，字允上，号南山，自幼爱好医学，成年后又四处拜名医为师，学得了高超医术。清雍正十二年（1734）他在苏州城老阊门内开设了雷允上诵芬堂老药铺，除了配制中药外，还制售自己发明的六神丸、行军散、玉枢丹、辟瘟丹等多种特效中成药，畅销国内及东南亚、日本等地。1779年雷大升去世后，其子雷秋涛子承父业，嘉庆十一年（1806）他又将店传给梦熊、梦麟、梦鹏、梦骏四子共同经营。咸丰十年（1860），在庚申战乱中，雷氏族人到上海避难。同治二年（1863）在上海南市兴圣街“醵金复旧肆于沪”，后又在南京路开了分店，生意日益兴隆。雷氏子孙回到苏州后，重新开业，并决定以苏州店为总店，上海两家为分店。“雷允上”因其丸药配制独特、功效显著而蜚声海内外，“九芝图”牌六神丸为名牌产品。到本世纪初，“雷允上”跻身于国内四大百年药店之列，享有极高的声誉，至今已有260多年的历史。
苏州王鸿翥药铺的创始人为王庚云，他是当时苏州的外科名医，家业殷实。有一次他生了重病，去配药时遭到药铺老板嘲讽。气愤之下，决心自开药店，便和几个亲戚集资了24000元，分成24股作为药店的资金，于光绪八年（1882）开业，命名为“鸿翥堂”。由于王庚云博览群方，用药地道，所制首乌延寿丹、回天再造丸、金液丹、龙虎丸等药品功效显著，销量剧增。其药店也成为苏州有名的药店，并曾在吴江开设分店。
无锡大吉春参药店创立于清同治四年（1865），创办人王庚虞、王亮卿、陆均之。三人原在农村开设小药铺，后来他们逐渐感到，长居乡下使他们的业务很难有大发展，就决定三人合资1000元进无锡城开设大吉春参药店，由陆均之任经理。由于药店经营得当，资金积累很快，到1886年已增至4400元，在无锡城内享有较高声誉。
江阴致和堂药店的创始人是清末名医柳宝贻（1840-1901），该店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在周庄东街开设，后又在城中大街开设分店。致和堂选材地道，药品种类齐全，疗效显著。成药有人参再造丸、柳氏圣济大活络丸、参茸卫生丸等。其业务经久不衰，居同行之冠，成为江阴之名店。
6.刻书业
吴地文化发达，文化名人辈出，历代中状元的人数均居各省之冠。在如此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刻书、藏书为当时盛行之风，因此刻印书籍也成为苏商从事的一大行当。江南的图书市场规模甚大，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中称：“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荟萃焉。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赵弗与也……凡金陵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前。凡姑苏书肆多在阊门内外，及吴县前。书多精整，然率其地梓也。”
全国四大图书市场，吴地就占了两个（南京与苏州），刻书商出资刻印书籍则占全国的70%，足以显示出吴地刻书业的发达。明清时期著名的印书局有常熟毛晋的汲古阁、苏州洞庭席氏家族的扫叶山房、南京的五车楼及干顷堂等。毛晋是常熟虞山的文人，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大典当商、大刻书家。此人拥有田地数千亩，当铺数所。崇祯年间，他将田地与当铺全部变卖，筹集巨资作刻印书籍之用。他先花重金广泛搜集珍本秘笈，广聘名士校勘典籍，并招募众多刻印工匠开始刊刻。毛氏刊印的书籍有十三经、十七史及诸子文集、历代词曲等等，其所刻书籍印刷精良准确，为天下学子所公认，有“毛刻走天下”之称。就连东山的席氏家族在入沪投资金融业前也在苏州开有扫叶书房，刊印了大量书籍。由此可见，当时的苏商在刻书行业中有着得天独厚的实力。
7.钱庄业
钱庄是为封建经济服务的中国旧式金融业，以上海的钱庄业规模最大。早在乾隆年间，就已经在城隍庙内设有钱市总公所，到嘉庆二年（1797），其数量已增至124家。鸦片战争后，上海被迫成为通商口岸，钱庄的发展就更为迅速，并开始与外商银行发生业务联系，经营存放款业务。这时创办钱庄业的主要是宁波商与洞庭商。苏商参与钱庄业的经营主要是在太平天国革命后期，最早为东山严氏与万氏家族，然后是席氏、王氏与叶氏家族。严氏在沪、苏等地开了近10家钱庄，万氏也开有10多家。苏商在上海设立的钱庄多达七八十家，再加上苏州、无锡、常熟等地，总计在100家以上。可见苏商在钱庄业中的实力是非常雄厚的，这为后来苏商投资银行业并跻身“江浙财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8.银行业
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与民族工商业的迅速壮大，钱庄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战后，由一些较有实力的江浙商贾开办的私人资本银行纷纷登场，到1932年竟达到70余家。苏商投资银行业的实力虽然不能与浙商相比，但其也有一定的规模。苏商之中，有的是因担任洋行买办聚敛起巨额财富转而投资银行业，有的是从钱庄业改事银行业，有的主要借开办银行而为自己的其他工商实业筹资。其中严锡繁、王毅斋等创办了中国商业银行；席季明、席少荪等创办了纱业银行，席季明等还创办了惠丰商业储蓄银行；严敬舆等创办了东南植业银行。由常州的庄得之任董事长、镇江的陈光甫任总经理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苏商开办银行中最具实力的一家，名列“南三行”之列。由于荣氏企业曾因得不到贷款而陷入困境，为了给其规模庞大的纺织、面粉经营及时筹集资金，创办了三新银行。苏商创办银行，客观上刺激了近代民族资本的迅速发展，将旧中国卷入了近代化的漩涡中。苏商无疑是当时最进步的力量之一。
9.对外贸易
吴地处于东南沿海，有着对外贸易的地理优势，因此很早就有苏商开始从事海外贸易业。如元末明初的沈万三即因“尝为海贾”而成为巨富，他经营的品种有丝绸、珠宝等。张本《五湖漫闻》记载了洞庭东山商人傅永红于明正德初年在海外经商致富的传奇故事。吴人冯梦龙的《醒世恒言》中也虚构了文若虚海外转运贩卖“洞庭红”而成巨富的故事。虽是小说，但其中叙及的苏商成群合伙至东南亚进行海外贸易及与波斯豪贾打交道的情节，是有其合理的时代背景的，可见当时从事海外贸易的苏商肯定不少。东山朱献淮在上海先后创办恒兴、恒顺、公信泰等丝栈，从事丝绸的出口贸易，销量颇巨。曾任上海出口公会会长的朱鉴塘，其开办的久成府绸庄年出口额可达600万-700万金。这些实例均证明，苏帮商人是最早与世界贸易接轨的商帮之一。
10.实业
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手工业作坊开始从事丝绸、棉布的生产，并陆续采用先进的织机与纺机来提高丝棉产量。鸦片战争后，大量洋货涌入国门，对传统手工业冲击很大。但一部分有识之士意识到民族产业的重要性，走向了“实业救国”的道路。甲午状元、南通人张謇弃官经商，创办了有名的大生纱厂就是一例。此后，苏商创办实业者日益增多，使得苏商中的无锡帮迅速崛起，成为近代民族工业的中坚力量。民族资本“四大家族”中的荣氏家族与唐氏家族的祖籍均为无锡。洞庭帮中投资实业者也不乏无锡人，如叶翰甫在淮北创办了大德制盐公司；叶明斋创办了龙华制革厂、振华纱厂；席润身创办了中国染织厂；沈莱舟开办了恒源祥商号与裕民毛绒线厂，其所产“小囡”牌绒线风靡市场，被誉为“绒线大王”。在近代，苏商为民族工业的振兴作出了重大贡献。
苏商从经营本地土特产开始商业资本积累，再逐渐沿运河与长江一线不断向北方、南方各地拓展业务，其经营规模迅速扩大，实力不断增强，成为明清之际声名显赫的十大地域性商帮之一。苏商在近代因战乱而导致经营陷入困境时，能洞察时局，大胆决策，携资入沪，进行第二次创业，并及时调整经营领域，转而投资钱庄业、银行业等新兴行业，摆脱了困境，取得了辉煌的业绩，并以其实力与浙商组成了有名的“江浙财团”，对中国近代经济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众多的苏商还投身于实业界，众志成城，走上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实业救国”之路，成为民族工业的中流砥柱。这一切都充分显示出苏帮商人非凡的经营和理财能力，以及苏商勇于开拓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