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仲明不愧是一个智人。
从一九五七年被订为右派分子，到一九六一年被打为现行反革命，再到文化大革命中。
被列为“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汤仲明的罪名越积越多，压力越来越大，痛苦和屈辱似乎也越来越深。然而汤仲明却没有被压垮，在不断地突如其来的祸难中，他由开始的痛苦和冤屈逐步转变为平静，学会逆来顺受和面对生活，设法改变生活。一方面，他认识到，应该从全国的大形势来看待自己的问题，这些运动是一个历史问题，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上至中央下至基层，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不能逃此劫难，就连国家主席刘少奇也不能幸免，何况自己呢？另一方面他相信自己是拥护和热爱共产党的，是无罪的，总有一天自己的问题会大白于天下，自己终会有出头的一天。怀着这样的信念，汤仲明坦然了，他要坦然地面对一切，要活得有意义，有滋味。
在新建湾四号居住，吃水很困难，要到很远的地方上下几十步台阶去挑自来水，这对于六十多岁的老人来说，无疑是十分困难的，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汤仲明仔细观察了房子的后面的山坡，终于发现有一股泉水从一个石缝里住外渗透，十分清亮。他尝了尝，口感不错，汤仲明非常兴奋，他出钱买来砖、水泥和石灰等，请人在山坡下砌了个水池，用竹管将水引进水池，附近的居民都可以就近使用泉水，他又将泉水用竹管引到了自己的家，在外面房间的一角摆上一个水缸。从此，涓涓细流昼夜不停地流入了汤仲明的家，他和妻子再也不必为挑水犯愁了。山下的水池也方便了周围的群众。
一九六O年到一九六二年，自然灾害时期，任何可供食用的东西都定量供应，连最简单的日用品也是如此，普通老百姓都饿得面黄肌瘦，汤仲明处于“右派”和“反革命”的境地，其困难可想而知。在极度的困苦中，汤仲明始终坚持自己做人的准则，那就是堂堂正正的做人。
一天清晨，汤仲明和往常一样很早起床，他走在外面的山坡上，突然发现地上撒有许多粮票，在当时的一九六O年，粮票可是无价之宝啊！他小心地一张张地拾起来，数一数有一百多斤，汤仲明揣着这撂粮票，心里沉甸甸的，这毕竟是几个人一个月的口粮啊！他想尽快要把粮票交给公安局，当他加快步伐来到公安局时，还没到上班时间，他小心地站在外边候着，等到人们陆续来上班，他立即将粮票交给了有关人员并说明了情况。他交了一百多斤粮票却连一句表扬的话也没得到，但是他从公安局出来却感到浑身轻松，心情十分愉快。
一九五九年下半年，汤仲明的小女儿汤三生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毕业分配到西南建筑四公司工作。一九六O年，重庆修建发电厂，工程由当时的重庆市建委主任赵良亲自挂帅。由于形势需要，工期很紧，上级要求全力以赴，当时无论是工人或是干部都日夜不停地参加劳动。三生是新来不久的大学生，当然是处处带头苦干，经常加班劳动到深夜。一九六O年正值我国自然灾害时期，三生和其它同事一样经常处于饥饿状态。在修建电厂的劳动中，有一个规定：凡是加班超过晚上12点钟的人都可以得到食堂发给的二个馒头，每个二两。这二个馒头在当时对人们的诱惑力之大，没有经过那个年代的人是想象不出来的。三生几乎每天都劳动到晚上十二点钟以后，然后十分高兴地领到两个馒头带回宿舍，每次她都只吃半个或不吃，把馒头留下来，每隔几天就抽下午下班休息的时间把一包馒头送到父母那里，两位老人看见馒头高兴极了，边吃边说：“真香！真香！”
有一次，二位老人正吃着三生拿回来的馒头，突然汤仲明若有所思的停了下来，他望望三生，再看看馒头，十分严肃地对三生说：“闺女，咱再困难可不能做对不起国家的事啊，你好几次都是晚上拿馒头回来，该不是偷食堂里的？”三生听后笑了起来，坦然地回答说：“爹，你放心，这是我参加劳动后得到的，我绝不会做那种事的。”汤仲明放心地边点头边说：“那好，那好！”汤仲明要求子女也象自己一样清清白白的做人。
汤仲明在困难面前，他并不怨天尤人或被动等待，而是积极想方设法战胜困难。
汤仲明为度难关，智高一筹，他买来两头母羊，自己挤羊奶喝，白天就拴在屋后山坡上吃草，晚上牵回拴在门口的一个树桩上，用这样的办法补充自己和家人的营养，度过了那个饥荒的年月。
汤仲明身居斗室，夏天蚊蝇扑面，室内又潮湿又闷热，当时根本不可能有电扇。汤仲明让老伴用布做了个大扇子，安上滑轮挂在家里，牵一长绳子，只要拉绳子就可以满屋生风，比手摇扇子的效果好多了。
汤仲明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生活中再难的事他都能想出办法克服，因为秀英体弱多病，又是小脚，家里的体力活都是他做，每天还要扫大街、掏阴沟、搬垃圾，对于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实在是太沉重。然而汤仲明并不在乎这一切，他还有更高的理想和追求——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研制汽车转子发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