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至理名言，叫做“只能你去适应这个社会，不能让这个社会来适应你”，你纵然有再大的抱负和才华，也只能先隐藏和掩盖起来，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再一展自己的才华和报负，这是为人处世的一个准则，也是做人有城府的一种表现。
纵观人类社会的，我们可以发现，凡能够并善于做到不形于色、不形于言，善于隐态藏锋，匿壮示弱者，大都能够顺利走过人间坎坷，不断交上人生鸿运。
清朝末年的醇亲王奕譞便是个善于在必要时候懂得夹起尾巴做人的人，他在血雨腥风、瞬息万变的清末政治风云中，不但能保全性命，而且官越做越大，成为权重一时的人物。
醇亲王奕譞是清咸丰帝的弟弟，他的福晋（即夫人）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因此，他不仅是慈禧太后的小叔子，又是其妹夫，在当时是赫赫有名的七爷。
奕譞年轻时也曾热衷于清廷内部权力争斗，当年他在热河时就与慈禧太后一起，秘密准备发动政变、惩处肃顺等顾命八大臣的谕旨，回到北京随慈禧太后、六哥恭亲王奕发动“辛酉政变”后，又带领军队夜抵密云捕捉肃顺，为慈禧太后上台垂帘听政立下了汗马功劳，被授以都统、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
但是，不久以后他就看到清廷内部权力斗争的残酷无情，特别是比他功劳更大、地位更高的奕，曾因小过险遭罢斥之祸之后，奕譞的处世态度顿时大为改变，时时事事谦恭谨慎。他特意命人仿制了一个周代的欹器，这个欹器若只放一半水，就可以保持平衡，若放满了水，则会倾倒，使全部的水都流失掉。奕譞便在欹器上亲自刻了“谦受益，满招损”的铭词。
1875年，同治帝驾崩，无子嗣，慈禧太后召集王公大臣等宣布，欲立奕譞的儿子载湉为皇帝。听到自己的儿子被选立为皇帝，奕譞不但没有丝毫的兴奋，反而被吓得昏倒在地，碰头痛哭，被人搀扶而出。奕譞和其夫人都深知慈禧太后气量偏狭，待人凶狠无情，就是她的亲生儿子同治帝，也时常遭慈禧的责骂虐待，自己儿子一旦为帝，如入虎穴，不但儿子时刻有忤旨杀身之祸，就连奕譞本人也难免为慈禧太后所疑忌。因为他的儿子做了皇帝，他本人就成了“皇帝本生父”了，本生父虽然与太上皇不同，但如果将来他的儿子大权在握，就有可能把他尊为太上皇，这就会损害慈禧太后的权力，而慈禧太后恰恰权力欲望非常炽烈，这是她万万不能容忍的。
为了远避嫌疑，表明自己的心迹，奕譞一面言词悲悯地恳请罢免一切职务，表示要“丧尽余生，与权无争”；一面秘密地向慈禧太后呈递奏折说，将来很可能有人利用他是清光绪帝本生父的特殊地位，援引明朝皇帝“父以子贵，道遭所尊亲”的例子，要求给他加些什么尊号，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应该将提倡建议的人视之为“奸邪小人，立加摒斥”。
奕譞这种深刻的远见和洞察力果然得到了验证，光绪帝继位的第15年，有一个官员上疏清廷，请求尊奕譞为“皇帝本生父”。慈禧太后见疏后大怒，拿出奕譞以前的奏折为武器，下谕痛斥此人以邪说竞进，风波很快便平静了下去。
在我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之下，伴君如伴虎，尤其是像奕譞这样具有皇帝本生父特殊身份的人，更容易遭到慈禧太后的猜忌，稍有不慎，就会大祸临头。奕譞谦虚谨慎，不因自己有功而大肆宣扬，也不以自己是皇帝的生父而沾沾自喜，他做人低调，处事谨慎，不但保全了自家的性命，而且还赢得了慈禧太后的欢心。
大人物如此，小人物也不例外，过于张扬必遭排挤。有一位图书情报专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分到上海的一家研究所工作，从事标准化文献的分类编目工作。他认为自己是学这个专业的，自以为比那些原班人马懂得多，刚上班时，领导也摆出一副“请提意见”的派头，这种气度让他受宠若惊，于是工作伊始，他便提出了不少意见，上至单位领导的工作作风与方法，下至单位的工作程序、机制与发展规划，都一一列出了现存的问题与弊端，提出了周详的改进意见，领导表面点头称是，同事也不反驳。可结果呢，不但没有一点儿改变，他反倒成了一个处处惹人嫌的人，被单位掌握实权的某个领导视为狂妄、骄傲乃至神经病，一年多竟没有安排他具体做什么事。他只好炒领导的鱿鱼，跳槽走了。临走时，领导拍着他的肩头：“太可惜了！我真不想让你走，我还准备培养你当我的接班人哩！”那位研究生一边玩味着“太可惜”三个字，一边苦笑着离开了。
那位出道不久、涉世未深的研究生虽然精神可嘉，但却未能体会适时弯腰做人的道理。学会夹起尾巴做人，这里隐含着深刻的人生进退哲学，大丈夫要学会相时而动，趋利避祸，这样才不至于被人算计，遗恨终生。所以很多时候，自己明明有才能、有见地、有抱负，但也要懂得深藏不露。
同样具有耀眼的才华，同样在社会中奋发，有的人能卷起万丈狂澜，干起惊天动地的伟业；而有的人则在浪涛中扑打了几下就沉入海底，成了昙花一现的人物；有的人如水面泡沫般瞬间消失，成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过客；有的则被波澜冲刷、荡涤，再也找不到他的踪影。这都是能否低调做人产生的不同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