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珠江三角洲这块地方，人杰地灵。从明朝的陈白沙，到近代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是出自那里的英才。下面要说的容闳也同样如此。
出生广东珠海的容闳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留学生。他在西学东渐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他用英文写的自传性作品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被汉译为《西学东渐记》。从字面上看，这一译法似乎与原作差异太大，但是，从实际内容上看，这样译很传神。在西学东渐史上，容闳是一位杰出的先驱。作为最早的留学生、最早的留学事件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容闳的贡献早已得到公认。笔者也深深地佩服他的超常的毅力和勇气，并为他的非凡的经历所打动。不过，本文想从另一个未被人们重视的方面来评价他。我想更为强调他因缺乏中国文化素养而带来的先天不足，这种不足使他的幼童留美计划有很多缺陷，这些缺陷是导致留美幼童被提早撤回的重要原因。
（一）
“香蕉人”（粤语为“香蕉仔”）一词，最早出自北美华人。香蕉是黄皮而白心的，“香蕉人”也同样如此：他们的皮肤像黄种人，但内心却像白人。北美华人以该词来说那些在那边土生土长的、有中国人之外表而无中国人之内心的孩子，他们只懂得西方文化而基本上不懂得中国文化。笔者以为，用该词来说容闳也是完全可以的。当然，北美华人所用的这个词带贬义，而我在本文中基本上是在中性的意义上用该词来说容闳的。
容闳出生中国，并且在他1847年留美之前已在中国生活了19年。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说他是“香蕉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他早年所受的教育说起。他出身广东珠海（当时属香山县）一个贫穷的家庭。他的父母在供了他的长兄读中国私塾后，已无力再供他读私塾。但是，在离容闳家很近的澳门，有西方人开设的学校，它们不仅不收中国学生的学费，而且还免费供应食宿。当时的中国父母（尤其是那些体面的父母）并不乐意送孩子进西校读书，但容闳家贫，他不得已而在1835年进西校。后来，该西校停办，容闳辍学在家。但是，到了1841年，他又进了澳门另一西校（马礼逊学校）读书。次年，该校迁往香港，容亦随往。在那里，他接受了多年的教育，一直到他留学美国。
1847年，容闳得到数名西方人的资助前往美国留学。他先读中学（孟松学校），然后进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成为第一位毕业西方大学的中国人。在容闳留美之前，他在中国起码已接受了六七年以上的西方教育；留美以后，他又接受了七年的西方教育。吴义雄认为，容闳留美前所上的马礼逊学校是实行中英文双语教育的，容闳“学中文的时间，前后有八到九年，不可谓短”。但是，吴也承认，容闳对“中文可能不太重视。……虽然中文教育在马礼逊学校占有一席之地，但该校的重点是英文教育”。无论如何，马礼逊学校毕竟是西方人所办的西式学校。说容闳在出国前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中国教育，这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在中国人的外表下，容闳早已有“西心”，说他早已是黄皮白心的“香蕉仔”，实不为过。
容闳在留美期间入美籍，成为美国公民。但是，这位在中国出生的黄皮肤青年却始终未忘故国。他居美七年，对母国之爱一直未曾衰减。1855年，他带着“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的宏愿回国。容闳指出，“余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余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这样看来，他的心似乎没有完全“白”。但是，除了这种宏愿和对母国的爱以外，他的思维方式、观念取向、处事态度、行为模式等等，又有多少中国的成分呢？他的中学素养有多高呢？根据他所受的教育，这些问题并不难回答。
可能会有论者不同意容闳是“香蕉人”的说法。例如，章开沅先生就强调容闳不仅在西学东渐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他也在中学西渐方面也做了不容忽视的工作。章先生说：“我们不宜把青年容闳看成一张可供任意涂抹西方油画的白纸，实际上他已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章先生查阅过耶鲁大学馆藏容闳档案，发现容闳“不仅对《四书》和若干中国史书、诗歌有所了解，而且还利用这些典籍中的名言佳句为1854级众多美国级友赠别”。这些名言佳句包括“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礼之用，和为贵”、“有志者事竟成”等。章先生发现这些材料，对我们全面研究容闳很有帮助。这些材料表明：容闳确实不是完全不懂中学。但是，章开沅先生可能夸大了容闳的中学素养。如果不是通过遗传，他身上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是怎样得来的？从他所上的马礼逊学校吗？尽管该校有中文教育，但正如前面指出的，这方面的教育不会占很大的比例。从他的家里？这应该是他接受中国文化的最主要的途径。但是，他出生贫穷的农家，他在家里最多只能接受俗文化，而难以接受精英文化。容闳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中国教育这一事实，决定了他不可能有高的中学素养。上述章开沅先生所列的证据似乎不足以从根本上否定容闳总体上是一个“香蕉人”的说法。另一位研究者李喜所先生对容闳的中学素养的评价似乎较为客观，但事实上还是高估了这种素养。他说：“实事求是地讲，说容闳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未免过誉；说容闳中国文化水平很低，也不符合事实。应该说，容闳具备中国文化的基本素养，中美文化兼通，他的中文水平服务其中美文化沟通事业绰绰有余。”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中国文化教育的容闳，他的中国文化水平能有多高呢？
当容闳重返故土时，他对它的第一印象是：母国反倒像异乡。此时，他“为中国人而不能作中国语”，故赶紧补习之。但是，他又不能请中国老师来教，因为，他们不懂英语。要教这位长期在英语环境中成长的“香蕉仔”，必须用英语来讲解中文。在这种情况下，容闳只好找既懂英文又懂中文的西方传教士。一个中国人学中文，还得由外国人来教，这确实有点别扭。而且，跟传教士学来的中文，很难是原汁原味的中文。但是，容闳没有别的办法，他只能请他们来教。尽管容闳慢慢地能讲汉语了，但似乎终生都未能用汉语来写作，以至他后来要在中国官场写各种公文时，不得不找人来“操刀”。李鸿章认为容闳“汉文未深，又不识大体，亦是一病”。
面对这个黄皮白心的“香蕉仔”，中国人一开始也不太把他作为自己人，而是当作外人。因此，心怀宏愿回国的容闳，内心异常苦闷。他是为了中国而回来的，但中国似乎并不欢迎他。从小就接受西式教育的容闳，自己要做回中国人和让周围的人把他看成中国人，都是很不容易的事。作为一个在精神上西化了的中国人，容闳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确实太独特了！他是一位孤独的先行者！
在当时的中国，容闳是独一无二的。他在那时比其他任何中国人都更能深入西学的堂奥，这是他的幸运，但是，不谙中学，这又是他的不幸。对容闳因缺乏中学素养而有的局限性，有些论者已有所见。例如，称容闳为“边际人”的罗福惠指出：
具体到容闳其人，他作为边际人的第一层意思是对祖国固有文化已相当隔膜。……可以说，容闳对辉煌灿烂、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实在未稍窥堂奥，所以他既不能认识固有文化优在何处、劣在何处，更不能设想中国人当如何对待、处置固有文化。崇仰西学或与他经历类似的人称其学识优长，但稍为守旧者则视其不谙中学为一病。客观地说，不能兼通中西文化确实难有作为，尤其难对改造固有文化和建设新文化作出大的贡献。
与罗福惠称容闳为“边际人”相似，李细珠和石霓称容闳为“边缘人”。无论称他为“边际人”，还是称他为“边缘人”，均意味着他在两国（中国和美国）都不能进入中心，在两边都难以发挥足够的影响，并且似乎还意味着他在文化取向上两头都不深入。但是，本文称他为“香蕉人”，则强调他在中、西文化上的不均衡：西强而中弱。西方文化已深深地扎根容闳的内心，因此，虽然他生活西方社会的边缘（容闳除了留美七年以外，后来又在美国生活了三十多年），但是，在容闳的精神世界中，西方文化却不处边缘。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在他的精神世界中却真的是属边缘地带。“边际人”或“边缘人”的概念用描述现实生活中的容闳，是合适的，但用描述精神生活中的容闳，似乎不那么合适。
（二）
容闳回国经过多年的不如意遭遇以后，其命运终发生了转变。1863年，他受到曾国藩的赏识，被派往美国购买机器，用以建立西式的工厂，是为后来的江南制造局。尔后，对容闳命运更有影响的是：曾国藩接受了他关派学生去美国留学的建议。曾上奏清廷，并很快获得了批准。由容闳设计的留学方案是这样的：选拔年龄在12岁至14岁的孩子赴美国留学，留学年限为15年；在试行期内先送120名，每年30人，四年送完；之后发现第一、第二批学生留洋成绩显著，则“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这个方案基本上被清廷允准，但开始留学的年龄改为12岁至16岁。
1872年，首批30名幼童赴美。此后几年，每年都有同样多的幼童到美国，一直至1875年止。容闳和另外一名官员（先是陈兰彬，后是区愕良，再后是吴子登）去美国作为这些孩子的“监督”。他为这些孩子的教育奔波劳累，费尽心思。促成并带领幼童留美，确实是他对中国的一大贡献。接受了长期西方教育的容闳，回国后一直都有让更多的中国人接受西方教育的强烈愿望。回顾一百多年来留学和留学生对中国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巨大影响，我们不能不佩服这位杰出的先驱的眼光。在从19世纪最后几年开始一直延续至今的汹涌澎湃的留学潮（大体上可以概括为留日潮、留欧美潮、留苏潮、留世界多国潮这四潮）中，无数中国学子都在沿着这位先驱的足迹往前走。正如以研究中国近代留学史而有名的舒新城所说：“无容闳，虽不能一定说中国无留学生，即有也不会如斯之早，而且派遣方式也许是另一个样子。故欲述留学之渊源，不可不先知容闳。”在近代中国，作为最早毕业国外大学的第一人和发起、组织最早留学事业的第一人，容闳这位不太会用汉字写作而又深深地热爱母国的“香蕉人”，值得中国人永远怀念。
但是，令容闳意想不到的是，这一百多个留学生被清廷在1881年提前撤回。这对他绝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是他一生所遭到的最大挫折。为什么会被撤回呢？对此，很多论者都作了有益的探讨。从外缘的原因看，当时美国掀起排斥华工的浪潮，并且容闳让部分学生进美国陆海军学校学习的请求遭到美国政府的拒绝，这促使国内的一些人坚持以撤回留学生作为对美方的报复。而内部的原因则非常复杂。一般学者都会认为，顽固派的力量太强大是最为重要的内部原因。他们一开始就极力反对幼童出国留学，既已成行后，又以个别学生出入教堂、剪掉辫子、沾染不良习惯等为由，不断奏请清廷撤回。另外，容闳和陈、区、吴这几名朝廷派去的官员的不和，也是不容忽视的内部原因。后三人在做“监督”之前从未出过国门，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士人，而容闳是接受了十三四年以上的西方教育但从未接受过正规的中国教育的“香蕉人”。因此，他和这三人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处事态度等方面的冲突，难以避免。这些冲突，正是中西文化碰撞的直接反映。李喜所等指出，“留美幼童的撤回有许多偶然因素，如容闳与陈兰彬、吴子登的私人矛盾，但从根本上讲，它是中学和西学在风俗习惯、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上发生冲突之后，统治者运用手中权力捍卫封建传统文化，抵制资产阶级文化的必然结果。……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有本能的抵制作用，它不允许用美国文化去‘化’中国的下一代”。这种说法部分是对的，部分则有问题。容闳与陈兰彬、吴子登等人的“私人矛盾”，正体现了中学和西学的冲突，而不仅仅是“偶然因素”。而且，正如后面就要说到的，把中国文化等同“封建文化”，把西方文化等同“资本主义文化”，这是很难说得过去的。最近二三十年研究留美幼童事件的国内学者，一般都忽视了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高度相关性。其实，不仅中国传统文化不允许用美国文化去“化”中国的下一代，而且所有中国人都不允许这样做。
关注留美幼童事件的学者，大都同情容闳，而责备各种各样的顽固派，认为此事的夭折是顽固派的过错。尽管笔者也同情容闳，但我却想从一个新的角度反思之。拙意以为，顽固派固然要受到谴责，但是，容闳的留学设计本身也有很多问题。它有几大先天不足：
第一，留学生出国时的年龄太小。容闳原计划在12岁至14岁的孩子中选拔留学生，后来清廷把高限放宽到16岁。到最后，由报名不踊跃，容闳又把年龄低限降至10岁。这样，这些中国学生是在中学功底甚浅，甚至是在没有中学功底的情况下出国的。
第二，留学年限15年，时间太长。纵观整个中国近现代留学史，除这些留美幼童以外，似乎还没有谁准备留学那么长时间的。如此长的留学时间，经济上肯定不划算，并还会有如下面第三点所说的麻烦。
第三，没有认真考虑到要把这些留学生培养成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的问题。这是非常要害的这一点。对此，不仅中国的“统治者”有忧虑，“被统治者”也同样会有忧虑，全体中国人都会有忧虑。
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容闳自己是在19岁时去美国的，并且他也只在美国呆了7年。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为这些后来者设计那么小的开始留学的岁数和那么长的留学年限呢？也许，他觉得，岁数越小，孩子去美后越容易适应；时间越长，他们越能学到更多的东西。这种愿望不能说不好。但是，容闳为什么不从另一个方面想一想：如按他的计划去做，学生会不会成为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学生留洋15年以后回国会不会因不熟悉中国国情，不懂得中国文化而不适应在国内做事？作为一个最早的“香蕉人”，容闳在中国办事以及在美国为中国办事时多次碰壁，就跟他不熟悉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他自己恐怕无法意识到这一点。
设想一下：假如这一百多个中国孩子不提早撤回，而是按计划在美国留学15年，他们会不会成为跟容闳一样的“香蕉人”呢？“香蕉人”先辈不断培养“香蕉人”后辈，这种循环当然难以被中国人认可。在留美幼童刚撤回之时，有人这样评论道：
夫以中国幼年子弟送往外洋，遂自变且初服，是直为外国增丁口之数而中国无补，又焉用之？且学徒自幼出洋在外国成四五年成七八年成十出年，少年性情最易变易，即使安分学习别无劣迹，而回华之后，言笑动作皆与外国人无异，甚至并其家世而忘之。殷有父母俱无，无人管束，则更无所顾忌。问以中国之所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皆惘惘然，一无所知，反成自恃精西学，曾经沧海，视天下皆蔑如睥睨，一切旁若无人，此者往往而有。然则中朝不惜经费送之出洋，以望其成材者，反因此而无所取材，其有不贻旁观之窃笑者乎！
这样的评论，尽管有些夸张，但确有所见。如果我们把这样的批评仅仅看作“反面材料”，是否太简单了呢？
对坚持要撤回留美幼童的顽固派，我们除了谴责之外，是不是应该看到，他们担心这些小留学生越来越美国化而不成其为中国人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呢？我们对顽固派的评价是不是过简单了呢？
很多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论者已经习惯将中国文化称之为“封建主义文化”，而把西方文化称之为“资本主义文化”。对“五阶段论”深信不疑的他们坚持认为，“资本主义文化”优“封建主义文化”。按照这种思路，容闳没有接受中国“封建主义文化”的教育就是一件好事情，因为，他身上没有中国“封建士大夫”的沉重包袱，可以接受原汁原味的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这种思路没有看到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高度相关性，对中国文化作了极为简单的处理。顺着这种思路，全盘西化就会是一个合理的选择。但是，令我们感到惊奇的是，这些论者们又都是极力反对全盘西化的。既然全盘西化是不可行的，那么这种思路肯定有问题。作为容闳的后继者，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留洋多年之后，更深深地感到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高度相关性，感到中国留学生只通西学而不通中学所带来的问题。
（三）
如果我们把容闳和另一个更出名的留学生严复相比，更容易发现作为“香蕉人”的前者的不足。作为广东人，我主观上对容闳这位乡贤更为钦佩，更有感情，但是，如果客观地看，他在历史上的地位确实不如福建人严复。
严复是在容闳毕业耶鲁大学的前一年（1853年）出生的，他出洋留学比容闳晚了二十多年。跟容闳留美不同，严复留英。当然，两人最大的差别在：严复在出国留学之前接受了多年的系统的中学教育，从而有了深厚的中学功底，容闳却不然。严复学成回国后翻译了大量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哲学等方面的经典，被称为中国“西学第一人”，成为近代伟大的思想家。严复用非常典雅的中国文言文来翻译西方经典，大大地缩窄了中西文化之间的鸿沟，使西学更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虽然容闳也很杰出，但相比之下，他的历史影响却远不如严复的大。我们不妨这样设想一下：假如容不是一个“香蕉人”，而有严一样的中学功底，跟严一样谙熟中国文化，那么，中国“西学第一人”的桂冠就有可能落到容闳的头上了。无论如何，我们不难承认：假如容闳有好的中学功底，他会为沟通中西文化，为中国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假如容闳有好的中学功底，他就不会成为历史上的那个容闳，而成为另一个人了。确实是这样。有好的中学功底的容闳，可能就不会设计出如此大胆、激进的留学计划；有了这样的容闳，可能就不会有百名留美幼童的动人故事了。不过，联系后来的留学史，我们还是很容易看到容闳的局限性。
回顾过去一百多年的中国留学史，不难发现：大多数成功的留学生都不是只通西学，而是中西兼通的。在这方面，不仅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中国留学生是如此，学自然科学与技术的中国留学生也是如此。就中西兼通而言，在过去百年的留学潮中，从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的第二潮（留欧美潮）的留学生是最为成功的。该潮留学生、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杨振宁就反复强调他是两种文化（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儿。把西方数学和中国数学打通的中国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文俊也是此潮中的留学生。在那几十年的留学生中，出现了很多中西兼通的大师：胡适、冯友兰、金岳霖、钱钟书、马寅初、费孝通、丁文江、竺可桢……
严复是由福建船政局送出去留学的。从1875年至1886年，该局派了七八十名学生往欧洲留学。他们都能按计划完成学业，如期归国，没有中途撤回之事发生。跟容闳发动的不如愿的幼童留学计划相比，这次福建船政局发起的留学是成功的。其成功的原因包括：
第一，留学生年龄较大，他们在出国时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多岁。如果说，留美幼童大多数属小留学生，那么，福建船政局派往欧洲的则是名副其实的大留学生，他们身心均已成熟。
第二，他们在出国前已有了较好的中国文化的根底，不会被人担心因留洋而完全西化，从而不成其为中国人。
第三，他们在国内已有了较好的外语基础，不像留美幼童那样到了国外再花大量的时间学外语。
第四，留学年限较短，一般为三年，个别为六年，这比容闳设计的留学年限短得多了。
福建船政局设计的欧洲留学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容闳设计的美国留学计划的不足。有论者指出：
留欧海军学生的派遣和管理，可反映出清政府和洋务官僚在一定程度上总结了派遣留美幼童的经验，其留欧政策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不仅留学见效快，而且还可以避免学生“西化”。因而，留欧学生与留美幼童相比，不仅年龄大，留学时间短，专业针对性强，而且其“西化”程度也轻……没有落下“有害社会”和“无益国家”等罪名。
容闳的留学计划是非常大胆的，也是风险度很高的，而福建船政局设计的欧洲留学计划则要平稳得多。
令容闳这位接受了多年的西式教育的“香蕉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他去世大半个世纪之后，中国大地上自产“香蕉人”！他们没有留过洋，却操译体汉语（由译西文而产生的汉语）；他们用中文写作，但观念全来自西方；他们外表上看起来比容闳更像中国人，但内心深处却比西方人还西化。这可能就是历史的“进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