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当年曹雪芹“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霜，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虽看今朝“红学”繁花似锦，令人眼花缭乱，以至识者有云： 红楼梦只立千古，曹雪芹普度众生。
“红学”本是“一个智力与情感、哲理与感悟、焦躁与安宁的交换交叉作用场。你有没有唱完没有唱起来的戏么？你有还需要操练和发挥的智力精力与情感么？你有需要卖弄或者奉献的才华与学识么？你有还没有哭完的眼泪么？请到《红楼梦》这方来！来多少个这里都容得下！”——这是王蒙的“红学”高论。
诚如王蒙所言： “《红楼梦》是一本最经得住读，经得住分析，经得住折腾的书。”遗憾的是近些年来，研究《红楼梦》的书——红学著作，经得住读、经得住分析的似乎少了一点，而将《红楼梦》作为折腾对象的文字似乎多了一点。
对《红楼梦》折腾得最狠的似乎是索隐派的先生们。索隐派的逻辑起点是建立在类似“雍正夺嫡”等的神话上的。而“雍正夺嫡”的神话，早被历史学家以历史常识为武器将它扑灭了。（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的冯尔康《雍正传》第一章第四节： 康熙之死和胤禛的嗣位）本已无戏可演了，但他们迎合人们的“窥秘”心理，将那些匪夷所思的演绎，炒得玄乎其玄，以至沸沸扬扬。反倒以傲慢与偏见驰骋在“红学”领域，据说还创立了什么学、什么派。
众所周知，《红楼梦》固然是“一部百科全书，而且不仅是封建社会的”，“人生经验、社会经验、感情经验、政治经验、艺术经验，无所不备”。但它毕竟是一部“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小说，而不是史书，更不是清康、雍、乾三朝实录之别裁，其间人物固然有现实生活的影子，却又毕竟是“水中月”、“镜中花”，难以对号入座。中国小说中勉强能对号入座的惟晚清若干谴责小说。而这些小说都有对史料消化不良之嫌，与《红楼梦》更不可同日而语。
《红楼梦》固然“留下了太多的玄想、奇想、遐想、谜语、神话，还有来不及好好梳理因此需要你的智慧的信息”，但它毕竟是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的“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故事，而不是谜语大全。尽管其中也有若干“谜语”别有用意。以解谜、解梦、解密码的方式去研究小说，显然只能炫示“解x者”的智力，而与小说本旨不大相干。
就索隐而言，其本应以考据为前矛，有根有据才可索其隐。说起考据，我主张重温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考证”的方法。在胡适那里，这十字真言是分三步走： 其一，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其二，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其三，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胡适称之为“科学方法”。实行这科学方法，还有两个前提，一为科学精神，一为科学态度。胡适说： “科学精神在于寻求实事，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识事实，只跟着证据走。”胡适多次论及科学方法，而《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的上述云云，当是最为明彻的。
而就文学研究而言，无论考据，还是索隐，其归宿应当是有助于人们去把握文学作品的美学内核，从而担当起陶冶情操、塑造性格的审美使命。蔡元培曾提倡以美育代宗教。提高全民族的审美意识与审美水平，对于建设和谐的社会生活极为重要。已成为显学的“红学”本列在其间大有可为。诚如王蒙所云： 《红楼梦》“使你觉得世界上本来还是有一些让人值得为之生为之死为之哭为之笑为之发痴的事情。它使你觉得，活一遭还是值得的。所以，死也是可以死得值得的。一百样消极的情绪也掩盖不下去人生的无穷滋味！”“读一部《红楼梦》，等于活了一次，至少是活了二十年。”
我并不反对考据，也不反对索隐，相反我还认为目下中国学术界的浮躁就是少了些证实精神与功力。只是眼下索隐派的先生们只有大胆的假设，没有小心的求证；他们的求证不是跟着证据走，而是跟着感觉走。于是，他们将本有一定生命力的治学手段——考证与索隐，蜕化为猜谜了。长篇累牍的文字，徒见猜谜这智力游玩的翻新。若只是自己在案前与电脑上玩玩，谁也不想去说三道四。但他们的成果一旦变成畅销的出版物，刺激、助长了人们窥秘、猎奇心理的畸形膨胀，而并不能将人们引上审美的坦途。面对这种文化现象，“文化评论”就当挺身而出，发出自己的声音，给读者多一种判断选择的可能。这也叫“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胡适当年以“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们心爱的东西，我们就不得不爱真理过于爱朋友了”的较量，以此期望一切人，尤其期望他所最敬爱的蔡元培先生。因他以坚实的考证结果，宣告他所最敬爱的蔡元培先生的《石头记索隐》是“猜笨谜”；并忠告诸位爱读《红楼梦》的人： “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这是一个年轻教授对他多有提携的北大校长的学术批判，这需要何等难得的学术良知。蔡元培先生非但没有嫉恨这年轻教授，而是更加器重他，他们间的友谊没因此而淡薄却因此而加深，这又是何等高尚的学术涵养。因而蔡胡之争是以一段难得的佳话载入学术史册的。
与蔡元培的“猜笨谜”相比，今天的索隐派多是建立在“猜巧谜”或巧猜谜。如果说，当年的蔡元培的索隐尚有一定的学术含量，至少他以“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的观点来呼应辛亥革命的反清浪潮，其立场与心志是值得同情与理解的；今天的索隐派之种种言论，其间有多少学术含量或可以理喻的心态，实在值得深思。
面对铺天盖地的新索隐派的文字，我时时吟诵《红楼梦》中惟一以作者身份写的“自题一绝”：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而每诵此诗，我的心头就隐隐作痛。透过这诗，我仿佛见到曹雪芹那充满泪花的老眼中对他未来读者的矛盾心理： 既有审美的期待，又有难言的无奈——谁解其中味？
作为后来者，我们能为曹雪芹的“天问”提供稍稍满意的答案吗？每念及此，我都情不自禁地“几回掩卷哭曹侯”。
于此，我只想重复二十多年前一位有识之士的呼唤：
红学，请多研究些形象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