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一听王伦这个名字，恐怕未必马上意识到是谁，但一加上“白衣秀士”，立刻就明白，而且会在脑海里跳出一个气量褊狭、容不得人的形象。“白衣秀士”，原指尚未及第的士子，从字面看本无贬义，但经《水浒传》一用，就成了带有否定意义的专属词汇，一是专指《水浒传》中的王伦，二是泛指类似王伦式的人物。
这就是文学的力量，文学要给你鼻子上抹块白，千秋万代也洗不干净。一提奥赛罗，便是嫉妒的同义词；一提麦克白夫人，便是欲望与恶的代表；一提葛朗台，最好别同他谈钱；一提奥勃洛莫夫，便意味着躺在床上，什么事也不去干。《水浒传》里有许多反面人物，王伦是着墨虽少却很成功的一个负面典型。因此，我们常说的不朽，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这些大师所塑造出来的一个个人物形象，能够长期活生生地在人们心目中存在着。当前有许多名作家，看来笃定“不朽”，研究会、纪念馆在活着的时候就建立起来，供人瞻仰。但大多数读者并不记得他写了什么作品，即使记得一部两部作品的书名，也想不起来写了些什么内容。这种带引号的“不朽”，基本上属于自得其乐。
现在，文坛上很有一些人被这种自得其乐的“不朽”陶醉，加上三五知己的熨帖，情人孪友的偎抱，便飘飘然不可一世，恨不能把文坛荡平了。当然，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也不怕多几个自以为了不起的狂徒。但一定要以王伦为师，对同行采取排斥而不是宽容的态度，就大可不必了。
文坛并非梁山泊，就那么方圆八百余里的一块地盘，完全可以你写你的，他写他的，是各不相干或各自相安的局面。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家屋上霜，其实倒是写作人的一条基本守则。但此等好汉，只许他好，容不得别人好，别人一好，他就受不了。总是要跳将出来，露出胳膊上的刺青、胸脯上的黑毛，不练自家功夫，偏好去管别人的闲事。他们甚至不敌王伦，至少这位白衣秀士在他的既得利益未受到威胁前，也还是安居山寨，不在江湖上自封大师、自我加冕、自夸不朽、自吹传世的。
王伦，在历史上确有其人，细细考究起来，不完全是《水浒传》里描写的那样。
宋人蔡絛在《铁围山丛谈》卷一里提到了他。“当宝元、康定之时……会山东有王伦者焱起，转斗千余里，至淮南，郡县既多备预，故即得以杀捕矣。”这和《宋史》卷二十二记载的宣和三年（1121）“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应该不是一回事，因为两者之间至少相隔七十多年。但到了文学家手里，这时间差便不存在了。于是，在蔡絛眼里“转战千余里”的王伦，就成了施耐庵笔下心胸狭窄的白衣秀士了。
蔡絛记载的可信程度，自不弱于正史。因为他不是一个普通文人，而是奸相蔡京的季子。据《宋史·蔡京传》，宣和六年蔡京再起领三省，至是四当国，时年七十八岁，“目昏眊不能事事，悉决于季子絛。凡京所判，皆絛为之，且代京入奏，每造朝，侍从以下皆迎揖”。这就是说，蔡京的内阁长官的工作，实际上是由蔡絛承担的。因此，他对于王伦的评述当是依据官方正式文本而来，其权威性是毫无疑问的。
由此而知：一、王伦和宋江都是从山东地区揭竿而起，啸聚梁山泊，反抗宋王朝的起义农民。但王伦规模大，转战千里，一直打到淮南，声势很大；宋江规模小，最远进入海州，即今之鲁苏接壤处；二、两人的结局虽不一样，王伦被捕杀，宋江被招安，但他们起事后的作战方式、进攻策略、设立根据地、完善集团内部体制方面，基本上类似。
因此，说王伦是一位先行者，不算过分。而宋江，不过是将他未竟的事业再付诸实施一次罢了。在中国历代农民革命运动中，这种传承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如宋代的王小波、李顺、钟相、杨么；唐代的王仙芝、尚让、黄巢；明代的张献忠、李自成。所以，说王伦是宋江精神上的导师，应该比较贴合实际。
但《水浒传》成书以后，那位先行者，便化为最早在梁山泊里落草为寇的首领，也就是绰号为“白衣秀士”的王伦了。
从小旋风柴进的口中，我们知道王伦和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以及旱地忽律朱贵，大概比较早就在梁山泊里建立了农民革命根据地。“那三个好汉聚集着七八百小喽罗，打家劫舍，多有做下迷天大罪的人，都投奔那里躲灾避难”。朱贵对林冲说：“山寨中留下分例酒食，但有好汉经过，必教小弟相待。”以这两人的言语考虑，一是敢于吸收天下造反之人，二是能够礼送过路英雄好汉。看来，王伦并非拒贤妒能之辈。作为头领，井井有条地维持山寨的正常运转，也是无可非议的。
然而，王伦面对林冲入伙这样一个棘手问题时，寻思道：“我却是个不及第的秀才，因鸟气合着杜迁来这里落草，续后宋万来，聚集这许多人马伴当。我又没十分本事，杜迁、宋万武艺也只平常。”我以为这是正常的反应，但从此开始，他便被固定在白衣秀士这样一个狭隘偏窄、排斥异己、自以为是、无法容人的角色上了。不及第是王伦的致命伤，所以，当林冲水寨大并火时，双眉剔起，两眼圆睁，也是抓住他这个其实算不得什么弱点的弱点：“量你是个落第腐儒，胸中又没文学，怎做得山寨之主！”
每次读《水浒传》至此，常常放下书来，惶惑不解。梁山泊不是翰林院，不及第或者落第，胸中有没有文学，又有什么关系呢？套用《水浒传》人物的习惯用语，用得着扯这个“鸟”淡吗？王伦自己这样自卑地看，林冲和别人也这样轻蔑地看，这是个很奇怪的思维方式。这也许是中国人的弱点了，喜欢给活生生的人系上许多不必要的扣，扣上了，再也解不开。你都造反了，你都不买宋家赵姓皇帝的账了，你已经不是他们的臣民了，为什么还按他们的规矩行事呢？
这就和文坛上一些人写了作品以后，一定想方设法要请别人叫好，属于同样的灵魂上的扣解不开。创作是自己的事，无须他人置喙，写得好或不好，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哪个作家心里，都明镜似的。一定要把书送过去，书里还夹有一个信封，信封里还夹有一张或两张花花绿绿的纸。其实，你自己有把尺子，又何必多余再找把尺子呢？你写了，就不必在意别人说好，或者说不好。何况，说好，难道就真好吗？说不好，当真会天塌地陷吗？
由于这样的扣，王伦的行情，从来没有被看好过，无论当时，还是后来，包括现在，都抓住他的这个不及第秀才，从心底里鄙视他。我已记不得从哪部稗史演义上看来的了，要是武松不干掉西门庆和蒋门神的话，梁山泊就万无一失了。连这两个恶霸都有可能成为英雄好汉，我可真替王伦十分的抱屈了。平心而论，说他是一位有识有见的英雄，不算过分。
且让我们来为他评功摆好一番：
第一，他比晁盖、宋江“革命”早，先到梁山泊，先打起义旗，资历，即使在革命队伍里，也是本钱；第二，他不是像晁盖、宋江等被官府捉拿，逼上梁山的被迫“革命”，而是“因鸟气”，这个不第秀才，才愤而上山造反，属主动“革命”；第三，要不是他选择梁山泊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后来也不可能使晁盖、宋江这帮农民起义者立足于此，跟朝廷对抗，成就一番事业。溯本追源，王伦选择西逼都城开封，东临河海之滨，南向江淮鱼米之乡，北上燕北平川之地这样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根据地，不能不承认他有相当了不起的战略眼光，这是王伦最主要的功绩。
所以，他在世人心目中鼠肚鸡肠的形象，恐怕多少有些冤枉。人们光看到林冲上山入伙时被王伦千方百计刁难的一面，并没有注意到最后将他收留下来的一面。先礼送，后考验，再留用，作为王伦对入伙人的例行考察手段，和关门主义是两回事。在根据地初建、人单力薄的情况下，对来者保持必要的警惕，我想，这说不上是缺点。
同样，当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阮氏三兄弟上得山来，这位白衣秀士把对待林冲的三部曲重新实施一次的时候，第一步骤还未完成，豹子头就把刀拔出来，将王伦结果了。看来，不分青红皂白，“得出手时就出手”，似乎不应提倡。
当代中国，出现过多少冤假错案，有多少需要落实政策予以平反昭雪的人员，谁也统计不出一个准确数。虽然每次运动都有“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尽管这样，偏差仍然是巨大的。很大程度上，历次政治运动的扩大化，就是倡导这种“得出手时就出手”的整了再说的结果。李逵在江州劫法场时，抡起两把板斧，逢人就砍，见人就杀，痛快有了，但却制造出多少无辜的痛苦呀！可把话说回来，既然“得出手时就出手”，林冲在被高俅、陆谦、董超、薛霸折磨得无以为生的时候，却并未见他有这等立竿见影的迅捷反应，多少次该出手的时机为什么却缩手了呢？
说到底，林冲这一次在山寨水亭的“得出手时就出手”，向王伦心窝里捅的一刀，实际是一次小小的宫廷政变，林冲扮演了一次“苦迭打”的主角而已。
从此，王伦成了没气量、难容人、小心眼、无水平、不贤而嫉贤、无能而妒能的典型人物。若是林冲在拔出刀之前扪心自问，连自己这样一位开封城里八十万禁军的教头都让王伦半夜从梦中吓醒，因而不敢收留，现在，山寨里哗啦啦一来七八条好汉，有文有武，荷枪实弹，皆是杀人亡命、无所忌惮之辈，王伦能接受得了？
山头主义，从来是农民“革命”军缺乏全局观念的产物。王伦对这些强大许多倍的来客拒绝接纳，不能不说是正常反应。客大欺店，店大欺客，对这一伙大摇大摆的客人，他不会张开双臂热烈欢迎的。他是小本经营的店老板，因此，他不可能识大体，顾大局，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连一个让其认识形势，待其思想转变，然后使其拱手让位的时间也不给，咔嚓一声，搠倒在亭上了。
林冲被高俅逼得无路可走，由风雪草料场逃命出来，投奔梁山泊，图一个避难躲身之处，倒真是万不得已，才落草为寇。至于他个人手刎王伦，出了那口鸟气，把别人捧上交椅之后，从此在梁山泊便没什么戏好唱了，也可证明他绝无任何篡政夺权的野心。但晁盖、吴用、公孙胜，人多势众，胸怀叵测，一上山，马上看出山寨的分裂因素，马上私底下联络林冲，马上开小会决定应急措施，表明了未必不想促使林冲与王伦之间发生有利于他们的变化。结果，当王伦摆下酒宴，捧出银两，要礼送这伙劫了生辰纲的好汉出境时，逼得林冲火并。几个人假作姿态的拉架，不过走走形式，于是，以王伦的鲜血，改写了梁山泊一页新的历史。
如果王伦有容人之量，本着革命不分先后、多多益善的主张，只要来到水泊，无不双手欢迎。为了革命大业，你行，你坐头把交椅，我不行，我甘居其后。不摆老资格，不搞一言堂，我想他绝不至于身首异处的。但他没有这份宽容，就只好悲剧性地被革命抛弃。西方学者房龙说，宽容是一种奢侈。我看未必，应该说，宽容是一种有足够信心的表现。王伦的毛病，就是囿于自己文不及格、武不如人的弱势心理，产生出由自卑而畏缩，由隔膜而猜疑，由排斥而拒绝，由防备而敌对等等一系列从思想到行动的决策错误。《水浒传》作者在王伦被杀以后，引用了一句“古人云”，“量大福也大，机深祸亦深”来说明这种因果关系，是不无道理的。
能宽容者，多为强者，而不够宽容的人，十之九，在个人才智和总体实力方面，存在着某些虚弱的成分。唯其虚弱，才有嫉畏，才有计较，才有排挤，才有不共戴天的偏激和狭隘。谓予不信，看看时下那些标榜“众人皆浊，唯吾独清，众人皆醉，唯吾独醒”的文坛尊神们，便知端的。现在，这些尊神们，都患了眼高手低、难以为继，不妨姑名曰“文学肠梗阻”的病。已经连个屎橛也拉不出来了，憋得五脊六兽，才有那张好像欠了他二百吊钱的丧门神似的脸。
偶尔使出吃奶的劲，挤出一粒半粒羊屎蛋，也是掷地无声。正是这种创作实力的衰微状态，才使他们总在那里咬牙切齿、坐卧不安。过去还能从洋人那里倒腾一点东西，来糊弄劳苦大众，如今，海禁大开，他们会玩的那一套，外文水平较好的后生们，玩得甚至更溜。况且，外国文学走过来的路，在我们二十多年的文学历程中，差不多也演示过了。老实说，此等讨便宜的事，可一可二，而不可三，上帝不会把笑脸老朝着你。
如果研究一下《水浒传》里的宋江，也许就更有启发了。他个子不高，谈不到魁伟峥嵘；面皮很黑，说不上风流蕴藉；会一点刀枪棍棒，但很二五眼；有一点墨水，也就是衙门文书之类。论计谋不如军师吴用，论武艺在山寨里甚至敌不过女将母大虫顾大嫂、一丈青扈三娘，论力气比不上打虎的行者武松，论仪表，哪是玉麒麟卢俊义的对手，论肤色，这黑三郎也不能与浪里白条张顺相比，至于偷鸡摸狗，也没有鼓上蚤时迁那两下子。而后来，他被众头领尊让于忠义堂上的第一把交椅，就因为他善于团结、善于容人、善于谦让、善于选贤与能。江湖人称他为及时雨，正说明他是多么被人所需要，所期盼，这才形成水泊梁山百川归海的兴旺局面。
不兼收并蓄，无以成大家。海，所以伟大，因为它能容纳一切。拒绝宽容的褊狭心态，最起码也是一种心灵软弱的表现。人们要是能把要求别人时的严格移到自己身上，而把要求自己时的宽松用到别人那里，也许会少却许多矛盾和不必要的纷扰。
因此，《水浒传》里的宋江和王伦，倒不失为我们做人作文的参照系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