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个大文学家、大政治家，但也是个大怪人。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记载：“王荆公不善缘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敝，亦不浣濯。与吴冲卿同为群牧判官，韩持国在馆中，三数人尤厚善，无日不过从，因相约，每一两月，即相率洗沐，定力院家，各更出新衣，为荆公番，号‘拆洗’。王介甫云出浴见新衣辄服之，亦不问所从来也。”
“经岁不洗沐”，“衣服虽敝，亦不浣濯，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但《宋史·王安石传》里说：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称其贤。”这就有点莫明其妙了。世风好谀，大人物的一举一动，哪怕放个屁，追随者也会顶礼膜拜的，所以，才有“马屁精”这一美称。不过，衣服穿旧穿脏不洗，脸上有污垢也不弄干净，就能和“贤”联系上，真让我佩服那些马屁精的想象力。也许他们心目中的贤人，从内到外都不那么干净吧。
宋彭乘《墨客挥犀》里还记载了另外一个小故事，也可见此公的性格。“王荆公为小学士时，尝访君谟。君谟闻公至，喜甚，自取绝品茶，亲涤器烹点，以待公，冀公称赏。公于夹袋中取消风散一撮，投茶瓯中并食之，君谟失色。公徐曰：‘大好茶味。’君谟大笑，且叹公之真率也。”这个烹绝品茶、希望得到王安石称赏的人，大概也属“马”派。一个食不知味的人，有什么真率可叹？说得好听些，无非是不通晓，或者假装不通晓人情世事的怪人罢了。
不过，从古到今，文人中间，怪者也多，倒也不足为奇。
有的是本性所致的怪，有的是大智若愚的怪。有的作家，对不起，恕我不敬地说，则是装孙子的怪，矫情的怪。把怪当做一种登龙术，一种广告手段，无非是文思枯竭以后只好靠文学以外的名堂向世人表明自己的存在了。王安石是一个搞政治的文学家，在野二十多年，冷板凳坐得太久，要不作一些怪的话，也怕别人把他忘记。所以，凡是在文坛跟头把式、出点洋相、制造新闻、兴风作浪，不那么老老实实坐在那儿写作者，十之九，都有其政治企图。
因为搞真正的文学，是要费点力气的，而作怪的话，兴之所至，率意而为，那就容易多了。例如作《登楼赋》的王粲，喜欢学驴叫，实在怪得可以。他死后，安葬毕，来送丧的曹丕对一些参加追悼会的文人提议，仲宣生前爱作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于是，每人皆引吭高声，效驴之吼鸣，墓前的那个场面，肯定令人亢奋，但也确实怪诞不经。同时期还有一位阮籍，喜欢作长啸，声闻数百步。他既不是戏曲演员需要吊嗓子，也不是美声唱法要练发声，长啸不已也会让人不得其解。所以，文坛忽而传来一声驴鸣，一声虎啸，大可不必太在意。因为，倘不这样怪一下，怎么能让大家侧目而视呢？
至于王安石的怪到底属于哪一类的怪，千古论者，看法不一。甚至当时的皇帝，那位宋仁宗，也弄不清他是真怪、假怪，还是装怪。据邵伯温《闻见录》载：仁宗有一次赐宴臣下，自然也算是盛典了。但这位皇帝很讲究俭朴，不像现在拿着公家支票去吃饭那样花钱如流水。这次宴会倒具有一点西洋情调，既像自助餐，又像野外烧烤。与会者需要自己钓上鱼来，然后或红烧，或清蒸，或松鼠，或刺身，与大家共享同乐。
王安石不喜欢钓鱼，也不善钓鱼，坐在那里把一碟子用面粉做成的鱼饵一粒一粒地扔进嘴里，吃了个精光。第二天，宋仁宗对当朝宰相讲，这个王安石是怎么回事呢？他是极虚伪还是极呆傻呢？一个人保不齐误吃一粒两粒鱼饵，但总不能把那么一大盘子的小面球统统吃下去。所以，宋仁宗不怎么赏识他，也不曾重用他。其实，这位皇帝曾经很重视他，才把他从地方上调到中央工作。而且，在这以前，由于他为官政声甚佳，各方反应极好，宋仁宗多次指示宰相提拔此人到开封来担任要职。但这位怪人就是不接受上方的好意，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了。每婉谢一次，他的呼声就高涨一次；每推托一次，许诺他的职务就提高一级。后来，他终于在差不多夹道欢迎的程度下来到京城就职，有没有洋鼓洋号拉拉队之类不得而知，反正那时没有明星，他就是拥有许多粉丝的政治明星。
《闻见录》载：“安石在仁宗时，论立英宗为皇子，与韩魏公不合，故不敢入朝。安石虽高科有文学，本远人，未为中朝士夫所服，乃深交韩、吕二家兄弟。韩、吕，朝廷之巨室也，天下之士不出于韩即出于吕。韩氏兄弟，绛字子华，与安石同年高科，维字持国，学术尤高，不出仕用，大臣荐人馆。吕氏公著，字晦叔，最贤，亦与安石为同年进士。子华持国，晦叔争扬于朝，安石之名始盛。安石又结一时名德之士，如司马君实辈，皆相善。”一个人，能够如此经营氛围、铺垫人气，放长线钓大鱼，作先声夺人的努力，没有相当智商，没有十分手腕，是难以办到的。
嘉祐五年（1060），王安石调到了中央，果然很当回事地，五月，给皇帝上万言书，要求改革政治体制，改变经济方针。实际上，这一套思路就是被隔一代的新皇帝宋神宗大加赏识而推行全国的，在历史上称为“王安石变法”的设想蓝本。不知为什么，万言书上去之后，仁宗没有反应，大家都认为调他来中央必受重用，但仁宗基本上将他晾在那儿了。其实，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的新政试验未果而终以后，宋仁宗对于任何改革都不感兴趣。三十多年太平皇帝做下来，求稳是第一位的，保命更是第一位的，这个本来就没什么力气和精神的皇帝，绝对不想作为了。更何况仁宗对王安石印象不佳，王安石觉得很无趣，便借口家事，请调回金陵。于是，有人纳闷，这对君臣之间发生了什么矛盾，产生了什么龃龉。其实，屁事也没有。有人认为，他当着仁宗的面吃了那一盘子鱼饵，估计让陛下觉得他这个人若非大愚，必是大奸，因此，对这位“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臣下，由最初的热烈期待变为疑虑不解，从此拉开距离，不再进入他的视野中了。
谈到文人的怪，恐怕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简单，有时，表象和本质很不一致，怪诞的背后，没准儿相当世俗，邀名求利之心更重。谁知王安石是不是有意识吃给仁宗皇帝看的呢！因为他的抱负很大，是想在政治领域创功立业。他到中央来是对这位欣赏他的皇帝寄予希望，使他得以施展才华，可实际并非如此，仁宗本来就没有什么锐志雄图，登上皇位太久，也懒得革新求变，王安石睹此无可作为的现状，也不再积极，就吃这一盘子鱼饵让陛下看看，也未可知。
但王安石对另外一个皇帝可一点也不怪。宋纡《南游记旧》记载：“王介甫以次女适蔡卞，吴国夫人吴氏骤贵又爱此女，乃以锦为帐，未成礼而华侈之声闻于外。神宗一日问介甫云：‘卿大儒之家，用锦帐嫁女？’甫谔然无以对，归问之，果然，乃舍之开宝寺福胜阁下为佛帐，明日再对，惶惧谢罪而已。”由此看，他有时要装装怪，有时也不敢怪。因为神宗对于他来讲，是属于必须绝对小心侍候的主子，他将身家性命都押在这场赌桌上了。所以，说到底，怪的行为举止，无非是文人一种引人注目的表演手段而已。有时怪，有时不怪，需要时怪，不需要时不怪。王安石死了以后不久，很快民间就流传以他为主角的说书，题名《拗相公》的话本现在还可以从残存的《京本通俗小说》中读到。这当然是他的政治上的反对派或者是受新政之累的老百姓在舆论上的一次清算。用一个“拗”字，来形容王安石，当然是十分传神的。
有一年元宵节，王安石陪着神宗皇帝乘马进宣德门，君臣二人，边谈边行。没想到执勤卫士持枪把他拦住了，不许他进去。那时，他已经是参知政事，相当于副首相，宰相肚里好撑船，本不必发那么大的脾气。但他居然上奏章，要逮捕法办。御史蔡确不同意，“宿卫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马非其处所，应诃止”。王安石“拗”起来，连神宗也拿他没法办，只好为他“杖卫士，斥内侍”，而“安石犹不平”。《闻见后录》也讲过一则他别扭得不可理解的小故事：“荆公在半山使一老兵，方汲泉扫地，当其意，誉之不容口。忽误触灯檠，即大怒，以为不力，逐去之。参寥在坐，私语他客云：‘公以喜怒进退一老兵，如在朝廷以喜怒进退士大夫也。’”但是，他要把儿子王雱推荐给神宗皇帝时，按他的怪和拗，直接提出来也未尝不可的。可他却绕了个大弯子，先把王雱写的策论和《道德经注疏》刻了板，印成书，拿在市场上卖，再从读者的呼声中，上达天听使皇帝闻知。采取这种迂回的战略，此公究竟是真拗呢，还是假拗，真是要打个问号的。
在中国文学史上，文人当官者很多。就官位来说，王安石怕是天字第一号，中枢决策，位极人臣。也有做得小的，陶渊明作彭泽令，顶多算七品芝麻官吧。有人是很想做官的，“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李白，看似清高，实际觉得当朝皇帝赏识不够，没给他一个像样的官，才跑到永王李磷那儿当幕僚去了，以为这位王子造他哥哥的反，要是成功的话，还能不高官厚禄吗？但也有人很怕做官的，董卓一进洛阳，文人都跑掉了，只有蔡邕在满门抄斩的威胁下，给董卓做事。最后，董卓被杀了，这位文人挺念旧，觉得这军阀至少对他不坏，于是掉了两滴泪，被司徒王允抓住，大光其火，结果到底掉了脑袋。有的为了做官，连气节也不要，作《燕子笺》的阮大铖，就是一个这样的败类。有的为了不做官，还被砍倒了脑袋，这就是和司马炎不合作的嵇康所遭遇的噩运了。而和嵇中散差不多心态的阮籍，不得不做了个步兵校尉的小官，成天喝得醉醺醺地逃脱政治。有一回，竟醉了两个月，不理政事，这样才勉强保住了首级。
但也有人以不做官作为资本，傲世任情，沽名钓誉，大捞一把者，在这方面，王安石可以说是一个最成功的例子，比之现代一些作家以隐求显的小伎俩，不知高明多少倍。
在中国历史上，唐宋两朝，是文人做官最多的年代，唐宋八大家，几乎每个人的官都做得不小。此前的汉魏时期，皇帝不怎么把文人当回事，司马迁自己都认为史官不过是倡隶优卒之流的小人物，司马相如、枚乘也不过是文学侍从罢了。祢衡被曹操罚做鼓吏，杨修只是随军参事，竹林七贤中有的官职不低，但无实权。明清时期文人做大官者就更少了，进入中央决策机关，能参与政要、发号施令者，绝无仅有。虽然有些御用文人，随侍皇帝左右，写些应制文章，但只有吾皇万岁万万岁的捧场权，干政是轻易不敢的。唯有唐宋两代，文人的价码要高一点，像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在被黜被贬被流放的情况下，还能当上地方官。而王安石，能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改变了整个国家现行政策者，亘古以来，也只有他一人而已。
王安石为了实现他的变法意图，采用以退求进的手段求官，几乎等待了半辈子。能下这么大本钱，连同时代的人都认为他怪得可以。因为朝廷再三请他出仕，他就是拒绝任命。有一次，给他一个修起居注的差使，“阁门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还之，上章至八九”，这样的坚辞，可见他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以怪制胜的怪人了。
庆历二年（1042），他考中进士，时年二十一岁。一直到四十六岁，也就是熙宁元年（1068）得意，经历了仁宗、英宗两朝，一共二十五六年之久，讲学金陵，不预奔竞，“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俾于美官，惟患其不就也”。由于他谢绝到朝廷就任，恬退守职，声名日隆。越表示不做官，朝野上下越希望他出来做官，越做出怪的行止，也越是吸引观众。舆论造得如此之足，竟被视为“一世之伟人”，朝拜者，敬礼者，请安者，侍奉者不绝于门，“以金陵（指王安石）不作执政为屈”。如此极尽蛊惑煽动之能事的效果，试想这是傻不拉几吃了一盘子鱼饵的人制造得出来的吗？
近年来，这类文坛上哄抬物价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可见古今同理。因为捧角的人，啃招牌边，是啖饭之道。而被捧的人，也是招摇之术，所以，就有活着给自己立生祠的事。许多文坛前辈，如巴金先生，冰心先生，也不曾有个人纪念馆的建设，可一些从农村出来的作家，已经在家乡盖了大庙一样的馆堂，供奉着自己的著作，张贴着自己的肖像，展览着自己的文物，摆放着捧场的文章。即使如王安石，被宋神宗尊为“师臣”，谥曰“文”，称王文公者，唐宋八大家之一，要多牛皮，就有多牛皮，也不曾让人这样香火奉祀的，可见在某些方面，今人要比古人脑袋瓜子灵活得多了。狗屁不是，能先风光两天，就当仁不让。
公元1067年正月，宋神宗即位，立即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九月，又擢升翰林学士兼侍讲，这比坐直升机还要快，因为他决心要把这位隔墙吹喇叭、名声在外的奇才，调入京师予以重任。因为当太子时，他的太子司文书事韩维（后来，王安石变法，因为不赞成，王把这位引荐者一脚踢了），经常对政局发表看法。每逢这位王储赞同时，韩就表示，此非臣之意见，乃王安石之见解耳。这就是《闻见录》中所说：“先是治平间，神宗为颍王，持国翊善，每讲论经义，神宗称善。持国曰：‘非某之说，某之友王安石之说。’至神宗即位，乃召安石，以至大用。”所以，神宗耳朵里早被王安石的名声灌满了，王安石和韩维书信往还，很了解这位新皇帝对他的态度。看来，此公身在金陵，心在汴京，并不是无抱负的傻吃鱼饵的呆子，更不是厌倦仕途的尘外之人，只不过要看什么时机合适，什么样的皇帝能起用罢了。
所以说，怪也好，不怪也好，装怪也好，都有其现实的考虑。王安石不是不想出仕。嘉祐三年（1058），宋仁宗把他从江东刑狱调到中央来任度支判官，他也曾对仁宗皇帝抱有幻想，上过万言书。结果，碰了个钉子，未被采纳，他怀才不遇，适逢丁忧，只好退隐金陵，待机而动了。英宗一朝，他因为反对过这位皇帝继承大位，知道不会有好果子吃，所以给他官做他也不做。等到神宗登基，他认为是时候了，圣旨一到，他不再拒绝，马上接受了任命。不过，他也许觉得一反常态地热衷仕途和他多年营造的恬淡拒任的形象不那么吻合，到底还是称病，拖延了七个月才进京。弄得神宗也疑惑起来，是真有病呢，还是冀图高位？
他二十多年韬光养晦，拒不出山，制造氛围，声名鹊起，也有其策略上的盘算。因仁宗、英宗两朝任职的范仲淹、晏殊、文彦博、欧阳修、司马光，这些文学上的对手，要想超越的话，还得凭借政治上的优势才行。而最大的政治上的靠山，就是皇帝。他深知仁宗、英宗不可能对他另眼相待，所以，只有踞守金陵，等待时机了。
神宗上台，宋王朝积弱的国势，至此愈益衰敝。仁宗时，国库就“所出无余”，英宗时收不抵支，出现赤字。那些文臣们在仁宗庆历年间也搞过新政，碰了个大钉子，只能守成求稳了。新皇帝对这些无计可施的老臣当然不满意，而每年必须要“赐”给西夏的五万两银，十三万匹绢，两万斤茶，以求和平的费用，还不包括节日期间要“赠”番邦的银、茶、绢、帛、衣着的沉重负担。这还是大宋王朝为买和平所花费的钱的小头，大头是向北方辽帝国的“赐”，那是十万两银，二十四万匹绢，到神宗朝，辽又提高宋的“赐”，为二十万两银，三十万匹绢。王安石给仁宗上的万言书所以石沉大海，因为那时国家的日子好过些。但现在，内忧外患下的神宗，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变法上，王安石一展雄图的时机到了。
但是，任何政治变革，都不会一帆风顺的，因为势必要触犯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假如这部分人的力量足够强大的话，那么，变革行动不出母腹，就会被扼杀了。假如反对变革的力量虽然强大，但进行政治变革的力量足以旗鼓相当的话，而且，能够坚定地排除变革过程中的障碍，变革也有可能获得相当的成就，如秦之商鞅，明之张居正；如果变革者的计划一出台，即遭反对，变革者的营垒又不具有道德高度，而反对派始终精诚团结；加之这场变革确实给人带来的不是福祉，而是灾难的话，那么，绝无一丝成功的可能。
王安石尽管把所有反对变法的人都放逐了，欧阳修回家养老去了，司马光靠边站了，苏东坡修西湖去了。但王安石无法阻止由于权力再分配而造成自己阵营中分崩离析的现象。他的最得力的推行新政的副手吕惠卿，也是把他出卖导致他最终失败的主力。王安石下台以后，在南京，天天要写“福建子”三字，以泄他对于这个人的怨恨。有一次，苏东坡在南京见到他，谈起变法的成败，王安石还愤恨不已，大骂是吕惠卿把事情搞砸了。
但变法失败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青苗、保甲、免役、手实诸法有利民的一面，也有扰民的一面，而贯彻执行新法，依靠的仍是旧的官僚行政机构，结果本来有利于民的政策，也会变质而给民众带来深重灾难。《闻见录》中说道：“又所遣新法使者，多刻薄小人，急于功利，遂至决河为田，坏人坟墓室庐膏腴之地，不可胜纪。青苗虽取二分之利，民请纳之费，至十之七八。又公吏冒民，新旧相因，其弊益繁。保甲保马尤有害，天下骚然不得休息，盖祖宗之法一变矣！”《拗相公》是宋人话本，其中所描写老百姓对于变法的深恶痛绝之情，不能说没有一定的真实性。
当然，还有并非不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进行政治变革的领袖，若不具有一定的人格力量，而是一个怪人，一个拗相公，必然失去号召力、凝聚力和向心力。作为文学家，也许其性格色彩足以魅人，作为政治家，怪诞乖戾，险谲诡异，躁迫强直，刚愎自用，“逆意者虽贤为不肖，附己者虽不肖为贤”，也是这次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
苏东坡的老爹苏洵，就为此写了一篇《辨奸论》。“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可胜言哉？”这个人，就是指王安石了。接着，就谈到了他的怪。“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仆隶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人情也哉？”最后，他对于怪人王安石得出的结论是：“凡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因此，碰上这类以怪待价而沽，以怪欺世盗名，以怪招摇过市，以怪不可一世的文人，还真得想想苏老泉的这番话。
王安石罢相以后，回到金陵去了。他的住宅附近有个地方叫“谢安墩”，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又名谢安石，曾在此地落脚过。东晋至宋，也是好几百年的事了，王安石这个怪人，也怪得太无边无际了，为这个“谢公墩”姓谢而不姓王，写了一首绝句：“我公名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
文人之怪，怪到如此地步，也算是登峰造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