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丞相诸葛亮在与东吴修好，并且平定南方之后，就一心一意，出师伐魏，希望兴复汉室，还都中原。在前后七年之中，六出祁山，未能如愿，最后病死在前线。
正如他自己在《出师表》中所说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后人读史至此，无不扼腕叹息。正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诸葛亮病死的地方是五丈原，后人在这个著名的古战场上修了一座庙来纪念他，现在这里成为一个旅游景点。未登五丈原，先过高店镇，因为当时诸葛亮手下的大将魏延曾经在此扎营，所以此镇又名“魏延城”。
魏延是蜀汉名将，他的地位仅次于五虎上将――关、张、赵、马、黄，对蜀汉的开国，立下汗马功劳，深得刘备的信任，屡次委以重位。但是最后竟以“反叛”的罪名被诛，其事令人怀疑。据说其人脑后有“反骨”，故而“久后必反”云云。
“反骨”是个什么东西
所谓“反骨”是个什么东西？恐怕没有人能说清楚。
如果“反骨”是天生的，是由遗传基因所决定，凡生“反骨”之人“久后必反”，则其罪责不在本人，而在父母直至祖先。如魏延是因脑后生有“反骨”而反叛，则历史上的许多大叛徒如张弘范、吴三桂等人是否也生有“反骨”？这种小说家言，难以置信。
而且，“反骨”之“反”究竟作何解释，也很难说。
有时候，“反”是投敌叛国；有时候，“反”是弃暗投明。需要查明所“反”者是何人，为何而“反”。不能一概而论，凡“反”必错。对于魏延，应该看他所“反”
何事，所“反”何人，而且究竟“反”了没有？本着“不能只看一时一事，而要考查全部历史”的原则，我们不妨认真探讨一下他的生平事迹。
魏延是在荆州战事中弃暗投明，投入刘备队伍的。
他不大会说话，但是作战勇敢，办事负责，颇得刘备的赞赏。《三国志？蜀书？魏延传》中说：刘备决定建都成都，先委关羽镇守荆州以防东吴，更欲选拔大将镇守汉中以防曹魏。蜀汉上下都认为此任非张飞莫属，张飞亦以此自许，但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刘备竟然破格提拔魏延为镇远将军、汉中太守，独当重任，因此“一军尽惊”。魏延受命之际，刘备问他：如敌人来犯，将如何对付？他慨然回答：“如曹操举天下（之兵）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这响当当的两句话，真是气壮山河。
魏延并没有吹牛。他治军谨严，善养士卒；作为第一任汉中太守，也善于抚民，善于规划战守。在刚愎自用的关羽大意失荆州，自己也丢了脑袋的时候，魏延镇守的汉中前线固若金汤，可谓不辱使命。在诸葛亮大举伐魏之前，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因此，在蜀汉的北伐大军之中，他是仅次于诸葛亮的第二号人物。
诸葛亮在大举北伐之前，曾在汉中举行军事会议。
魏延在会上提出自己的进军方案，希望能率领一支奇兵经过子午谷奇袭长安，采取分进合击的战略规复故都。
可惜这个计划被诸葛亮所否定。从日后诸葛亮的进军过于谨慎，以致师老无功的结局来看，魏延的主张确有可取之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魏延请从子午谷直捣长安，正兵也；诸葛亮绕山而西出祁山，趋秦陇，奇兵也。”他认为仅从军事角度来看，魏延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诸葛亮的内心自有苦衷，因为敌强我弱，暂时只能以攻为守，拖延时间，以待局势的发展变化。“公（指诸葛亮）盖有不得已焉者，特未可一一与魏延辈语也（不便把话说明）”。魏延被蒙在鼓里，自然会因献计不用而耿耿于怀，偶然会发发牢骚。虽然两人的意见有所不同，但并不影响工作。诸葛亮深知魏延的才干与胆识，每次北伐，多以他为先锋；魏延也坚决服从军令，忠实完成任务，双方长期相安无事。
诸葛亮虽是山东琅邪人，但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湖北襄阳度过的。蜀汉建国，不少襄阳人士受到重用，如“马氏五常”的马良、马谡；向氏叔侄的向朗、向宠；以及董恢、廖化、杨仪等等，这显然与诸葛亮对他们的了解与偏爱有关。杨仪是文官，因为能说会道，被诸葛亮逐步提拔为幕僚长，就不免常以诸葛亮的名义对诸将发号施令。魏延自恃功高，从来不买他的账，两人之间多次发生冲突，积怨甚深。
魏延自认为是蜀汉的老臣宿将，对于后辈，盛气凌人，丝毫不懂人际关系的重要，谁知这就成了他的致命伤。在魏延身处前线一心抗敌之时，留在诸葛亮身边的杨仪利用魏延与诸葛亮在战略上的分歧，屡进谗言，说魏延常发牢骚，不外“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
（《三国志？蜀志？魏延传》）之类。诸葛亮虽然常常勉励双方和衷共济，以大局为重，但是年深日久，也不免逐渐受到谗言的影响，渐渐疏远魏延。杨仪在取得诸葛亮的信任之后，有计划地从朝内到军中都拉了关系，大组关系网，做好了日后与魏延争权的充分准备。
诸葛亮的遗命真相难明
诸葛亮临终之时，身边只有杨仪、姜维等人接受遗命。这有两种可能：一是病况恶化太快，来不及从前线召回魏延；二是诸葛亮在杨、魏之争中有偏向杨仪的倾向，故意只让杨仪接受遗命。究竟真相如何，后人也只能是揣测而已。据杨仪的传达，当时的遗命只有两条：
一、诸葛亮死后，秘不发丧。全军由杨仪统率，徐徐向汉中撤退。
二、命魏延断后，如果魏延不服从命令，全军仍然按时行动。
杨仪派人去向魏延传达遗命，有意激怒魏延，只要魏延抗命，他就可以用“抗命”、“谋反”的大帽子去陷害魏延，以泄私愤。梗直的魏延果然上当，他完全不相信通过杨仪传达的这个遗命，认为这是杨仪伪造的，对于“遗命”，当时就表示了如下的态度：
一、“丞相虽亡，吾自现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耶！”（《三国志？蜀志？魏延传》)
二、“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
（《三国志？蜀志？魏延传》)
魏延抗命，让杨仪抓住了把柄，而且退兵的命令是以诸葛亮的名义发布的（是不是杨仪所伪造，将士们并不知道），魏延既然抗命，就是叛乱。杨仪一天数次以羽书飞报成都，说是魏延谋反。魏延也派人飞报成都，说是杨仪谋反。双方互相攻击，羽书交驰，使得蜀汉朝内君臣晕头转向，不知如何是好。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蜀汉君臣只好凭关系，凭印象，采取了保仪（相信杨仪不反）疑延（对魏延有怀疑）的态度。就是这种有所偏袒的态度，被杨仪充分利用，要了魏延的命。
魏延忠心耿耿，对国家尽心竭力，问心无愧。他自认为只是不买杨仪的账，并非对蜀汉政府抗命，相信事情总有澄清的一天。于是他命令部下抢在杨仪之前，先到汉中。当时敌人在北，汉中在南。如果说他谋反投敌，为什么他不向北去，反而南下呢？正因为他内心坦然，根本未做最坏的准备。杨仪则是下了决心，准备把他整到底。杨仪到处传达“军令”、“政令”，说他谋反，使他军心涣散，最后利用他还很信得过的马岱接近他，乘机袭杀了他。魏延至死都得不到一次申辩的机会，真是冤沉海底。
魏延不反，千秋自有公论
魏延是不是谋反，《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已经说了公道话。他说“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并非“背叛”。《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更肯定了这一点，指出：“延欲杀仪等，冀时论以己代诸葛亮辅政，故不降魏而南还击仪，实无反意也。”
魏延是不是“意图谋反”？我们从魏延死后杨仪的表现也可以略窥真相。《三国志？蜀志？魏延传》中说：
当马岱把魏延的人头交给杨仪之时，“仪起自踏之，曰‘庸奴！复能作恶不？’遂夷延三族”。后代的论者认为杨仪“以私愤杀大将，罪浮于延”，“夷其三族，亦太甚矣”（《三国志集解》）。就算是魏延真的谋反，杨仪奉命诛延，既诛之后，也应该哀矜不喜。因为这究竟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而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当时大敌当前，诸葛亮刚刚去世，自己队伍里的自相残杀，不管规模大小，都会使人觉得痛惜。面对魏延的头，杨仪居然兴高采烈，还要踹上几脚，大骂一番，并且诛其三族，表现出小人报仇的快意，实在是暴露了自己卑劣的真面目。
真正意图谋反的是杨仪
其实，真正“意图谋反”的不是魏延而是杨仪。读者诸君！请看以下的历史事实：当年杨仪领军回到成都，自以为有很大的功劳，应该接替诸葛亮秉政，不料这一位置竟为蒋琬所得，他大失所望，满腹牢骚，发了不少怨言。估计蜀汉君臣当时已经逐渐了解杨魏之争的真相，对杨仪已有不好的看法，所以对他作了冷处理，只给他一个有职无权的中军师的虚衔。据《三国志？蜀志？杨仪传》的记载：杨仪认为自己的资格比蒋琬老，才能又过之，用蒋琬不用自己，太不公平，于是“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声，发于五内。时人畏其言语不节，莫敢从也”（别人听到他说了许多太过火的话，不敢答理他）。
费 去安慰他，他直率地说：“往者丞相（诸葛亮）亡殁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冷落）如此耶？令人追悔，不可复及！”这就充分说明，杨仪当时已经有过率领全军投魏的打算，只是犹豫不决，没有实行，所以事后追悔不已。
看到他如此怨气冲天，费 不敢隐瞒，如实表奏朝廷。后主遂废杨仪为庶人，“徙汉嘉郡”，总算坦白从宽，没有杀头。但他到了徙所，“复上书诽谤，辞指激切，遂下郡收仪，仪自杀”。杨仪害人终害己，死有余辜。只可惜魏延冤死，从此“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令人无限惋惜。
一代名将魏延，不死于敌人的明枪，却死于自己人的暗箭，而且背上了长期洗不清的罪名，实在令人同情。
纵观他的一生，查不出半点谋反的事实。他为了实现兴复汉室的宏愿，敢于提出与诸葛亮不同的作战方案，这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可贵的。杨仪说他因建议不被采纳而发牢骚，即或确有其事，也不过是欠缺修养，谈不上有什么“反”意。诸葛亮在世时，他始终服从军令，从无任何越轨行动；诸葛亮去世后，他反对退兵，主张继续伐魏，这不仅符合蜀汉的国策，也是为了继承诸葛亮的事业，实现诸葛亮的遗志，这又有什么不对！因此而被加上“意图谋反”的罪名，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看来，魏延的所谓“反骨”，不过是孤高自傲的“傲骨”而已。对于国家，他本着一片忠心，敢于提出自己的正确意见，不懂得揣摩长官意志，进行迎合；对于同事，又不善于搞好人际关系，完全不了解“关系学”、“关系网”的厉害。一旦遭到小人暗算，转眼之间死于非命。可以说，他既非死于自己的罪责与过错，又非死于蜀汉的军纪与国法，而是死于杨仪的“关系网”。对此，笔者不禁感慨系之。原来，“关系学”这门学问，古已有之。有些小人，深谙人情的作用，平时十分注重人际关系，利用各种机会建立人情网，关系网，一朝有事，就可以尽量加以利用，使之对自己有利，让自己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稳操胜算。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杨仪是个很会拉关系的小人，但是与他有交情的人并不一定就是他的党羽，也不一定是小人，只不过是在感情上有些偏向他，被他充分利用了而已。诸葛亮虽是山东人，他的青年时期是在襄阳度过的，曾经结交过不少襄阳名士。在他投入刘备军中之后，不少襄阳人物也被延揽进来，例如庞德公、庞统叔侄；马良、马谡兄弟；向朗、向宠叔侄以及廖化、董恢、杨仪等人。蜀汉在成都建国之后，这些襄阳人物大都有了地位，有了实权，这是杨仪“关系网”的基础。以后杨仪与魏延不睦，更是有意结交并且讨好对魏延不满的人物。如果杨、魏之间只是一般的文武不和，这种“关系网”还起不了太大的作用，最多不过能使杨仪稍占上风而已；但在两人发生正面冲突，互相指责对方谋反而又真相不明的时候，朝廷内外有不少人持保杨疑魏的态度，这就对魏延造成了致命伤。影响所及，使朝廷暂时作出了支持杨仪否定魏延的决定，并且派长史蒋琬“率宿卫军诸营赴难北行”，以防魏延异动（蒋琬出兵的事《三国演义》中没有说，史料中有此记载）。足见保杨的那些人并非附和杨仪攻击魏延，而是听信了杨仪的话，真的对魏延产生了怀疑，所以作出了必要的防范。这样一来，对魏延极为不利，道路传闻，都说魏延谋反，朝廷已经出师讨伐，造成魏延军心涣散，不战而败。王平、马岱等人平时远不是魏延的对手，这时乘乱进兵，所以就轻而易举地击斩魏延。大家不知内幕，听信了杨仪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杨仪是文官，平时能说会道，很会处事待人，谋反的可能性很小；魏延是武将，自恃功高，骄横跋扈，谋反的可能性很大，两相比较，宁可信仪而疑延。如果在平时，两人有了争端，可以从容查清事实，以定是非；但在事起仓猝、真相不明的情况下，人际关系、舆论导向，能起很大的作用。杨魏之争，杨仪为了打击魏延，可以说是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关系网，不惜造谣、诬陷，大造舆论，发动一切力量攻击魏延，将对方置于死地，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到了魏延既死，他率军回到成都之后，真相逐渐暴露，他也就被削职闲居，最后因为怨忿、毁谤之罪下狱，畏罪自杀，既害人，又害己。蜀汉国力因此而蒙受重大损失，已经无可挽回。
令人感慨的是，小人利用“关系网”大肆活动，往往得逞于一时，致令君子蒙冤，造成许多冤、错、假案，古往今来，屡见不鲜。
当然，在魏延身上，毛病也是不少的，如摆老资格，盛气凌人，军阀作风，言行粗暴等等。《三国志？蜀志？费 传》中说：“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刃拟仪。”你看，在“并坐争论”之时，他竟然拔出佩剑，做出一副恶狠狠地要杀人的样子，这成什么体统！但是在为人处世方面，他胸无城府，任事忠诚，对人诚恳，确实属于“君子坦荡荡”这样一种类型。在杨仪身上，确也有不少长处，他能说会道。“先主（刘备）与语，论军国计策，政治得失，大悦之”。办事也很周到、敏捷。“亮数出军，仪常规划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但是在为人处世方面，他颇有心机，会玩手段。对于得罪过他的人，他总是耿耿于怀，伺机报复。这就不免属于“小人常戚戚”这样一种类型。
杨魏之争留给后人的教训是：
第一，在君子与小人的较量之中，小人每每得逞。
因为君子要以主要精力应付事业，对于人事斗争常常疏忽，予小人以可乘之机。君子难免败于小人之手，原因在此。
第二，君子做事要顾大局，识大体，不为已甚，就是不会做太过分的事情。所以小人虽然多次失败，还能够潜伏以待时机。但是小人一旦得逞，对于君子就会赶尽杀绝，死不放手，因此而造成天塌地陷，他也不管不顾。结果往往是玉石俱焚，同归于尽。杨魏之争，正是如此，杨仪费尽心机杀了魏延，自毁长城，转瞬之间，又自取灭亡。影响所及，蜀汉政权，一蹶不振，从此就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苟延残喘而已。
１９８８年秋，笔者前往关中参加一次史学会议，有机会一游五丈原古战场及其下之魏延城。当时秋风瑟瑟，一片肃杀气象。同行者北京师范大学张守常教授诗兴大发，首吟一句，曰：“千古秋风五丈原”。笔者联想魏延蒙冤一事，乃抢接一句：“魏延城下吊魏延”。
继而成诗一首，以鸣魏延之冤，并志哀思。魏将军地下有知，将以我为知己乎！诗曰：
千古秋风五丈原，魏延城下吊魏延。
英雄何故蒙冤死？
傲骨铮铮少奴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