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王朝之所以要冤杀韩信，因为他是武将，是开国第一大功臣，功高震主；因为他有本领，刘邦只不过能指挥十万兵马，他却能“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天下无敌。他被封为楚王，有了一大块封地，也就相应地有了财权、兵权。他的这些条件，都足以构成对汉王朝皇帝宝座的威胁。为了解除威胁，汉王朝可以收回他的封地，可是无法否定他的功劳，无法消除他的声望，更无法剥夺他用兵如神指挥若定的本领。他一天不死，刘邦就连睡觉也难以安枕，于是他就难逃被冤杀的厄运。
文臣与武将不同，他们手无寸铁，根本构不成对皇帝宝座的威胁。皇帝对于他们，想用就用，想贬就贬，可以玩弄于股掌之中，似乎就没有加以冤杀的必要。其实不然，历史上文官中的高官被冤杀的并不少见。常常是皇帝自己决策失误，下不了台，只好推出一个大官来做牺牲品，当替罪羊，以求了事。汉景帝时代的御史大夫晁错无辜被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晁错其实一点也不错
晁错姓晁名错，西汉时颍川人。他是一位智囊型的人物，历事文帝、景帝两朝，对朝廷忠心耿耿，出谋划策，尽心竭力；而且言必有中，深得信任。晁错官至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与丞相同为文官中之最高级别。他最后之被冤杀，纯粹是代人受过――也就是代汉景帝受过。他虽然名“错”，其实他自己一点也不错。
从晁错的一生经历看来，他确实是一位聪明绝顶、很有才华的人物。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天下研究《尚书》的学者几乎绝迹，传说齐地有一位精通《尚书》的名叫伏生的老学者，年已９０多岁。朝廷无法征他出来做官，只好选派一位青年学者到他那里去学习。这个任务就落到了晁错的头上。晁错尽得其学，圆满完成任务，得到朝廷嘉奖，被任为太子舍人。当时的皇帝是汉文帝刘恒，太子是刘启，也就是后来的汉景帝。晁错对于如何启发太子学习治国之术出了不少主意，颇见成效，深得汉文帝的赞许，于是又任他为太子家令。太子从小就很佩服他，遇事常常向他请教，把他称为“智囊”。
晁错并不只是个文人、书呆子，他还研究兵法，研究对抗匈奴（当时最大的外患）的战略，向朝廷上书献策，提出“兵体三章”：一是“得地形”，即选择决战的地点；二是“卒服习”，即训练士卒的方法；三是“器用利”，即发挥武器的功效，并提出以胡制胡的“万全之术”。他的许多建议，都得到汉文帝的认可与采纳。
惟独对于“削弱诸侯”一事，汉文帝持慎重态度，没有公开表态。文帝去世，景帝即位，对晁错更是言听计从，先任为内史，后升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晁错得到景帝的支持，大胆更改许多法令，为当时一些大臣所不满，连丞相申屠嘉也不以他为然，双方多次发生争执。后来丞相病死，对于晁错的主张，再也没有人公开反对，晁错得以顺利地推出“削弱诸侯”的计划。
从“削弱诸侯”到“七国之乱”
秦灭六国，在六国的土地上设立许多郡县，直属中央，引起六国臣民强烈的不满，引发了秦末的大乱。汉初为适应当时的形势，在一部分地区恢复了封土建国的旧制，既封了一些异姓功臣、六国后裔，也封了一些刘邦的子弟，在汉王朝的疆域里建立了一些小王国。后来刘邦大杀功臣，把异姓王国统统改封给刘氏子弟（只有一个长沙王吴芮在传了四代之后，因无后裔，封土收回）。
他认为：这些小王国的诸王既然都是刘氏一家人，大概就不会有二心。后来的史事证明刘邦估计错误，异姓王国有可能发动叛乱，同姓王国也照样能够发动叛乱。汉景帝时代的“七国之乱”，就是由七个同姓王国所发动的。一些同姓王国逐渐发展壮大，与朝廷争权夺利，造成尾大不掉之势，这是当时汉王朝一个极大的隐患。对于这个问题一些有识之士早就看出来了，例如汉文帝时代的青年政治家贾谊上书畅论国事，就大胆指出诸侯坐大，朝廷指挥不动是非常危险的事。在《治安策》一文中，他比喻说：“天下之势方病大肿，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这当然是畸形，是变态，需要及时治疗，否则危害全身。
汉文帝办事稳重，他虽然对贾谊的献策非常欣赏，但是表面上不置可否，以免惊动诸侯，激化矛盾，引起冲突，而暗地里却照着贾谊的献策办事。如齐王刘则死，无后，他就把齐地分封给刘氏宗室七人，建立齐、城阳、济北、济南、 川、胶东、胶西七个小国；淮南王刘长死，他就把淮南地分封给刘长的三个儿子，建立淮南、庐江、衡山三个小国。这样一来，诸侯越封越多，各个诸侯的实力也就越来越小，难以和朝廷抗衡，发生动乱的危险性也就逐渐减少。如果“削弱诸侯”的计划能够稳步进行，一场动乱本可避免，可惜计划没有完成，汉王朝的人事却有了很大的变动。提出《治安策》的贾谊英年早逝，晁错在“削弱诸侯”的政策上和贾谊完全一致，在处理的方法上却更为激进。汉文帝去世，汉景帝继位，在重用晁错这一点上，他们父子的态度完全一样，所不同的是儿子办事没有父亲那么老练。当身为御史大夫的晁错主张惩治不法诸侯，并且削减这些诸侯的封地时，汉景帝不讲策略，公开批准执行。这样一来，矛盾立刻激化，东方七国迅速联合起来，以讨伐晁错为借口，起兵反抗朝廷，“七国之乱”爆发。
“七国之乱”的起因
当时汉王朝的疆土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首都长安在西部，西部的疆土由朝廷直属；东部的疆土则分封给１７个刘姓王国。发动叛乱者虽然只有七国（吴、楚、赵、济南、 川、胶西、胶东），并非全部，但是其中的吴、楚等国，面积广大，地方富庶，实力强大，在东部疆土中号召力很强，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吴王刘濞、楚王刘戊一旦宣布起兵，几个小国随声附和，汉王朝大约三分之一的疆土立刻变色。他们发动叛乱的真正原因当然是不甘心长期受制于朝廷，要想推翻汉景帝，取而代之。但是这话不能明说，总得找个借口。正好晁错上书主张惩治诸侯，言辞激切，他们就指责晁错离间骨肉之情（因为皇帝与诸王全都姓刘），自称起兵的目的只是清君侧（铲除皇帝身边的坏人，即指晁错）。其实这个借口是骗不了人的。“削弱诸侯”的主张虽然来自贾谊、晁错，但惩治诸侯、削减封地的诏书却由汉景帝所颁发，怎么能找晁错算账！吴、楚叛乱，蓄谋已久，一旦起兵，进展迅速。汉景帝继位不久，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大事，一时手足无措。更使他神经紧张的是他和这次叛乱的实际带头人――吴王刘濞还有私仇。
吴王刘濞是刘邦之兄刘仲的儿子，年龄大，辈分高，在１７个刘氏诸侯之中，隐然成为领袖。汉文帝在位时，刘濞之子入朝，和皇太子（就是后来的汉景帝）饮酒赌博为戏，酒醉后发生冲突，竟被皇太子失手打死，从此双方产生隔阂。汉景帝心中有数，万一叛军打进长安，刘濞难免要报杀子之仇。
汉景帝忧心忡忡，召见晁错，商量对策。晁错从大局出发，建议景帝御驾亲征，出兵讨伐，由他自己留守长安。这个建议自有道理。吴王刘濞，须发皆白，在刘氏家族中年高望重，如果派一个普通将领去对付，是压不住阵的。只有汉景帝以天子之尊亲自领兵，在两军对垒时才好临机处置。可惜汉景帝体会不了晁错的苦心，觉得晁错要把他推上最危险的前线，心存疑虑，就背着晁错，去和一些老臣商量。这一商量，就出了大问题。
一些老臣从来就反对晁错，由于文、景两帝对晁错一直信任，他们无可奈何。这时发现景帝对晁错已经产生怀疑，就乘机大进谗言，把引起冲突的罪责全都加到晁错的头上。特别是一个名叫爰盎的老臣，过去担任过吴相，了解吴国的国情。晁错责备他不把吴王谋反的信息早日报告朝廷，要追究他的责任。他对晁错恨之入骨，这时正好找到了一个报复的机会。他要求和汉景帝单独谈话，面献退兵良策。他说：吴、楚等国原无叛乱之心，之所以发动叛乱，是被晁错所逼，因为晁错主张惩治诸侯、削减封地。他们不怨朝廷，只恨晁错。听说吴、楚两王写了信来，信中说高皇帝（指刘邦）的子弟各有封地，互不相犯。因为晁错要削夺他们的封地，他们不得已而起兵反抗，目的不是想推翻朝廷，只想共诛晁错。
如果朝廷能斩晁错，并派使者到吴、楚等国赦免他们发动叛乱之罪，则一场战祸就可以避免，“七国之乱”可以兵不血刃而定。景帝听了这一番话，犹豫不决。因为他从未经历战事，心存畏惧；更怕晁错逼他亲自出征，很想早日平息战祸。在想了很久之后，他才对爰盎说：
如果真能平息战祸，“吾不爱一人谢天下”（我宁肯牺牲晁错一个人来求得天下的安宁）。于是，景帝和一些大臣背着晁错作出了杀晁错以向吴、楚求和的可耻决定，毫不知情的晁错立刻大祸临头。
忠心耿耿的晁错血洒东市
《汉书？晁错传》中说：汉景帝决心杀晁错求和之后，立即行动。“错殊不知，（景帝）乃使中尉召错，绐载行市，错衣朝衣斩东市。”
按照正常程序，大臣犯罪，要经过廷尉审理，皇帝批准，才能定罪判刑。判了死刑的人，应该是早已进了监狱，换了囚衣，才会拉出去行刑。按照《汉书》的记载，晁错之死，是受了皇帝的骗。皇帝派大臣去召晁错，晁错自然是穿了朝服，衣冠整齐地来见皇帝。想不到在车子路过东市时，他就被揪下车来执行死刑。事起仓卒，当然来不及换囚衣。晁错当时的职位是御史大夫，官居极品，位列三公，竟然穿着朝服被杀，实在是不成体统，让汉王朝十分丢脸，威信扫地。
而且，这次死刑不是杀头，是腰斩。《汉书？晁错传》中的记载是“错当要（腰）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杀头后暴尸于市）”。这就未免太过分了。
对于汉景帝来说，晁错是自己的老师，是先朝的老臣，有功于国，全无过错。即使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要拿他当牺牲品、替罪羊，也应该尽量照顾，能赐死于家中，或服毒，或自经，让他有一个全尸，也不必株连全家。
汉景帝为了讨好吴、楚等国，不仅把晁错斩于东市，而且用的是腰斩的酷刑，实在令人寒心。同样是被杀，腰斩比杀头要痛苦得多。一刀砍下头颅，人很快就死了，最多不过是头颅在地上滚几滚，咬住一些草根。腰斩是拦腰斩断，身体倒下之后内脏流得遍地都是，人却很久不死。有的记载说，被腰斩的人还能用手蘸自己的血，在地上写“惨”字或者“冤”字，真是触目惊心，惨绝人寰。晁错被腰斩时是否有此动作，因无记载，不得而知。不过他的死事之惨，确实令人伤感。《汉书？晁错传赞》曰：“错虽不终，世哀其忠。”这评价是公允的。
晁错并非对皇帝尽愚忠
一谈起历代封建王朝中的忠臣，有人就会想到那是在对皇帝尽愚忠。当然，只懂得一味顺从皇帝，只懂得尽愚忠的臣子虽然不少，但是要把贾谊、晁错这些颇有远见、居安思危的有识之士一律视为“愚忠”，那就未免是在厚诬古人。贾谊提出《治安策》的时候，诸侯发动叛乱的危机还不明显。他一再大声疾呼，希望朝廷采取对策，防患未然。他所关心的绝不只是皇帝个人的宝座，而是担心内乱一旦爆发，受害的将是广大军民。他在文章中说，天下事“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一，可为长太息者六”，不怕得罪皇帝，不惜用这种危言耸听的词语来呼吁朝廷加以注意，其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
晁错说话、办事的大胆，更超过了贾谊。他一旦登上了御史大夫的高位（汉王朝地位最高的监察官），立即上书请求追查诸侯过错，削减封地。诸侯哗然，他一点也不在乎，我行我素。他的父亲从家乡赶来，劝他说：
“皇帝初即位，如此重用你，你不能这样得罪诸侯，给他惹祸！”晁错回答说：“我必须这样做，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他父亲气愤地说：“你这样做，刘氏安而晁氏危。”由于害怕大祸临头，受到牵连，他父亲竟然服毒自杀。晁错仍不动摇。于此可见，为了争取国家的长治久安，他不惜把自己置于中央与地方诸侯矛盾的焦点，也就是风口浪尖上。《汉书》上说“晁错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不能预见自身的危险）”。
其实他是有预见的。他估计汉王朝当时具有左右局势的实力，反对迁就不法诸侯，认为长期迁就下去，就是养虎贻患。他主张对不法诸侯采取强硬态度。别的大臣顾虑重重，生怕夹在刘氏家族的利害冲突之中，费力不讨好，惹火烧身。他却横下一条心，撞了南墙不回头，最后是当了牺牲品，被汉景帝所出卖，血洒长街。
“七国之乱”的结局
汉景帝毕竟年轻、幼稚，没有主见，上了吴王等人的当。吴王先是扬言，他们起兵的目的，并非争夺天下，只是为了共诛离间骨肉之情的奸臣晁错，只要晁错伏法，立刻可以息兵。但是在晁错被腰斩、全家被杀之后，吴、楚等国的叛军照样前进。当时有个将领邓公从前线返回，景帝召见了他。双方对话如下：
上问曰：“道（从）军所来，闻晁错死，吴楚罢不（罢兵没有）？”邓公曰：“吴为反数十岁矣，发怒削地（因削地而激怒），以诛错为名，其意不在错也。且臣恐天下之士钳口不敢复言矣。”上曰：“何哉？”邓公曰：“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之，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戮（指晁错被腰斩），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复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
于是景帝喟然长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悔恨）。”
（《汉书？晁错传》)
汉景帝原以为牺牲了晁错就可以讨好吴楚叛军，使得战事平息。后来发现吴楚叛军照样进兵，才知道自己过于天真，上了大当。有些大臣不客气地批评了他，认为他不该冤杀晁错，使得亲痛仇快。他也接受了这些意见，深表后悔。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动用了汉王朝中央军的主力――车骑将军周亚夫所率领的精兵迎击叛军。晁错的冤死，吴楚等国的言而无信，激怒了全军将士。战事进展顺利，叛军纷纷瓦解，前后不到三个月，“七国之乱”平定。景帝接受这一次惨痛的教训，在战事结束之后，坚决推行晁错所制订的政策，削减诸侯的土地和权力，不再迁就与姑息。从此以后，在朝廷的有效监督之下，诸侯只有俯首听命，无法形成地方割据势力。汉王朝消除了后顾之忧，逐渐富强起来，以后在汉武帝时代，才能集中力量，连续出击，打败北方的强敌――匈奴，迎来了汉王朝的全盛时代。晁错的血没有白流，他自己虽然蒙冤惨死，但就在他死后不久，他所想做的事都一一做到了。正如他父亲所估计的，晁错所做的这一切，能够使得刘家从此安定（也就是汉王朝能够相对安定），而晁家却付出了最大的代价――全家被杀，血洒长街。对于这种结果，晁错并不是不知道，他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古往今来的志士仁人，大都如此。
后人从中汲取的教训
晁错的冤案，给后人留下了不少教训。
本来这个悲剧是可以避免的。汉景帝当时如果坚决听从晁错的主张，接受晁错的建议，亲自领兵，御驾亲征，而由晁错留守长安，就像汉初的刘邦出征、萧何留守长安一样。这样的声势就足以震慑叛军，战争的时间还可以缩短，甚至不战而胜。当然，打仗的事自有周亚夫这些名将出马，不会要汉景帝操心，所谓御驾亲征，不过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而已。
无能的汉景帝，沉不住气，竟然屈从于敌人的意志，冤杀晁错。这是一种乱了套的做法，对内对外，都极为不利。对内而言，冤杀晁错，只能使忠臣气短，壮士寒心，大大降低皇帝的威信。对外而言，徒然被吴楚等国嘲笑，长了他人的志气，灭了自己的威风，贻笑外邦，贻笑后世。幸亏周亚夫等人治军有方，不辱君命，最后打了胜仗。这一胜仗，多少还含有一点侥幸的成分在内，绝对没有晁错所设计的方案那么万全。
晁错冤案的形成，包括了多种原因，例如吴王刘濞等人的讹诈，例如爰盎等人的向景帝大进谗言等等。但是应该负主要责任的还是汉景帝。他既软弱无能，又背信弃义。“削弱诸侯”的策略虽然是晁错提出来的，但他做不了主。你是汉王朝的法定代表人，有拍板定案的大权，事情经过你的批准，你就应该承担全部责任，否则，要你这个皇帝干什么？不过，在中国的历史上，汉景帝还不算是个坏皇帝，既不老奸巨猾，也不穷凶极恶，只不过太幼稚，太无能，没有经历过大风大浪，被吴楚叛军的声势吓破了胆，妄想以迁就的办法把事情摆平，所以做出了冤杀功臣的大蠢事。事后他还算能够接受批评，深表悔恨。当时还没有出现对冤假错案进行平反的办法，如果有这样的事例，估计他也可能对晁错进行平反。
晁错的冤案也告诉我们：从政，是一种风险很大的事业。尽管你博学多才，见识超人，你所提出来的主张绝对是正确的，但是也要考虑提出的时间是否合适。如果提得太超前了，就会被人怀疑，受到反对，甚至遭到打击，付出牺牲。谭嗣同等六君子因为致力于推行新政而被杀头，但是转眼之间，清王朝自己也在推行新政了。
既然如此，他会给你平反么？不会。历史现象就是如此可笑，明明是正确的主张，最早提出来的人往往会粉身碎骨，等到大家都赞成你的主张，你已人死不能复生。
这样的悲剧已经一再重演，我们不可不知。
这种历史现象，教乖了一些投机分子。他们虽然从政，却并不急于提出自己的主张，而是耐心观察火候，时机不到，绝不出头，让别人去当被枪打的出头鸟；时机到了，随声附和，去争捡落地桃子，做到稳赢不输。
但是历代也还是有一批志士仁人，为了救国救民，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牺牲精神，不避风险，正直敢言，永远战斗在最前线，也就常常会牺牲在大功告成之前。
２０００年前的晁大夫就是这样的人物。正是：
大夫明知山有虎，连年偏向虎山行；全家热血洒东市，为保苍生享太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