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是饱学之子，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李白又是浪子，性格豪放。漫游天下、对酒当歌，惊世之作由此而生。“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是他的心声，得意时，“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失意时，“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李白诗写得神，酒喝得透，人狂得妙，显然李白不是当官的料，诗仙、酒仙、狂士勾画出了李白的人生韵律。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据说，唐朝的统治者李氏有胡人血统，或许是大漠长风的剽悍之气给中原文化注入了激荡的血液，唐代统治者用开放的姿态君临天下。政策的开放，带动了文化繁荣。李白就是在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下一展才情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李白是盛唐精神与盛唐文化的代言人。李白是天生的狂士，狂放不羁，喜欢纵横之术，没有读书人的拘谨与迂腐。
对于李白写诗作赋的水平，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15岁就自认为能与司马相如齐名，多么自负；“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敢与孔子相提并论，何等狂放，这就是李白的狂劲。然而李白的自负狂放还不尽如此，他高唱“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在中国这个以中庸思想为核心的国度，竟敢轻蔑孔子，嘲笑儒家圣人，蔑视权威偶像，这是何等的勇气。
李白少负才学，胸怀奇志，他要像苏秦、张仪那样，凭自己的才学游说君王，为帝王师，辅佐君王治理天下。过分的张扬与狂放往往会作出不切实际的选择，过分的聪明也正是人的致命弱点。李白在感叹自己怀才不遇的同时，忽略了一个问题：一个恃才傲物的人容易暴露出自己的性格缺陷。事实也是如此，人们对天才的敬仰和同情，往往忽视天才自身的因素。李白的狂放性格打碎了他的政治理想，却成就了他诗仙的美名。
李白毕竟是读书人，他的文化血脉里流淌的仍是儒家积极入世、兼济天下的思想激情，因此，青年时代的李白一开始并没有把自己的一生交给诗歌创作，而是志在官场。苏延味发现了李白的才华，他认为李白：文采可观，风骨不足。只要继续努力将来必成大器，可以与司马相如齐名。李白觉得，司马相如只不过写得一手好文章，是汉武帝俳优罢了。大丈夫志在经国济世，即便不能为官，也要像鲁连仲一样，做一个纵横大师，至于诗文乃是消遣而已。由此可见，当初李白的理想在于从政。但是李白的性格与政治理想格格不入，他的狂逸性格让他在选择跻身仕途的道路中走错了一步。
唐代是开明发达的社会，科举制度相对来讲比较合理，打破了世族地主政治的官僚选拔制度，为庶族士子大开方便之门，是封建科举制度的一大进步。但是李白不屑于科举之路，自负的他看不起科举场上的你争我夺，他认为千里马不能与驽马相齐驱。还有一点就是，他与其他读书人的立足点不同，他想做王者之师，与统治者平起平坐，结为知己。一般人是不会有这种想法的，也是不敢有这种想法的，可李白却敢这么想。他不愿意走一个读书人顺理成章应该走的道路，他不愿受科举的束缚。
从某种意义上讲，科举制度是为统治者服务的，为统治者笼络人才而设置的。唐太宗时期，每逢科考之时，看到一批批新进士由端门鱼贯而出时，唐太宗都会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正是这条科举之路使千千万万个士子殚精竭虑，为了走这条路，士子们在儒家的正统教育中默默苦读，做酸了学问，学傻了大脑。科举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文人士子的独立性，丧失了个体的自由。
李白天生自傲、狂逸不羁，自然对科举之路不屑一顾，他想用人格和才华来换取仕途的通行证，制造一个一鸣惊人的戏剧效果。可是李白的性格，使他成不了直钩垂钓的姜太公，他没有姜太公的耐心和老谋深算；他也不会像诸葛亮那样善于塑造个人形象，更没有诸葛亮的治国韬略。一句话，即便入朝也不会建立奇功，但他还是选择了入仕。
李白凭借自己的卓越才华和满腔热情走上长安自荐之途，在京城李白与大诗人贺知章惺惺相惜，李白的清雅脱俗让贺知章叹道：“此天上谪仙人也。”李白很快便誉满京城。果然，李白的名声和才华引起了很多权贵的注意，在这些权贵当中有玄宗最宠信的妹妹玉真公主和道士吴筠，经二人的推荐，玄宗下令召见李白。一纸诏书下来，李白欣喜若狂，他以为从此可以施展政治抱负：“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多么自信，多么豪爽的癫狂！唐玄宗在金殿召见了李白，并走下龙座，步行迎接李白，让李白坐在七宝床上，亲手为李白调羹，让李白做了翰林学士。这种特殊的礼遇，让人艳羡不已，换一个人，也许早就心满意足了，但李白对“翰林学士”这个有名无权的空衔并不满意。他无非是偶尔陪皇帝谈谈诗文，做些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官样文章而已。
李白作了“翰林学士”，就像展翅的大鹏被关进了鸟笼，实在不合他放荡不羁的性格，他耐着性子忍受着。这段期间，他有时为朝廷草写诏书文告，有时还解答玄宗的国政询问，但更多的时候却是陪帝王嫔妃宴饮欢娱。李白看不起司马相如这个俳优之臣，自己却也做了俳优之臣。性格上的压抑，让他借酒浇愁，在酒后尽情地宣泄自己的情感，任性而行。他大声吟唱：“三杯通大道，一醉解千愁”。但酒真的可以消愁吗？未必，李白自己就说过：“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消愁愁更愁”。最后李白连陪他喝酒的人都找不到了，独自邀月而饮：“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李白的才华让人敬佩，也让人妒忌，可他又偏偏不会韬光养晦。李白性格狂放、蔑视权贵，又如何能在朝中呆得太久！由于个性张扬，难免会得罪一些小人，胸怀再宽广的统治者，也难以接受他的狂放。有时，李白的狂放已到让人难以容忍的地步了，他不顾身份，经常流连于酒肆，醉酒高歌。
《警世通言》中有一篇《李谪仙醉草吓蛮书》上说：李白曾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由于未送“红包”，被杨国忠、高力士一笔批落，此次李白作了“翰林学士”为玄宗皇帝草诏回蛮书时，便借机羞辱二人，他要贵妃调羹、杨国忠磨墨、高力士脱靴，李白癫狂得大胆而无畏。玄宗欣然应允，但是杨、高二人当众受辱，岂能不耿耿于怀，终于，机会来了。李白为杨贵妃所作的《清平调》三章中有一首道：“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能似？可怜飞燕侍新妆。”杨玉环甚是喜爱，这一天，正自吟唱，倚栏叹羡，高力士见四下无人，便自挑拨：贵妃不知“可怜飞燕侍新妆”一句是在骂你吗？那赵飞燕原是西汉成帝之后，深受宠幸，可她却与赤凤相通，后被成帝获知而杀。于是杨贵妃心下怀恨，经常在玄宗枕边吹风，说李白使酒轻狂，无人臣之礼，玄宗便日渐疏远了李白。同时，李白对朝廷与现实有了更切身的感受，“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从长安带走了酒仙的雅号和谪仙人的美称，也带走了更加狂逸的性格。我们应该感谢将李白排挤于仕途之外的力量，因为是他们激化了李白狂逸的个性，把李白推向了诗歌艺术的巅峰，不然我们到哪里去读他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诗。
应该说李白的一生是与酒分不开的，他的狂更与酒密不可分。仕途失意的李白始终处在充满理想与现实、情感与理智、仕与隐的矛盾之中，因此，李白选择了嗜酒。李白是诗仙也是酒仙，他用酒来表现自己张扬的个性，旷达的胸怀。
酒意和仙风来源于李白狂傲飘逸的性格，也根植于他的灵魂深处。李白不是用酒来麻醉自己，因为他是酒仙，醒时是醉，醉时是醒，醉亦醒来醒亦醉，不喝酒时他是狂人，酒入侠肠便是酒中仙。醉之以酒，醒之以酒，入乎酒内，出乎酒外。有了酒，天下王侯尽不在眼中；有了酒，侠肠义骨天下漫游；有了酒，就有诗韵和文采；有了酒，更有了仙风和道骨。杜甫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酒喝得透，人狂得妙，在酒中挥洒真实的自我，张扬生命的热情，抒发了人生的理想，化解失意的苦闷。在醉与醒的界限完全消失后，李白的狂逸性格挥发得酣畅淋漓。让我们在李白《将进酒》中体会一下诗仙、酒仙狂逸、自由、浪漫的情怀：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李白的性格注定不是在斗室中创作诗歌的诗人，狂士风骨带动了流浪的脚步。李白带着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带着丰富的想像和浪漫的情怀走遍了大江南北。他把癫狂与飘逸、真诚与赞美、迷离与失意转化成生命的激情，注入奇瑰诗篇，用自己人格的风采发出强有力的呐喊！“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诗人发挥瑰丽的想像，把楼、月、夜结合在一起，把自己溶进其中，诗意旷达浪漫。这就是豪放孤傲的李白，读李白的诗，我们就是在读李白的人。李白的死同样狂逸得超凡脱俗。酒醉的李白要到水中捉月亮，于是在清澈的水中，李白带着美好的幻想魂归天界，也只有李白配得上这样的死法，狂放、离奇而又浪漫。
在李白的人生里，有庄子的超逸，有儒家的忠孝，有侠士的义薄云天，有道家的离尘超世，有玄学的狂傲不羁。亦儒、亦侠、亦道，儒侠道相得益彰；亦狂、亦狷、亦逸，狂狷逸集于一身，共同铸成了狂傲豪迈、卓尔不群的李白。李白写下了中国文化史上瑰丽的诗篇，他因狂放不羁而命运不济，但也因狂放不羁才让他的诗惊天地、泣鬼神。
余光中《寻李白》诗云：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
剩下的三分啸成剑气，
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应该说这是当代中国诗坛的罕见绝唱，把酒、狂、诗完完整整地还给了李白。余光中在诗中不仅写了李白，更写了盛唐的诗，正是这些才情横溢的诗人为盛唐增色，也是盛唐的锦天绣地激发了这些才子的创作豪情。因此诗情、酒意、狂气四溢的李白更是一座青春偶像，站在盛唐文化的顶端，尽情挥洒着豪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