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英证券业规制的共同特点就是尽量采用市场化的手段进行监管，避免采取行政干预的措施，这一原则在宽松的准入规制、业务范围规制等方面得到了充分体现，这也是美国证券业规模、实力一直领先世界的重要原因。尽管美国出现了金融危机，监管体系的弊端也备受争议，但美国改进证券业监管的措施仍然主要是以市场导向为主，很少采取行政手段，这一点值得中国证券监管机构借鉴。
7.8.1 需要加强以信息披露为原则的透明度监管
在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监管机构并没有提前进行风险提示，甚至2006年在Nassim Taleb认为“房利美的危机如同一个人坐在火药桶上一触即发”时，仍然认为这种危机“很不可能发生”。这充分说明美国的对衍生产品的金融监管存在严重缺陷，美国前总统布什说“一旦危机解决，就是我们解决金融监管体系问题的时候了，我们21世纪的全球经济仍被20世纪的过时法律所管制”。SEC主席Christopher Cox说“这次金融危机向我们表明透明度对一个健康的市场是多么重要，被隐藏的风险危害有多大”。
美国证券法的缺陷在于只对公开发行的证券进行监管。法律禁止SEC对不向公众发行的证券进行监管，SEC对在OTC市场发行和交易的CDS的监管权仅限于内幕交易等欺诈行为的调查。因此证券公司开发的MBS、CDO、CDS等金融衍生产品只向专业投资机构出售，需要披露的信息非常有限，而证券公司对于这种运用高杠杆率开展的表外业务的风险也没有充分揭示，导致金融衍生产品的透明度不高，投资者无法认识到其中的风险。因此必须将金融衍生产品置于政府监管之下，才会避免重蹈覆辙。
监管成本最低且有效的方法就是加强以信息披露为基础的透明度的监管。目前SEC主席Christopher Cox已经要求国会给予监管CDS的权力，要求金融机构对其持有的衍生产品的公允价值及风险进行充分披露以增加其透明度。同时SEC正与FASB（美国金融会计标准理事会）协商修订基于盯市原则的公允价值计量方法，以便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使投资者可以更准确地计算金融衍生产品的价值。
评级机构一直存在着利益冲突及评级报告透明度不高的缺陷。评级机构是从发行金融衍生产品的机构（通常是证券公司）那里获得收入的，而发行机构总是倾向于提高产品的评级，评级机构会在其影响下提高评级，美国的监管机构过去一直没有对此足够的重视。现在在评级机构改革法（Credit Rating Agency Reform Act）的框架下，SEC开始采取措施要求评级机构公开披露评级报告及尽职调查的过程，对衍生产品的调查必须包括其原生资产的情况，使投资者充分了解其潜在的风险。切断评级机构的评级人员与发行机构的利益联系，如禁止参与评级费用谈判，禁止评级人员从发行机构获取礼品，以降低发行机构对评级机构的影响，同时要求加强评级机构内部风险的控制和监督。
7.8.2 金融创新应该切合实体经济的需求
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赵一飞认为“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在于金融创新，而是金融创新严重脱离了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需求”。2007年全球外汇资金和金融衍生品全年交易量达3259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GDP总和的67倍，远超出了实体经济的需求。这次产生问题的住房按揭贷款金融衍生产品最初是设计用于提高银行按揭贷款的流动性，降低风险的，但是随着衍生产品市场的扩大，从事衍生品交易的公司完全违背了金融机构的“谨慎性原则”，把衍生产品作为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投机工具，开始进行过度的金融创新，把结构性金融工具设计得极其复杂，甚至在衍生产品之上再设计新的衍生产品，使得围绕次级按揭贷款的衍生工具利益链条越来越长，资金的最终提供方与最终使用方之间的距离太远。由于每一环金融交易包含着新一环的委托代理关系，在缺乏足够的透明度的情况下，多环节的委托代理关系必然导致道德风险严重上升。而投资者也根本无法了解这些衍生产品与原生资产价值之间的关系及蕴涵的风险，在衍生产品的市场规模膨胀到远远超出实体经济规模的时候，一旦原生资产出现问题，就会象釜底抽薪一样导致建筑其上的衍生品市场的崩溃。因此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表示：“最终大家可能会发觉有需要回到基本去，再次认清金融的根本目的。”金融市场的基本功能是融通资金，金融创新的本质是提供规避风险的金融工具而不是投机工具，因此无论金融市场还是金融创新都要回归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基本点上，才能真正规避风险。
7.8.3 应该加强对个人违规的处罚力度
这次危机中我们看到一个个大型金融机构或被接管，或被国有化，或破产倒闭，却没有看到这些机构的高管人员承担责任。实际上正是华尔街CEO们为提升短期业绩博取高额奖金的动机才使得公司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纽约州审计长办公室在2006年指出“华尔街的高管只考虑其年末的奖金和红利，却不顾公司的长期经营的稳健性。”2006年华尔街高管共获得了239亿美元的奖金，巨额的激励导致高管们进行具有重大风险的衍生品的投机经营，然而危机发生后，他们的代价只是辞职而已，而且还能获得高额的补偿。如美林证券的CEO奥尼尔（Stan O'Neal）对公司的巨额亏损负有重要责任，但他在辞职后还获得了至少1.61亿美元的离职补偿。贝尔斯登的总裁吉米·凯恩离职时带走6130万美元，花旗银行的查尔斯·普林斯离职则带走6800万美元。在这些CEO看来，经营中的风险和成本与这些天文数字般的奖金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激励与违规成本的严重不对称导致了这次危机。从SEC的网站上可以看到目前得到惩罚的只是一些低层的职员，如SEC对两名华尔街的经纪人和5名加州的证券交易经纪人起诉，指控其对以欺骗性的手段使顾客购买高风险的债券；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加强对高管人员违规的惩罚力度，提高其违规成本，才能保证公司的稳健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