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大陆政策”是“不甘处岛国之境”的对外扩张政策，还是免受威胁的自卫政策？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对早有定论的一些历史问题大做翻案文章。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的新版历史教科书，对中日甲午战争的起因和性质进行了很多歪曲，说：“清不想失掉最后的朝贡国朝鲜，开始将日本作为敌人，日本进行了日清和日俄两场战争，就是由于东亚的这种国际关系。”日本“对北洋水师的壮大感到了强烈的威胁，由此基本上是着眼于国土的防卫，并非早就准备对大陆采取攻势”。历史事实果真是这样吗？甲午战争是因为中国威胁了日本并与之为敌引起的吗？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并非蓄意侵略而是出于自卫吗？
早在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一开始，明治天皇就确定了用武力征服世界的方针。1868年3月，明治天皇睦仁颁布“继承列祖列宗伟业……宣布国威于四方”的《御笔信》，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理论基础。究竟何谓“大陆政策”？“大陆政策”也称大陆经略政策，是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不甘处岛国之境”，立足于用战争手段侵略和吞并中国、朝鲜等周边大陆国家的对外扩张、称霸亚洲、征服全世界的侵略总方针。它是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核心和最本质的体现。这一政策于19世纪80年代趋于成熟，并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得以实施。作为一种侵略政策的形成，必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日本“大陆政策”形成的历史条件，则源于明治维新前后已奠定的经济、政治、军事、思想基础，而“不甘处岛国”是“大陆政策”的社会根源。
曾任外务大臣的日本著名政治家副岛种臣在《大陆经略论》中直白地表露：“日本四面环海，若以海军进攻，则易攻难守。若甘处岛国之境，则永远难免国防之危机，故在大陆获得领土实属必要。如要在大陆获得领土，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不能不首先染指中国与朝鲜。”“大陆政策”的集大成者山县有朋发表《外交政略论》，提出了保卫“利益线”的主张，为“大陆政策”强化了理论根据，按他的理论，日本认为哪里与其利益有关就可以出兵到哪里进行保卫。这些日本近代重要政治家的理论代表了当时日本统治集团的主流政治意识，我们从字里行间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日本对位居岛国的严重不安；对国家主权和安全的高度重视；对伸张国势的强烈愿望。但是，日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走向了反面，走向了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他们认为，富国强兵和位居岛国有着深刻的矛盾，而这个矛盾必须通过开疆拓土来解决，这就是“大陆政策”的真正出发点。而且，在日本政治家看来，富国强兵和位居岛国的矛盾，不仅表现在国家安全上，同样表现在经济发展上。日本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在正常贸易中无法与西方帝国主义竞争，很显然，对于中国，如果不通过军事占领而形成排他性的经济掠夺，就不可能获得可靠的商品输出和原料供给市场。《东京朝日新闻》的社论一语道破天机：“要知道我国人口多于土地，已经进入社会生存竞争的最困难地步，所以一定要寻求海外富源。”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走上了与正常发展、和平崛起相反的道路――侵略和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大陆政策”的应运而生，就是十分必然的了，这就是“大陆政策”的社会历史根源。
在“大陆政策”的指引下，在明治维新以后的70多年内，日本曾发动和参加过14次对外侵略战争，其中有10次是对华侵略。经过甲午和日俄两次战争，后进的日本不仅挤进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列，而且取得了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优势地位。从而把日本对外侵略的“大陆政策”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东方会议后，日本加快了实施新大陆政策的步伐，又两次出兵山东，并相继制造了济南惨案和皇姑屯事件。特别是1930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波及日本后，为了摆脱危机，日本更迫不及待地准备发动侵华战争，妄图首先把中国东北变成它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在法西斯国家准备发动侵略战争，西方列强苦于应付经济危机，苏联忙于国内建设和中国贫弱与进步并存的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首先在中国东北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了对中国的武装进攻，迈出了独霸中国、争夺亚洲、称霸世界的第一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
而日本右翼势力却蓄意歪曲历史事实，炮制所谓“中国威胁论”，说什么“强烈地感到中国的威胁”、“中国将日本作为敌人”，日本是“着眼于国土的防卫”，“并非早就准备采取攻势”，以此掩盖其“大陆政策”的实质。事实上，日本军国主义的“大陆政策”才是日本发动对外战争的真正根源，侵略和扩张才是甲午战争的真正性质。谁说日本右翼势力不懂历史？他们很清楚“大陆政策”的历史延续性。从“大陆政策”到“大亚细亚主义”，再到“大东亚共荣论”，都是日本侵略、扩张的理论基础，直到现在还阴魂不散。善良的、正义的人们不可以不清楚，也不可以忘记。无论如何，不能让110多年前甲午战争的那一幕重演；无论如何，不能丧失应有的警惕，这是我们今天回顾中日战争历史，搞清楚日本近代“大陆政策”的现实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