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新道路”，顾名思义，就是与以前所走的路不同，有区别。具体来说，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立足国情，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不懈探索，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众所周知，俄国“十月革命”式的道路，即“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促成了俄国革命的胜利，但却没有引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诚然，这固然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有关，同时，更主要的是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教条式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有着直接的关系。
“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经由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介绍和传播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即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从此，中国革命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人民也有了一个“主心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早期，就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来认识、分析和解决革命的实际问题，推动了革命的迅速发展。然而，在党的幼年时期，由于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够深入和透彻，再加上在认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带有教条主义的思想倾向和工作方法，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神圣化和机械化，即在指导思想上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当作圣旨，在革命实践中将俄国革命的经验奉为圭臬。先于中国革命的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模式，都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开始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
国民革命失败后，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相继在各地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但大都归于失败。本来，八七紧急会议召开，在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革命理应有一个大的转变或起色，但在这次会议上，“左”的思想则取而代之，并逐渐在党内居于主导地位，成为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一个“紧箍咒”，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时才解开这个“魔咒”。
国民革命失败后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所发动的武装起义，特别是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失败的厄运无不证明：在近代中国的特殊历史环境下，在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拥有强大武力的情况下，企图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企图攻占或坚守大城市，只能导致惨败。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起义的失败，使得正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斗争，为什么会失败？中国革命的新道路究竟在哪里？
对于这个问题，当时一些共产党人都在积极思考，努力探索。首先作出回答的是毛泽东。早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随后，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当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进攻长沙遭受严重挫折，夺取长沙已无希望之时，他表现出了果敢的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的创新精神，当机立断，力主放弃进攻长沙，向农村进军。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了井冈山，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这次转移，不仅保存了秋收起义的革命力量，而且把革命斗争的目光转向了农村。从进攻大城市转向农村进军，成为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停止进攻长沙，挺进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成功地将革命的退却与进攻完美地统一起来，并在实践上初步开创了一条崭新的革命道路。
毛泽东等人虽然在实践中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但在理论上并没有为全党所认识和接受，更没有在全党达成共识。这固然与毛泽东当时在党内的地位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因为，一方面，由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坚持“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受“城市中心论”的影响，看不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地位，热衷于发动城市暴动；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农村革命根据地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恶劣的自然条件，加上敌人不断地对根据地进行严密的封锁和接踵而至的“会剿”和“围剿”，这些都给根据地的建设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导致一部分红军将士革命信念动摇，革命信心不足，感到革命前途迷茫，于是产生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那么，中国革命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在远离中心城市的农村和山区建立起来的红色政权能不能长期存在和发展？不回答这些事关革命道路和前途的问题，不解决红军将士思想上的疑虑，中国革命就不能前进。为了回答这些问题，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总结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验，第一次从理论上科学地阐明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奠定了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基础。193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在“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基础上，把根据地的发展和夺取全国胜利联系起来，提出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从而在理论上产生了新的飞跃。遵义会议后，随着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逐步确立，随着党对农村革命根据地重要性认识的深化，从1936年12月至1939年12月，毛泽东又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等文章，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理论。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中国人民在这条新道路上最终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实践证明，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理论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准确把握革命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这条新道路也是立足中国国情的体现革命发展规律的正确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