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平均地权”的思想，是他在1896年到欧洲考察之后产生的。宋庆龄曾说，此后几年，孙中山在欧洲的留学生和侨胞间宣传革命思想，同时对动荡中的资本主义世界进行研究和考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他最初的“平均地权”的学说。他企图以此解决中国农民的贫困问题，并为整个国家的发展奠定基础。
孙中山从投身革命时起就十分关注土地问题。他反对“夺富人之田为己有”的暴力剥夺方法，同时又想预防中国出现地主资本家垄断土地，牟取暴利，于是便依照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亨利？乔治提出的“单一税制――土地国有”理论，提出了“平均地权”的政策。其主要思想是：“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
关于实行“平均地权”的目的，孙中山认为除了要防止少数富人把持垄断，改善人民的生活外，还有如下几点：第一，要防止像欧美那样贫富分化，发生大的社会革命；第二，要实现财政富足，国家富强；第三，可以促进民权革命的实行，也就是说，平均地权的实行对于建立民主制度也是有利的。
对于实行平均地权的前景，孙中山是非常乐观的。他说：“实行就地抽税，则国家即变成一大业主，何等富厚。国家为人民所有，国利民福，何乐不为！”所以，孙中山经常在不同的场合谈到平均地权的问题。他认为，“解决民生问题，也是我们改革的目的之一。而要解决民生问题，首先就要平均地权。”
“平均地权”主张的提出是孙中山的一个伟大的贡献，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一，孙中山想以平均地权的方法来解决土地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气魄和崇高的理想”。虽然这只是一种主观的幻想，缺乏科学的根据，但这是“从关怀劳动者的痛苦生活和同情被剥削者的悲惨境遇出发的”，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有益的探索，给了后人以不少启发，从而“成为一批革命民主主义者走向科学社会主义的桥梁”。
第二，平均地权学说吸收了太平天国的革命思想和戊戌变法时资产阶级改良派自由主义两个思潮的合理内容，为实行资本主义的土地改革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方案。太平天国提出了平均地权，摧毁地主土地所有制，但未明确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改良派提出了这一要求又反对土地革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主张通过“平均地权”、“土地国有”的社会革命来最大限度地发展资本主义，这就为进行资本主义的土地改革提出了一个具有中国特点的途径和方法。后来中国国民党在台湾进行的土地改革，基本上就是照此进行的。
第三，平均地权学说虽然不主张发动农民群众通过阶级斗争的革命手段来进行急剧的土地改革，而主张渐进和改良的方式，但它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与无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有相通之点。特别是“耕者有其田”口号的提出，更与新民主主义的土地纲领相接近，甚至在目的上相一致。因此，这不仅使它成为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能够合作的基础，而且为新民主主义的土地纲领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和资料，从而使这个本来是要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的口号成了中国共产党发动农民群众的有力号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和重大的作用。
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孙中山的土地主张并没有完成它应该担负的历史使命，也就是说没能满足中国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
由于“孙中山是主张用国家的权力，以法律来解决，换言之，即自上而下的土地改良”，“所以在没有建立真正的统一的而且基础很巩固的民主政权以前，绝无实现的可能。但在中国，因为第三阶级领导力量的薄弱，真正的统一的民主政权永远没有实现的可能，所以孙中山及他领导的同盟会的激进的土地政纲，永远只有存在于理想的领域”。表面上看，由于实行核定地价、照价征税、涨价归公等措施，等于是否定了地主对土地的绝对占有，将以后土地新增的“价值”收归于国家，这就在实质上实现了土地国有。既然土地国有的目的基本上达到，按其本意来说，平均地权也应该可以说是基本实现了。但是，按照通常的理解，平均地权是要剥夺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将土地收归国家分给农民，即实现耕者有其田。然而由于国家无力收买全国土地，因此平均地权是不可能实现的。
平均地权主张的局限性在于它带有很大的空想性，失之于把复杂的土地问题简单化，缺乏可操作性。核定地价、照价征税，实际上是一种土地累进税，这类措施不仅不是社会主义，而且在资本主义极不发达的国家里实行这种“重价之地必完重价之税”的政策，对发展资本主义也未必有利。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人口的落后农业大国里，由于没有经过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然孕育过程，农村势力特别是农民阶级在社会变革中发挥着很大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中国如果不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以扫除封建生产关系，不动员和依靠农民，那么一切革命都是不可能成功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设想也就没有可能实现。孙中山对农村土地问题和封建剥削重视不够，对小农土地私有观念比较深厚的现实缺少理解，对农民身上存在的革命性和成为革命盟友的可能性认识不足，平均地权纲领也就没有把农民挣脱封建桎梏获得土地作为主旨，即使是农村的地租和租佃问题也没有涉及。这样它就起不到动员农民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作用。由于没有将平均地权和农民无偿获得土地的问题联结起来，并企图不动员农民而用和平的阶级调和的方法来解决土地问题，“这就决定了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历史命运”。
（邱秀华杨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