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副主编 有 林
《国史稿》经中央批准出版发行后，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同志，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李捷同志，原中顾委秘书长、当代中国研究所原所长李力安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原所长朱佳木同志，撰文对《国史稿》作了评介。我读后深受鼓舞和启发。时隔不久，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结合学习十八大文件，重看了《国史稿》，有了一些新的想法。现就想得比较多的问题提出来和大家商讨。这些问题，在我们的书中均按写史的规格体现了，因此，我的发言也可以说是对凝结着所内外众多人的心血和智慧的《国史稿》重新学习的体会。
一、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毛泽东同志在人民政协会议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当时从广播中听到，在报纸上看到，欢乐之情很难用文字形容。以后也学习过，心情同样，但都没有像这次参加国史编研体会那么深。结合国史编研再体会这句话，感到它寓意特别厚重。
我出生在东北松花江边，当过14年亡国奴，深知亡国之痛，深怀亡国之恨。那时，日本鬼子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看。
东北确实像歌中所唱的，“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而这些，都成了日本侵略者掠夺的对象。钢、铁、煤全被日本所控制，大量地往日本运。我家常住农村，那里土质肥沃，很少有荒年，但就是这样也经常有大量农民挨饿。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鬼子逼交“出荷粮”，逼交得连口粮都不给留。到了1940年实行配给制，城乡人民粮油及生活必需品，包括食盐、煤油、火柴、砂糖、棉花、布匹等，都实行配给。私食大米、白面按“经济犯”治罪。配给粗粮每月城镇大人18斤，农村13斤，小孩一律10斤。
日本鬼子还实行鸦片专卖，继续用鸦片毒害中国人。
中国人最怕的是抓劳工。大量抓劳工是1942年以后，劳工受到非人待遇，多以豆粕子掺橡子面充食儿，累、冻、病死者不计其数，尤其恶毒的是，日本人对修筑机密军事工程的劳工，完工后全部杀害。
大家都知道日本侵略者建立在哈尔滨市郊“731部队”细菌工厂的罪行，其实还有抽血、活体实验等杀人工厂。其罪恶行径令人发指。
日本侵略者战败投降，人心大快。
但在美国统治集团卵翼下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正在复活，企图重建“大东亚共荣圈”。其当权的代表人物攻击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就是反对日本。他们的叫嚣和蠢动再一次表明，他们怕的是中国人的觉醒，怕的是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增强。从这里我们也看到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申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是完全正确的。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列宁说：“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是对自己生长的土地、家园和同胞的眷恋，是对祖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土地的高度认同，是对国家、民族和前途永不消减的责任心。中国人民对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从来是抱着崇敬的心情的，尽管他们有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并不妨碍对他们的崇敬。
爱国主义在抗日战争中大为发扬。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成为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他们在世界反法西斯的东方战场上，以艰苦持久的对日作战，抗击和牵制了日本陆军总兵力的2/3，迫使日军放弃北上进攻苏联的计划，削弱了日军南下太平洋的实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卓越功勋，为埋葬日本帝国主义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这是中国人民的荣耀。
新中国建立后不久，美帝国主义胁迫15个国家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发动了侵朝战争，企图霸占朝鲜，威胁新中国。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劣势装备，打败了除原子弹以外几乎把全部新式武器都用上的美帝国主义。这场战争的胜利消除了一些人存在的亲美、恐美、崇美思想，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正像彭德怀同志所说：“它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都是可以依靠人民的力量击败的。它也雄辩地证明：一个觉醒了的、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而奋起战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这对正在为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而斗争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各国人民，无疑是个很大的鼓舞。同时也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而且站稳了。
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起人民当家的新中国，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重大变化。《国史稿》根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精神，把新中国成立的伟大意义概括为四条，其中第一条就是“使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压迫中国、欺凌奴役中国人民的苦难历史从此结束，中华民族一洗百年来承受的屈辱，开始以崭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近些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起，而“虚无”的重点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鼓吹这种思潮的人，把这30年说得一无是处。五卷本《国史稿》除序卷外，有三卷是写前30年的。《国史稿》依据《历史决议》所提供的可信度很强的综合性资料和其他权威资料，把这3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如实地反映出来。《历史决议》共列了10条，每条都很重要。其中关于经济建设的成就更加引人注意，这就是“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与此相联系的是，“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立起来”，包括“两弹一星”都有了。这就给后来的再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要知道，这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来之不易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实行改革开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空前的伟大成就。最能说明问题的是，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19322亿元，跃升到世界第二位。创新型国家建设也取得巨大成就，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载人深潜、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超级计算机、高速铁路等实现重大突破，第一艘航母“辽宁舰”入列。与此同时，我们的国防实力也明显增强。除上面所列以外，我国二炮部队于2012年分别试射了一枚新型东风—41和一枚车载机动型东风—31A型洲际弹道导弹。二者将承担起中国的二次核反击任务。第四代战机歼—20同歼—31都在试飞。武直—10和武直—19，“翼龙”无人机、新FD—200防空导弹等等均已试验成功。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国际地位今非昔比。
面对这些成就，我们能不扬眉吐气、豪情满怀吗？
当然，同时应看到，我们还面临着种种困难和问题。这些困难和问题，有的是来自国内的，有的是来自国外的，处理起来难度都很大，甚至存在着不小的风险。因此，一定不能高枕无忧，而是要有忧患意识。克服这些困难，处理这些问题，要对症下药，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但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是不可或缺的。在当前，爱国，一是要竭尽全力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坚决同侵犯我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作斗争。斗争当然要讲策略。策略是斗争的方式和方法，而不是不斗争。一是要振奋精神，不计个人名利，投身到国家的建设事业，为在建党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后者同前者是密切相联系的。国力增强了，国防实力会跟着增强。当然，前者对后者也有带动作用。对此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讲过，也为事实所证明。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坚信两个百周年的目标肯定会实现。我们是有这种信心的。
现在我想用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的一段话，结束这一节的发言。邓小平同志说：“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
二、进行探索的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央认识到，照搬苏联经验不行，必须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毛泽东同志的创建最多、最丰富。根据《历史决议》的概述，他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人民内部还存在各种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等一系列方针。他多次强调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的经验，而要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种情况出发，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他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汉族和少数民族、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等各种关系，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注意综合平衡。他还强调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要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他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思想。
《历史决议》在总结党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积累的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时，写到毛泽东同志1958年又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指出这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其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接着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领导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提出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观点；刘少奇同志提出了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社会主义社会要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观点；周恩来同志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陈云同志提出了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观点；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朱德同志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邓子恢同志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
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就是在党和国家领导集体在探索中所取得的一系列理论和思想成果的指导下实现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探索是一帆风顺的，而是走的曲折的道路，中间发生过不少失误，甚至发生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错误，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到重大挫折，使党、国家和人民陷入困境。毛泽东同志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他的功劳最大，而发生失误他也要负主要责任。无论前者和后者，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这一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说得很清楚。
邓小平同志多次讲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有四次讲上述观点。他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说：“为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讲，文化大革命前，党犯过一些错误，少奇同志和其他同志一样，也犯过一些错误。我看这样讲好，符合实际。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
1980年11月上旬，陈云同志两次和胡乔木同志谈《历史决议》起草问题。在谈到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时说：“整个党中央是否可以说，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教训来说，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怀，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应该作为一个党中央的集体，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在斗争时是非常困难的，也许不可能。”还说：“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
《百年潮》2012年第12期摘登了彭真传编写组的同志写的关于彭真同志复出后谈毛泽东的一部分内容。其中有这样一段：“现在事后诸葛亮太多了，成绩是大家的，错误你就没份？好多错事的决定我也举手了，不能毛主席去世了都推在他身上。”“现在写回忆录，多是讲自己是如何正确，错误都是毛主席的，这不公正。毛主席有很大的错误，我们有没有责任呢？我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如果在中央讨论和决定问题时，我要能够站出来，提出不同意见，或者说这件事我要求在政治局付诸表决，那么，毛主席的错误就不会发展得那么大，但我没有这样做，我有责任，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也有责任。”
《黄克诚传》最近出版了。其中把黄老1980年在中纪委讨论《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的讲话内容差不多都写进书里了。这次讲话是针对当时出现的“非毛反毛”倾向，讲怎样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要不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当时黄老讲了两个多小时，有条有理，有根有据，说服力很强。在讲到错误时，他说：“有些同志把建国以来我们党所犯的错误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比如反右派扩大化，错整了许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个人负责。全国为什么划那么多右派？我看各地党委都要负责任。在‘大跃进’中，许多做具体工作的人盲目地浮夸，将事实歪曲到惊人的程度，使错误发展到严重地步，我们也是有责任的。”“同志们可以想想，反右派、‘大跃进’、五九年庐山会议、提出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决定搞‘文化大革命’以及错误地开除少奇同志的党籍等，哪一次不是开中央全会大会举手通过的？如果中央委员会多数同志都不赞成，各级领导干部都不赞成，毛主席一个人怎么能犯那么多的错误呢？如果我们抓具体工作的同志都能从实际出发，灵活地掌握党的重大政策，就不会犯全局性的错误。可是，我们一味地迎合上面，有的同志还想邀功，盲目地执行错误政策，这才使错误发展到严重地步。当然，毛主席要主要地负领导的责任，但我们也要负一定的执行责任呀！”
像黄克诚这样受过冷落甚至迫害的同志能不记个人恩怨，这样从大局看待问题，不仅是“符合我党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且更重要的正如黄克诚所说：“毛主席是举世公认的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是中国革命的象征。丑化、歪曲毛主席就是丑化我们的党和国家。那样做，会危害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危害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妖化了毛泽东，谁敢保证敌对势力不会趁机起来控诉共产党，控诉社会主义，控诉共和国呢？”
我们读了这些老革命家的话，深受感动和教育。我觉得对伟大人物，特别对毛泽东这样伟大的历史人物，关键的细节可以写，他的失误也不能回避，但主要的笔墨还要用在他的历史功绩上。写他的失误也应写好心犯了错误。错误最大的莫过于“文化大革命”了，但正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
三、要写中央和各级领导部门的活动，也要写广大人民群众的活动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必须以共产党为领导。这是事实，在书中必须充分体现。但是，不能到此为止，还必须如实地写取得的成就都是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辛勤劳动的成果。贬低这几十年的成就，就是贬低人民群众。坚信“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毛泽东，如同在民主革命时期一样，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也把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作为基本原则。他讲过一段非常深刻的话：“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读到书中引用列宁所讲的“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时说：“讲得好。我们的群众路线，就是这样的。”
成就是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争来的，而失误的发生差不多都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有关。例如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在总结前几年的经验教训时，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
《国史稿》尽可能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活动，特别是英雄模范人物的活动。现在回过头来看，反映的还可以多些、强些。
四、把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写得较为充分是需要的
在建国后，我们党对发扬人民民主和法制建设是比较重视的。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即审议通过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和相关法律。1954年9月20日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以无记名的方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在不少方面比《共同纲领》有所前进。宪法是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随后一些年，在宪法的实施中，还以宪法为母法制定了一些法律。1975年对宪法进行修改。由于指导思想和一些具体规定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所起的作用是有害的。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大修改通过的宪法，恢复和保持了1954年和1975年宪法中的社会主义法制和具体制度，用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为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在总纲中规定了我国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则，特别是规定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参加管理国家、参加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原则和具体措施。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部宪法从基本精神到具体内容都存在严重缺陷，主要是“左”的痕迹较为突出。综观前30年，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上，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应如实地说，做得是很不够的。最明显的是，自从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以后，依照宪法规定每年应举行一次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整整停开了十年，许多重大的决定都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种情况基本上是发生在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这和毛泽东同志过去强调的充分发扬党内外民主和所有人都要遵守法律是相抵触的。
最早提出改变这种状况的是邓小平同志。他在实际上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中说：“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主持修改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这项工作以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的1954年宪法为基础，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和认识的发展，对1978年宪法作了很大修改。修改、讨论（包括全民讨论）花费了两年时间，于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修改后的宪法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指导思想写在序言中。彭真同志受叶剑英主任委员的委托，代表宪法修改委员会作的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说：“四项基本原则既反映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规律，又是中国亿万人民在长期斗争中作出的决定性选择。”
宪法在总纲中开宗明义地规定了国家的性质即国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这种性质决定，在我国，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我国国家制度的核心内容和根本准则。人民如何行使国家权力呢？宪法根据我国国情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还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至于宪法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则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原则规定的延伸。
1982年宪法至今经过了四次部分修改，都是把指导思想的新发展和重大的体制改革措施用根本大法固定下来，原来的最重大的规定并没有根本改变。
作为人民行使管理国家权利的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行使立法权作为重要职责。宪法颁布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加强了立法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总体上实现了有法可依。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监督和支持“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依法决定国家重大事项，选举、决定和批准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方面，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国务院，是实施法律法规的重要主体，必须带头严格执法，依法行政，维护公共利益、人民权益和社会秩序，要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和接受监督。
作为司法机关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要公正司法。人民法院要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要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都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
为使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法治国家和法制社会，还必须使广大群众知法、守法，并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同一切危害国家、社会利益以及其他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作斗争，包括对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党员干部的违法犯罪行为和渎职行为作斗争。
最近，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党是执政党，坚持依法执政，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大作用。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各级党组织必须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各级组织部门要把能不能依法办事、遵守法律作为考察识别干部的重要条件。”总起来说，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开创依法治国的新局面，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需要。当务之急是下大力气，坚决防止和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乃至以人代法、以权压法等现象。
吴邦国委员长在向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所作的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申明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接着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体现我国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党在国家政权中充分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的最好实现形式。我们深刻认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特征，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特色、发挥自己的优势，不断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充分认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体的本质区别，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理论影响，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我们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五、体现邓小平提出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精神
“两手抓”开始指的是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对此，邓小平同志多次讲、反复讲。1982年4月10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的会议上讲话时说：“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不但对外开放政策肯定要失败，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也肯定要失败。有了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就可以沿着正确的方向走。”同年7月4日，他在军委座谈会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文化领域，都有严重的犯罪活动和犯罪分子”。1989年6月9日，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说：“八十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讲这点，可能对我们以后制定方针政策有好处。”在视察南方谈话时又说：“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
必须肯定，改革开放这一手硬并不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事实证明：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国民经济平衡健康发展，坚持改革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归于人民，改革不仅过去应该做，今后也要继续下去。在立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有助于壮大民族工业和民族经济，开放也不仅过去应该实行，今后还要实行。
但是在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手软的现象。这包含两个方面内容：一个是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不力，另一个是思想政治工作薄弱。
从理论上说，两手之间的关系涉及经济和政治、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关系。邓小平提出对此要坚持“两点论”，就是说要全面地看问题。一点论者看到经济决定政治、物质决定精神，而不懂得政治对经济、精神对物质有巨大的反作用。这纯系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
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是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认定阶级斗争虽然已经不是我们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但是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而且不可小看分不开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和进行有效的斗争。”这段论述的基本观点，已被写进党章和宪法。大量的事实证明，在否定阶级斗争为纲的同时，认定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从而应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和进攻是非常必要的。有些人否认或者忽视阶级斗争的存在，这些人，不是站在敌对势力的立场上说话，就是糊涂人。
关于软的一手的另一个内容，邓小平同志讲得也非常清楚。他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时说：“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工作太差。……我对外国人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
邓小平同志指出对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最重要的内容是四项基本原则，这非常重要。因为不进行四个坚持的教育，改革开放就会走上邪路。前边说过，四项基本原则是作为指导思想写进我国现行宪法序言中的。不仅如此，我国宪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还规定：“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可是，确实像邓小平同志批评的那样，党的领导人中存在不是积极宣传四项基本原则，而是容忍甚至支持与此相反的宣传的现象，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谈到“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时候指出：“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把广大人民团结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马克思讲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教育党员和群众，必定会使之“掌握群众”，成为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振兴中华的强大的物质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