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电工行贿案的前期侦办工作历时8个月，有关部门共向2000多名当事人调查取证，逮捕了64人，起诉了37人。但结果却不太理想，一审12人无罪，二审10人无罪，加上上告审阶段又有1人无罪，总共23人无罪。1948年6月22日，昭和电工公司社长日野原節三因涉嫌行贿罪被逮捕。检察机关查明：日野原曾向农林省次官（相当于农业部副部长）“重政诚之”行贿170万日元、股票100万股；向经济安定本部部长“栗栖赳夫”行贿45万日元；向复兴金融公库理事“二宫善基”行贿125万日元及两套高级西装（合3.2万日元）、帮助支付房屋装修费用17.1万日元；向大藏省会计稽核局局长“福田赳夫”行贿10万日元；向商工省化学局化肥部化肥课课长“野见山勉”行贿6万日元。同时涉嫌受贿的还有首相芦田均、副总理大臣西尾末広等，直接导致日本政坛大地震。时任日本最高检察厅福井总检察长在按照法律规定程序，请示法务总裁“铃木义男”要求逮捕西尾末広时，铃木义男当时没有直接答复，而是将相关请示“压”了下来。与西尾末広同属社会党的铃木义男本想通过行使《检察厅法》规定的“指挥权”否决检方的逮捕请求，还为此“绕”过福井总检察长，直接召集除总检察长、东京高等检察厅检察长外的7个高等检察厅的检察长开会，说明自己“压”下最高检相关请示的理由，希望获得他们的支持。但最后检方代表多数认为铃木义男这么做有越权的嫌疑表示坚决反对。铃木义男权衡再三，只得作罢。
1948年12月6日，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以20票之差同意逮捕芦田均。1962年4月，东京高等裁判所判决日野原節三行贿罪名成立，处监禁1年缓刑5年。同年11月判决栗栖赳夫受贿罪成立，处监禁8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150万日元。芦田均、西尾末広和福田赳夫等日本政坛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全部被判“无罪”。东京高裁的判决理由是：芦田、西尾和福田以及菅原等人没有实施构成受贿罪所必需的法律上的“职务行为”，因为斡旋行为在法律上不被看做是“职务行为”。日本民众对此无法接受，引发了日本政坛极大的不稳定。日本刑法也因此案增设了“斡旋受贿罪”。有日本学者认为，如此反腐败是典型的“雷声大雨点小”（日文：大山鳴動して鼠一匹），怀疑检察机关在办“政治案”，是以反腐败为名搞政治斗争。
另一方面，芦田均本人却觉得非常委屈，被逮捕拘押在小菅看守所期间，负责相关案件的检察官“河井信太郎”去找他谈话，提出希望芦田均首相能够接受主动辞去国会议员职务的“稳妥方案”，自认为没有罪的芦田均当场拒绝。检方提出起诉后，芦田均本人表示“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本来收的是正常的政治献金，怎么会变成了与职务有关的贿赂呢？感觉昭和电工案的目的就是要打击自己，葬送自己的政治前途”。
五、昭和电工案的深远影响
昭和电工腐败案后，盟军统帅部GHQ的对日政策主导权由民政局（GS）转移到了参谋二部（G2），查尔斯·安德鲁·威洛比也取代科特尼·惠特尼和查尔斯·凯迪斯，成为日本政界争相结交的“红人”。这样一种转变既是远东政治格局变化，美国杜鲁门总统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决心改变对日政策，扶持日本以应对共产主义“威胁”的必然结果，也是昭和电工公司行贿案这样一个偶然因素的直接后果。凯迪斯本人虽然没有接受司法审判，但也却没有办法再保持自己在GHQ中的地位和影响，1949年5月3日，日本和平宪法实施2周年之际，凯迪斯辞去了民政局副局长职务。
二战以后，日本保守势力和进步势力急剧分化组合，政局处于一种风云变幻的不稳定状态。日本共产党恢复了合法地位，其他一些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也联合组成社会民主党，与鸠山一郎组建的日本自由党为代表的旧官僚旧政客的政治势力分庭抗礼，一度还在盟军统帅部颁布“公职追放令”后占据了国会的多数，片山哲、芦田均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入阁拜相的。客观地看，片山、芦田虽然都是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右派，但是在反对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主张“非武装中立”、推动中日友好、提高劳工待遇和福利等问题上的立场与社会民主党左派基本还是共通的，如果不出腐败丑闻稳定住形势，巩固党内团结和与共产党等左翼政治力量的联盟，自由党等保守势力想要执政只怕一时也难以做到。
当然，历史无法假设。芦田均内阁腐败丑闻出现后，日本共产党领袖野坂参三在发行量很大的机关报《赤旗报》上刊发声明，要求芦田内阁辞职，并呼吁组成人民民主政府，解散现议会。日本共产党、民主党、社会党左派与社会党内部右派之间的矛盾公开化。此后虽然日本共产党、社会党左右两派都分别在选举中提高了自己在国会的议席数，而且执政的自由党不断爆发腐败丑闻，但日本的这几股非保守政治力量却再没有能联合起来夺取政权。1949年1月日本举行二战后第三次国会选举，吸收了民主党内反对《煤矿国家管理法》的“币原同志俱乐部”力量的自由党（时名民主自由党）获得264个议席，成为国会绝对第一大党，社会党因为昭和电工公司行贿案民望大跌，仅保住了1/3的议席。
当时，由于美国总统经济特使约瑟夫·莫雷尔·道奇所推行的紧缩政策，日本国内中小企业难于获得融资，资金吃紧经营困难，民营企业裁员人数总计达到30万左右。为削减财政开支，吉田茂同时在国有企业中推行裁员政策，计划裁员总数达到27万人，其中仅国有铁路公司一家就打算裁掉9万多人。1949年6月，日本国铁职工宣布举行罢工，抗议解雇计划。美军下令禁止罢工，吉田内阁向工人发布充满威胁味道意味的《警告书》，7月4日，国铁公司出台《定员法》，宣布第一期裁员3万人左右。同一天，麦克·阿瑟纪念美国独立日的演讲中明确“将把日本建设成为阻止共产主义发展的堡垒”，正式宣布全面调整对日政策。就业形势不好，加上当局的全面右倾政策也引发工人、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群众运动呈现升温态势，被裁掉的国铁员工率先走上街头抗议。GHQ方面和日本保守政治力量一方面加大了打击工会力量的力度，例如，国铁总裁“下山定则”失踪，不久后尸体在常盘线五反野附近被发现，吉田茂内阁未经详细调查，就断言此案一定是日本共产党所为。吉田茂本人亲自召见日本六大日报的社长，要求他们协助政府打击日共势力，刊登所谓“日共和工会谋害下山”的消息。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感到忧心忡忡，急于稳定国内形势。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成为二战后日本经济社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一方面，为了给美军提供给养，日本工厂获得了大量的订单，劳动雇佣率不断上升，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前期采取的紧缩措施防止了通货膨胀，突如其来的“特需景气”又带来了国内生产的繁荣，形成了一套完美的经济复苏“组合拳”。另一方面，吉田茂等日本保守政治势力主张与美英等国单独进行二战和谈的主张原本遭到了来自包括左翼思想领袖、东京大学校长南源繁等人的激烈反对，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南源繁等人的主张在日本社会彻底被视为“没有可能的主张”而失去了支持。全面亲美逐步成为日本政治社会的主流思潮。
与此同时，美国也加快了调整对日战略的步伐，采取多种措施以实现“把日本建设成为反 共桥头堡”的目标。7月8日，麦克·阿瑟以驻日美军大量调往韩国形成空白为由，书面指示吉田茂内阁建立一支7.5万人的“警察预备队”，为海上保安厅增加8000名警力。社会党、共产党等在野党以违反日本二战后新宪法第9条为由，反对这一举措。吉田茂以警察预备队没有战斗力为由没有理睬在野党的抗议。后来，这支警察预备队先是改名为保安队（1952年），后又改名为自卫队（1954年），直到今天，日本国内依然有关于自卫队是否违宪的争论，当然，也有一些贼心不死，想修改和平宪法，取消第9条的人。
麦克·阿瑟觉得仅仅武装日本还不够，同年，他宣布凡是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主义者的人不得在报纸电视台等具有公共性质的机构中工作，当公务员更是想都不要想。据统计，当年因此失去工作的人有1.2万多人。直到今天，在日本信仰共产主义还意味着远离了主流社会，基本上没有任何世俗意义“成功”的可能。尽管受到各方面的打压和摧残，日本共产党决策层在一些问题上也走过弯路，但共产主义信仰的火种在日本并没有熄灭，仍然有40多万日共党员信仰和坚守共产主义（其中20万左右是秘密党员）。日本共产党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从不接受政治献金的日本政党。2011年，日共地方议员共有3028个，是日本各政党中地方议员席位最多的政党，而掌握政权的民主党地方议员只有2655议席，比日共少了373席。虽然离夺取政权还有很遥远的距离，但信仰、正直、廉洁和思想却依然不屈不挠地展现了她的力量和伟大。
为了打击进步人士，壮大反共的保守政治力量，麦克·阿瑟大量解除鸠山一郎等战前担任公职的人员的从政禁令。1951年6月，三木武吉、石桥湛山、岸信介等人恢复从政资格；8月鸠山一郎、河野一郎、绪方竹虎等人恢复从政资格，这两批解除从政禁令的人基本上都加入了吉田茂领导的自由党。而重新获得从政资格的原来民政党系的大麻唯男、松村谦三等46人则于1952年2月组成了改进党，重光奎任总裁。2007年7月份解禁的美国外交文书证明，在日本左翼政治势力失去政权后，为了防止出现反复，美国中情局开始一直向保守的自民党政治势力提供选举资金，同时向社会党右派提供选举资金以保证日本不会整体“左倾”。与此相对，日本保守势力中职业官僚出身的吉田茂等人与政客出身的鸠山一郎等人采取了整体联合的政治立场，合并成立日本自由民主党，以“修改日本战后宪法”这一共同目标为联合执政的基础，于1955年开始在日本国会选举中占据优势，从而形成自民党长期控制日本政治的局面，而社会党及共产党成为所谓的“万年反对党”，这就是所谓的“五五年体制”。当然，从昭和电工案到“五五年体制”正式形成，中间还经历了另外一起腐败大案——造船业集体行贿案，对日本保守政治力量的最终联合发生了很大影响。
六、对昭和电工案的反思
在笔者看来，昭和电工案固然有日本政界和美军统帅部中的右翼势力反对麦克阿瑟推行的日本战后“民主化”的政治背景，但是，最根本的还是政府调控之手介入微观经济领域太深导致的。
对于战后日本“政府主导型”、“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利与弊的讨论由来已久，笔者不想在这方面花费太多笔墨。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该模式导致的腐败风险也是非常大的。政府官员手握影响企业命脉，其决策对一个企业乃至整个行业都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以昭和电工公司为例，当时其为了争取金融公库的贷款，必须要提交详细的计划，并接受日本政府有关部门以及盟军统帅部GHQ相关部门的直接审查。昭和电工川崎工厂提出的第二批产能恢复计划提出，工厂的实际产能利用率在63%左右，因此需要购买和建设生产能力为17.5万吨的生产线，然而，盟军统帅部GHQ经济科学局的官员经过现场审核后认为，昭和电工川崎工厂的实际产能利用率应该可以达到87%，并因此将其扩建计划下调为12.5万吨。类似的情况在当时并不鲜见，被日本政府确定为重点扶持对象的钢铁、煤炭和化肥等产业都是盟军眼中“危险的产业”，如果放任日本人发展这些产业，一旦其重新军国化，都可能转变为对美国有威胁的“武器生产能力”。这样考虑似乎并无不妥，然而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官员个人的自由裁量权确是几乎无法监督的，“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实际情况是，昭和电工川崎工厂1946年的产能利用率是71.3％，由于电力供应紧张，1947年其产能利用率只有59.4％，昭和电工自己提出的产能利用率在63%左右固然有低估的嫌疑，但认为该工厂产能利用率能够达到87%的美国官员是对还是错呢？
如此一来，官商勾结往往是规避审查、获得比较竞争优势最直接也最有效的办法。难怪昭和电工的日野原社长会一掷千金，不惜一切代价搞定这些卡着他脖子的官员了。而不论是日本经济安定部的“学者型高官”还是学法律出身的美军官员都无法抵抗如此实际的“诱惑”，最终都被“糖衣炮弹”打落马下。制度安排如此，谁也无法脱俗。
1949年5月，就在日野原因涉嫌行贿被检方逮捕不到一年，昭和电工公司顺利地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如此一来，通过不法手段为企业争得宝贵资金，及时扩大产能抓住机遇的日野原，到底是罪人还是功臣呢？
昭和电工案表明，如果行政机关掌握太多与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不协调的行政权特别是过多过滥的审批权，不但会阻碍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损害着市场的效率与公平，而且会刺激行政寻租，诱发腐败现象的蔓延。这一点并不仅仅对日本适用，对中国同样也是有借鉴意义的。政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是中、日、韩等亚洲国家经济“奇迹”背后的一大共同特点，一方面必须肯定政府调控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政府过度干预经济运行领域特别是微观经济领域，其弊端是十分突出的，这既是一个涉及效率和公平的经济学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国家廉政建设的反腐败重大课题。那种“说给谁就给谁，给谁也是给”的权力背后，必然带来大量的灰色交易。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前腐后继的某某厅长已经在不止一个省出现过，以至于有人感叹，某某岗位实在是高危行业。笔者认为，改革开放最主要的主题之一就是不断调整政府和市场经济主体互相作用的方式，最终实现政府角色从管理者向服务者转变。在这方面，过去30多年来我国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在党中央提出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大决策后，大力推进行政市场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以及财税、金融、投资、国有资产监善体制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不断完善公关资源配置、公共资产交易、公共产品生产领域市场运行机制，切实减少政府权力对微观经济领域的“干预”，使政府权力更为“阳光”地运行。据统计，仅过去10年，国务院就分五批取消和调整了行政审批事项2183项，占原有总数的60.6%，各地区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事项占原有总数的一半以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和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意识明显增强。当然，也必须承认，在这方面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存在不足，必须进一步推动深化改革，从源头上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七、“特别搜查部”与证据造假风波
昭和电工案是“东京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以下简称特搜部）”的第一次针对政界贪腐案的“登台亮相”。自从此案开始，特搜部在日本声名鹊起，一直是日本政界和社会大众的关注焦点，被誉为日本“最强侦查机构”，日本民间有“（东京地检特搜部所在的）八楼动，政客恐”的说法。喜欢看日剧的朋友应该对东京地检特搜部不陌生。大多数时候，日剧里面的特搜部是一个全知全能的“正义化身”，而且美女帅哥超多，真是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就职单位。在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2009年的调查中，日本青少年的三大偶像，除了美国牛仔和未来世界的英雄，就是日本特搜部的检察官，他们成为专和政界黑恶大佬斗智斗勇的现代侠客。不过现实可能要让人失望了，日本的检察官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男人帮”，直到20世纪90年代，检察官中女性的比例都不到2%，2000年后逐渐增加，但7年过去也不过提升到了10%左右。
其实，特别搜查部作为日本司法机构中一支重要的反腐力量，并不是全国都有的，目前仅东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地的检察厅设置有特别搜查部，日本其他一些地方的地检厅存在类似于特搜部的“特别侦查部”，但办案能力方面就差多了。东京地检厅特搜部1947年成立，大阪地检厅特搜部1957年成立，而名古屋地检厅特搜部则迟至1996年才成立。特别搜查部之所以特别，就是因为这个部专门负责针对官员腐败案件、知识密集型的偷漏税等经济领域犯罪和内幕交易等金融领域犯罪开展侦查工作，拥有通常属于警察的刑事侦查权，而且特别搜查部虽然从行政上受检察厅管理，但在案件侦查上是独立的。与大家熟悉的香港廉政公署相比，特搜部不仅拥有逮捕权、搜查权，而且还有起诉权，在案件办理中，还可以对警察行使指示权和指挥权。日本的几个特搜部是非常“强势”的，很多人都知道香港廉政公署会请被调查人员“喝咖啡”，其实在廉政公署成立之前，特搜部就有请被调查人员“喝茶”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