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师易遇，人师难求。”按古人的解释，经师指“专门名家教授有师法者”，人师则“谨身修行足以节俗者。”如今是升学率盖过了一切，经师就可以吃大餐，而人师的概念越来越边缘化，本来它就够边缘化的了。
而教育的主旨不单单是一个升学率。我读过一篇文章，说日本人看赛事，终场哨声响过，一忽啦走光，几万人的身後却不见任何果皮纸屑。舆论哗然说日本这个民族可敬可畏。自律本难，朱熹说“把定生死路头，扶起此心来斗”，仿佛一场战役，而小日本之自约竟至如此，可不畏乎。自律却在升学律之外。先人们把《西厢记》等书列禁，现在想想，这个分寸把握得极好。史太君在大观园里宴客行酒令，林黛玉说了两句《牡丹亭》《西厢记》里的话，宝钗事後找上门，黛玉羞红了脸，宝钗说得也好：“最怕见了那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宝玉被他爹那样子打，最终还是没能把心术收回来，按高鹗後四十回的说法，後来索性递度出了家。
以我之经历，十几年书窗，只是一个泛泛，花时间最多的“英哥利斯”不必说了，皆追随了黄鹤去。文科教育却没有正经念过一本必读书垫底，总是拉拉杂杂的断章，营养严重的不良，自扶不起深阅读的兴趣。黄侃开了30岁前要读毕的12种书目，梁启超所开列的《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有25种之多，“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看了简直要伤心死，进大学之前没人告诉我原来有这么多书必读。朱老夫子说：“须是策励此心，勇猛奋发，拔出心肝与他去做。如此两边擂起战鼓，莫问前头如何，只认卷将去。如此方做得功夫。若半上落下，半沉半浮，济得甚事。”我如是坐了二年多，把风声雨声放在窗外，也只粗粗读一过《资治通鉴》。
北大孔庆东谈高考制度也有怒火要烧。科举制度有他的陕隘，士子目里只有时文而不知有它，无疑面壁，但那时的教育却具备了深阅读的童子功。《三字经》说，“苏老泉， 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眉山苏洵不是真到27岁才一二一认生字，他的功夫是做在深入与系统上，才有後来了不得的文章。而11年的小学、中学教育（现在小学6年计12年），竟不教学生哪怕区区一万二千七百字的《论语》，不能不说是语文教育的“麦城”。南怀瑾先生说：“孔子这个店开的是粮食店，……佛家开的是百货店，粮食也有、饼干也有，什么都有，老子道家开的是药店，药店摆在那里没有关系，不需要打倒，有病就去买药，没有病他也不妨碍你。……结果我们中国文化把他一打，打得很严重，所以搞得中国人只好吃洋面包、牛排，吃得又生肠胃病，生了几十年，这很糟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