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选任官吏最重要的一项制度，就是通常所说的九品中正制，亦称九品官人法。肇始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由尚书陈群首倡，其间虽经损益，然至隋文帝开皇中才废止，前后历经凡三百多年，与汉之察举制、唐宋之科举制，堪称选人三大法。
陈群的本意是要改良汉之“察举制”，同时也继承“察举制”的做法，唯德才是举。其法为，州郡设置中正官，择贤良有识之士担任，负责考察本州本郡士人，不计门第，但论德才，然后写成“状”（即评语），定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政府择人按“状”任用。中正官有权进退，“其言行修著者，则升进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义有亏缺，则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魏志·陈群传》）至曹芳时，司马懿当权，在各州设大中正，任用世族豪门，选人一以“家世门第”为准，魏晋南北朝时期之门阀制度遂大行其道，选拔官吏管他娘的才能不才能，只要翻出族谱，出身名门，就有得大官做，由此而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高位显职，虽无世袭之制，亦尽皆为世族子弟所得，因而倍受后人诟病。隋唐才来个大反派，推行科举制，使得贫寒而英俊之士，有得进仕之阶。究其实，其罪不在陈群，罪在司马懿。
然余读历史，九品中正制，能行三百多年，并非一无是处，当年那个乱世，一乱好几百年，礼崩乐坏，道德陵夷，“风教颓失而无典制”，算是很坏的了。然幸而有士人的操持清议，其品评人物，至于一句褒贬，而关乎他人一生的沉浮荣辱，于是士人皆不敢见讥清议，因而倒起到奖劝风俗的作用。柳诒徵将此情况总括为“绅士政治”。他说，魏晋以降，换皇帝象走马灯一样，百姓无所适从，当此之时，士大夫于无意中保守此制，以地方绅士，而操朝廷用人之权，朝代虽更，而社会之势力仍固定而不为动摇，岂惟可以激扬清浊，亦所以抵抗君权。这话很有道理的，《日知录》载：“九品中正之设，虽多失实，遗意未亡，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废弃终身，同之禁锢。”写《三国志》的陈寿，因在家居丧期间，有不合礼数的举动，遂沉废多年。
南朝之齐永明十年（492），齐司徒参军萧琛、范雲出使北魏，北魏孝文帝很赏识他们——此二人确值得赏识，当年与萧衍（梁武帝）、沈约、谢朓、王融、任防、陆倕六人，同在竟陵王萧子良西邸并游，号称“竟陵八友”的便是。孝文帝对身边群臣说，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凯接过话头说，东南多好臣，是因其几乎一年一易其主，江北无好臣，是因其百年才易其主。李元凯是正话反说，意在讽刺萧琛、范云俩人，或者江南士人的不忠。其实，据清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说，“其时国家大权在绅士，不在君主，故绅士视国家禅代无与于己也（好象与自己没多大关系）。”如果这一层的东西搞清楚了，也就无须苛责当年士人，难怪台湾南怀瑾先生对五代“不倒翁”冯道赞喻有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