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中可算是刘邦的龙兴之地，可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后，一干人物忽拉出蜀，并没有给当时还处地僻陋的蜀中带来多大开化，至景帝末，蜀中蛮夷之风尤存。文翁出守蜀郡，首倡教化，班固说：“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文翁，名党，字仲翁，庐江郡舒县（今安徽庐江西南）人。文翁欲改变蜀中风气，做了两件事。一是派员赴京深造。遴选县小吏中，开敏有材者十余人，远赴长安，受业博士，习经学。或学律令。文翁节省办会用度，购得当地土物，作为博士“束修”。数岁之后，蜀生成就还归，文翁皆予以重用。二是兴办郡学校。太学至武帝时才有，也就是说，文翁在蜀中办学堂之前，西汉上至京师，下至郡县，还没有一所学校。文翁于成都立讲堂，作石室于城南，招下县子弟入学，免其更徭，专心向学。学成之后，皆以优奖。由是风气顿开，人人向学，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矣。
蜀中号为多士，自文翁始，尤以司马相如、扬雄为著，斯文之盛得一人之力如此。蜀人感其仁德，立祠祀之。
绍承蜀中斯文第二人，即是五代后蜀宰相毋昭裔，此人亦是“私刻本”之鼻祖。
毋昭裔，河中龙门（今山西河津县）人，布衣出身，家贫，买不起书，却又好学，于是只得向同仁借。一次向人借《文选》、《初学记》，其人面有难色，这事给毋昭裔的刺激很大，他感叹说：“恨余贫不能力致，它日稍达，愿刻版印之，庶及天下学者。”后，蜀后主孟昶用其为宰相、门下侍郎，遂有余裕践行早年立下的诺言。毋昭裔第一件要做的事情便是“圆梦”行动，出资令门人句中正、孙逢吉书写《文选》《初学记》和《白氏六帖》等书，刻印流传。按照长安《九经》，命张德钊书写，刻石于成都学宫。当时蜀中和其他地方一样，经战乱，所在学校废绝。周太祖广顺三年（953）五月，毋昭裔出资百万钱，兴建学馆，请人刻板印《九经》，“由是蜀中文学复盛”。
宋平蜀，尽取蜀书入都，赵匡胤看到这些书卷尾皆刻有毋氏的名字，感到不解，臣僚回答：“此毋氏家钱自造。”此即见于史载的私家刻本之始。古籍版本有三大系统：官刻本、私刻本和坊刻本。官家刻书财力充裕，校刻精良，然多有避讳，是其不足，比如后世的《四库全书》。坊刻本则质量参差，宋人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说：“蜀与建（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而私家刻本因不以营利为目的，故校刻多精良。
与毋昭裔同一时期，尚有一件大事可堪书写。后唐明宗李继源（后改名李亶），也算是开办“国营书店”第一人，只不过迭经战乱，老板没当成，倒是让后周太祖郭威占了便宜。当时不倒翁宰相冯道和李愚建议，让国子监刊刻《九经》卖钱，李继源从之。至周太祖广顺三年（953）六月丁巳，板刻成功，前后经历凡二十八年，雕印《九经》二百七十七卷，“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