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春，我随同杨东莼、邵循正诸先生前往天津考察，有幸看到收藏完整而内容又极为丰富的天津商会档案。邵先生颇有感慨，再三向我强调社会集团研究的重要性。邵属于沉默寡言型诚朴学者，平常少于言谈，但每有建言必定是经过深思熟虑。他显然是不满于当时贴标签式的“阶级分析”，因此才提出这一发人深省的意见。
事隔近20年，1983年8月在复旦大学举行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讨论会”上，我才提起这件往事，并且就此问题稍作阐明。会后，我把自己的发言整理成《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一文，经由《历史研究》杂志发表。略谓：“集团研究可以作为个案研究与类型研究（或个体研究与阶级、阶层研究）之间的中间层次。因为，阶级、阶层决不是个人简单的相加，正如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也不是企业的简单相加一样，而集团则是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纽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把资本家称作‘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实即代表资本主义经济领域的一系列规定和关系的综合。这些规定和关系，在资本家个人或单个企业中固然已经存在并以多种样式表现出来，而在一定集团（如资本集团、行业、商会等）中则往往可以更为丰满也更为明确地得到表现。多样性的充分展示，常使统一性的揭示更为容易，这是许多探索历史规律性的学者的共同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也不例外。”
我还认为：“无论是人类社会或自然界，无论是社会或自然的哪个领域，其本身结构和研究方法都是多层次的。以生物学为例，个体的研究必须经过种、属、科、目、纲、门的逐次归纳分类、演绎比较，然后才有可能获致对于动物界和植物界的整体认识。而且，个体内部结构有细胞→分子→量子诸层次，个体外部环境有种群→群落→生态系统诸层次，其间同样也存在着许多规定和关系，因而也就决定了生物学及其分支学科研究方法的多层次性。人与一般动植物固然不能相提并论，但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及其间的多层次性，则是共同具有的。……因此，在资本家个人和资产阶级整个（或其某一阶层的整体）之间，多做一些集团（如资本集团、行业、商会以至商团、会馆等等）的研究，然后再进行类型的归纳与区分，所得结论可能比简单的上、中、下层划分更切合实际一些。这是由于，构成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许多规定和关系，在集团中间比在个人（或个别企业）身上展示得更为完整和清晰，从而也就更加有利于对阶级、阶层作总体的理论概括。”
拙著《张謇传稿》虽属个案研究，但已采取群体研究方法，着重说明他如何从一个农家子弟经过科举成为士人群体的一员，又从士人群体的低层逐步上升到高层，然后再从传统士人群体向新起的绅商群体转化。我的学生作群体研究者亦多，如赵军研究辛亥时期的日本大陆浪人群体，桑兵研究晚清学堂与学生群体，朱英研究晚清商会与商人团体，马敏研究清末民初绅商群体，等等，均各有建树；最近王奇生又研究国民政府时期县以下政权各层次群体状况，也有许多创新之见。
提倡群体研究并非意在取代阶级分析，而是弥补既往阶级分析的缺失，并且使之与阶级分析相互补益、校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