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醴陵当代杰出人士中，有两位与我关系较深，一是黎澍，一是杨东莼，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东老。
东老是中国有数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以翻译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而享誉于进步学术界。他在政治上经历的风风雨雨，现今已经鲜为人知，倒是在教育方面的多年劳绩永远遗爱人间。
初次认识东老是在1954年。那时我已在武汉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他则刚从广西大学奉调来汉任我院院长。东老的到来使全院师生大为振奋，因为此前数年武汉高校工作颇受“左”倾思潮干扰。不仅是对某些高级知识分子的粗暴批判，而且还沿用过去办革命大学（实即党校）的方法来办正规大学，因此很难实现以教学为主的原则。中共中央与中南局对此已有察觉，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改进，调杨东莼出任华师院长，正是这些重要举措之一。记得中南教育局副局长孟夫唐代表中南局和中南军政委员会，向全校教职员宣读任命文件时，特别强调东老的高校工作背景，称之为著名的教育家和历史学者，全场顿时爆发热烈掌声。东老的讲话颇为平易近人，一开口就自我介绍：“我叫杨东莼，常被叫做杨东？（莼的本字为□），名字取得不好。”风趣的发言引起哄堂大笑，增加了人们对他的亲近感。
东老就职以后，除向全校师生员工做过一次大报告，强调建设社会主义需要真才实学以外，别无其他豪言壮语和空头号召。他非常强调务实和深入，常说只要认真看看食堂和厕所，就可以知道一个学校的管理水平。历史系是他分工亲自抓的基层单位，他与每个教师都个别谈过话，而且事先都看过人事档案，并作认真的准备，因此谈话颇有针对性，并非走走过场。与我谈话时，他询问家世、学历和工作情况甚详，并征求如何办好院、系的意见。他丝毫没有大首长、大学者的架子，亲切如家人父子，称得上如坐春风。也许是由于我教中国近现代史，与他的研究领域相近，此后他对我非常关切。每逢接待外国相关历史学者，他必定要我陪同并为他准备发言。我邀请武大唐长孺教授来历史系介绍科研经验，他也赶来与唐先生晤谈。甚至连我偶尔生病，他如知道也必定嘱我不宜过于劳累。1955年学院创办学报，我为练笔写的一篇论太平天国土地政策的习作，长达四五万字，经他同意也得以在学报作两次连载，对我这样的年轻教员是极大的鼓励。
1957年暑假，他奉调去北京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并参与民主促进会中央领导工作。尽管临行应酬很忙，他仍嘱人将一箱常用的中国近代史书籍赠送给我。其中有一本李六如送的《六十年的变迁》，他还特地用毛笔注明书中主人公季交恕即李六如，并介绍李六如的简历。这些细微之处都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1963年，学校领导鉴于我建国前未能完成大学学业，参加工作后一直承担繁重的任务，因此给我两年进修时间（相当于国外的学术休假）。他又热情相助，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名义把我借调到北京，协助他征集北洋时期史料，并筹建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其实，他给我布置的工作都比较轻松，主要还是让我利用北京的优越条件访师问友与查阅资料，做自己的研究课题。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当时的主任是范文澜，但实际负责的是两位副主任，一是东老，一是申伯纯，人们通常称之为申伯老。二老对我的到来都很欢迎，为我提供颇为优厚的工作与生活条件。但他们对我的具体工作安排却有不同意见，申伯老一见面就满腔热忱地要我帮他撰写西安事变回忆录，东老则坚持不必让我局限于专门的单一工作。看见两老争得面红耳赤，我真有点尴尬，幸好申伯老终于让步，同意东老既有的安排。我想东老大约是尊重我们学院领导的意见，不愿过多侵占我自己进修的时间吧。我对两老都很感激，正是由于他们的关切与支持，使我在北京得以结识许多学识丰富的师友，会见许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相当地位的重要当事人，阅读许多珍贵的文献史料。这不仅使我大开眼界，而且为此后的治学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东老的工作作风极为细微深入，属学者型而又无书生气。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的筹建，许多事情都靠他具体张罗。此会一经成立，他立刻带领我们（包括邵循正、何仲仁、郝斌等）前往天津，在市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进行调查研究，为制定调委会全面工作计划做准备。当时根据副主任刘大年的建议，确定先抓两个项目，一是知识分子千人传，一是资产阶级千人传，而首先要求作充分的调查研究。为此，我们又广泛征求意见，多次修改传主参考名单。东老见多识广，交游面特宽，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很多宝贵意见。而为了拟订资产阶级调查计划，他还抽空带领我和刘望龄，先后拜访全国工商管理局理论处长吴承明和中央统战部工商处长万景光，请他们从全局上介绍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与现状。这些活动不仅有助于当时的工作，而且也有助于我此后的资产阶级研究。
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尽管处于草创阶段，但它进行的是一件意义重大而且备受学术界重视的工作，如果能持续下去并正常运转，现今决不会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历史（Oral History）计划独占鳌头。可惜它生不逢时，刚刚建立便碰上新的阶级斗争劫难。其时名为学术讨论实为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已经初步展开，各协作单位又要抽回借调人员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因此到1964年秋天工作便渐趋瘫痪，终于只剩下我一人守办公室，也无非是验收若干书店陆续送来的新旧书籍而已。不久，我又因为写评论李秀成的文章出了问题，奉命回校接受批判，这个委员会便名存实亡了。
东老倒是颇有恢复此项工作之意。1966年初，他以纪念孙中山诞生100周年筹委会的名义又把我借调到北京，协助廖承志和他（该会正副秘书长）处理一些学术性事务。多次见面他都谈起如何恢复并拓展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并且很想设法让我长期留在北京参与此事。但这时我已处于经常挨批的困窘境地，有点心灰意懒，对此并未存有什么奢望，只是不便明言让老人扫兴而已。不久，“文革”开始，我们一别就是八年。
1974年《历史研究》杂志奉命复刊，我被借调参加编辑部工作。到北京后立即去看东老，一进门便听见浓重的湖南口音：“开沅同志你来了。”东老踉踉跄跄地疾步下楼，紧紧握住我的手问长问短。但他对我此次来京颇不以为然，认为是在不适当的时间来到不适当的单位从事不适当的工作。他预料复刊后的《历史研究》将与“梁效”、“罗思鼎”一样，成为中央文革“批林批孔”的工具。他愤然说：“什么儒法斗争？完全不顾历史事实，连常识都没有。你看过‘大参考’没有？连苏联学者都骂我们无知。这是民族的耻辱，我要给总理写信，向中央提意见。”一向文静儒雅的东老变得异常激动，连连拍桌以发泄怒气。告别时，他意味深长地说：“你这个工作干不久的，干不久的。”东老对我个人的关切仍然一如既往，经常要我到他家叙谈。有次编辑部要我写一篇《论〈□书〉》，由于《□书》艰涩难懂，他还特地介绍我去见章太炎的弟子马宗霍，让马老多加指点以免出现常识性错误。
1975年秋天，《历史研究》杂志改组，重新交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黎澍本来有意留我继续在编辑部工作。我因为经过一年多的观察，深知当时政治情况复杂，刊物乃是派系必争的是非之地，便坚决要求回原单位工作。离开北京前，到东老家告别。他正好在医院打针回来，虽然略显疲惫，但仍强打精神与我叙谈，并且笑着说：“我早就讲过干不久的，是吧？”东老过去很想让我长期在北京工作，但现在却为我能从《历史研究》脱身感到欣慰，这种心情的奥秘当时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但我绝未想到此别竟成永诀。
“四人帮”垮台以后，举国欢欣若狂，偶尔从报上可以看到东老参加庆祝或座谈的消息。但当时人们刚从十年浩劫中解脱出来，百废俱兴，重振故业，工作千头万绪，大多十分忙碌。我当时正以全力投入《辛亥革命史》（三卷本）的编写工作，所以抽不出时间去看望东老，只有通过北京的李侃、陈庆华等友人转致问候。他与比较年轻的学者（实际上已不再年轻，一般已逾知天命之年）热情交往如故，但据说脑力已不如前，略有老年痴呆征兆。1979年秋我应邀赴美讲学，在西雅图才从中文报上得知他逝世的消息。归国后又知道他的遗嘱要求：不开追悼会，不向遗体告别，不保存骨灰。东老一生俭朴，自律甚严，对身后的安排亦复如此。以后，我曾在一篇怀念文章中赞叹：“不占人间一□土，愿化春雨育新苗”，堪称一代人师。
东老理论素养很高，知识渊博，学贯中西，在20世纪30年代即有多种著述流行。但也许过于谨慎，或者是由于工作和社会活动太忙，建国后反而没有新的学术佳构问世。我只知道他曾注意搜集宁调元诗文，准备为之结集副刊；也曾努力搜集《苏报》主人陈范的资料，可能是想写人物传记，但这两个计划都未能实现。东老后半生的绝大部分精力用于教育行政和统战工作，他的业绩另有所在，自然不应作为一般专业人士苛求。但以那么好的学术素养，竟以过于忙碌与谨慎流于“述而不作”，毕竟使我们这些知之甚深的后辈感到遗憾。不过东老毕竟是很勤奋的，他在百忙之余尽量挤出时间继续翻译或改译外国学术名著，如摩尔根《古代社会》、狄慈根《哲学讲演录》等。“文革”后期，他由于靠边站而颇得宽闲，在马雍兄弟（马宗霍之子）协助下，将《古代社会》又重新校订改译一次，成为现今流行的最佳中文译本，可以看做是他最后留给人间的心血结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