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徐迟相见甚晚，但并不恨晚。虽然我们都长期在武汉工作，但行业不搭界，又从未读过他的作品，特别是他早期据说是非常现代派而又有些古怪的诗作。
直到读《哥德巴赫猜想》，我才知道徐迟这两个字联在一起的分量。文学家有自己的内心世界、思维方式，科学家也有自己的内心世界、思维方式，即令是世界观相同也有各自的风貌与内涵。徐迟写的不是一般的科学家，是一流顶尖的数学家；涉及的也不是一般的科学课题，是多年极端难解的高深数学之谜。不是天才横溢的大手笔，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不是废寝忘食呕心沥血，能够写出这样千古绝唱式的美文吗？那思想的深沉，那目光的犀利，那感情的奔放，那文章之如行云流水、光彩照人……我被徐迟征服了！
但我并无急于求见徐迟的冲动，因为我早已不再是爱冲动的年龄。何况我又太忙，社会总有分工，各人干自己的本职工作，世界上有那么多美好的事物，能看得完吗？但我终于还是见了徐迟，那大约是在1985年，我当上华中师范大学校长之后。因为徐迟虽与我素不相识，但与华师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的中青年教师却合作已久。颇有影响的《外国文学研究》编辑部就设在中文系，徐迟是该刊并非挂名的主编。
有天，负责编辑部日常工作的周乐群对我说，徐迟想找我谈谈有关《外国文学研究》的想法。于是我们就在一个晚上前往他家拜访。那时他早已离开紫阳路215号那个住了好多年的破旧小院，住进东湖边为落实高级知识分子政策修建的新宿舍。他在简朴的书房里接待我们，没有任何客套，开门就谈《外国文学研究》应该如何如何。然后就海阔天空神聊起来，我原籍浙江吴兴，与他算是小同乡，加以我青年时代酷爱文学，所以可谈的话题自然很多。他与我真是一见如故，气味相投，所以交谈没有任何顾忌。记得第一次见面他就说：“你们历史学界不注意文采，写的东西读不下去。”我也直言无讳地谈了自己对于当代文学的一些看法。告别后，我认为他对现今史学论著的批评很中肯，常以此劝告中青年学者要注意文字的刻苦锻炼。
记不清是此后哪一年，中文系聘请他当客座教授。为表示特殊礼遇，由我偕同副校长王庆生（中国现当代文学教授）亲自到他家送聘书。这次见面属于礼仪性质，又有校部随行人员摄影，所以没有长谈。他高高兴兴接过聘书并合照了几张相，稍作叙谈我们便告辞了。其后不久，周乐群又来找我，说徐迟夫人死了，他非常悲痛且感寂寞，想邀我作长夜谈。我想无论作为校长还是作为朋友，都应该前往悼唁，便按约定时间驱车前往。当时湖北省领导为保证老人得到休息，同时也避免触景生情，把他暂时安排在风景优美的东湖宾馆居住。这一夜我们又谈了很久，但内容全记不得了。我平时虽爱说说笑笑，但最怕到死者家中安慰亲属，因为大家的心情都很悲伤，实在找不到适当言词来化解这无限沉重的哀痛。幸好徐迟倒相当豁达，主动说古道今、海阔天空地聊起来。我也搜索枯肠不断引发新的话题。记得张謇日记上有句话：“夜谈甚苦”，没话说而偏偏找话说确实辛苦，而徐迟则是企图以苦化哀，暂时抑制爱妻离去的悲痛，我们两人的心情都很低沉。
以后我们很少有机会见面。只是有一次电视台邀请若干文教界知名人士看日本电视片展览，我们都参加了。那天看的片子叫《初冬》，讲的是一个退休老人想在最后诀别人世之前享受一下人生，在旅行途中所经历的一些故事，虽无离奇情节，却很真挚感人，特别是对老年孤独感刻画得淋漓尽致。我与徐迟都认为是一部成功之作，但徐迟却郑重地对我说：“我们的感受可能并不相同，你如过了70岁再看，就有新的体会了。”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不久我应邀赴美讲学，在海外前后工作四年多，很少得到徐迟的消息。
回国后得知徐迟身体健旺，很早便学会用电脑写作，而且还与一位颇有才华的女作家结婚，我在内心很为他高兴。但不久又听说新家庭已经破裂，徐迟仍然写作甚勤，将有大著作问世云云，我只能在内心为他祝福。去年年底，就在全国文代会召开的前几天，路上忽然有熟人走过来悄悄告诉我：徐迟死了，是从同济医院高干病房跳楼自杀的。我为之愕然，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样执著文学而充满生命活力的老人怎么会自杀？但不久就通知我以个人名义送花圈，却不知为什么又不通知我参加追悼会或向遗体告别，也许是尊重死者遗愿取消这些世俗礼仪吧！其实我倒是想与老人再见一面，尽管已经天人隔绝。
徐迟的自杀是一个谜，谁也无从解开这个谜。他自己这样迅速而又默默离去，也不想说明任何原因。了解情况较多者认为是过于孤独，这使我又想起日本电视片《初冬》，想起徐迟当时那句意味深长的话，老年孤独确实是悲哀的，甚至是可怕的，但除孤独以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呢？我仍然未能化解自己的困惑。
过去习惯认为自杀是怯懦的表现，甚至是对革命事业的背叛，往往在自杀者死后还要加以批判。但徐迟的死使我对自杀增添了新的理解，自杀与怯懦之间并非是简单的等号。对于某些文学家、艺术家来说，自杀甚至是对命运与死神的挑战，当然也包括对世俗不合理事物的抗议。他们不是消极地逃避或等待死亡，而是自己决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并用什么方式断然走向死亡。这岂不是坚强意志的另一种表现？或许也可以看做是看透人生的另一种超越，最后一次超越。试问那些只知人云亦云地批判自杀为怯懦的人，你们除了批判死人的勇气以外是否还有更为值得他人尊重的勇气？死者已矣，死者无言，把各种各样脏水泼在毫无自卫能力的死者身上，这才是最大的怯懦。
话又说回来，如果是一般人自杀，顶多只能作为普通社会新闻见诸报端，而除家属外大多是不甚加以注意的。但作为文学家、艺术家自杀，则难免会引发形形色色的遐想。记得读中学时曾练习用古文写李白小传，结尾一句是：“或曰白酒醉投江捞月而死，岂白之死亦须求一富有诗意之死欤！”不料这稚拙的文笔竟赢得语文老师的青睐，不仅用红笔又圈又点，还批上“天才横溢，出手不凡”之类通常罕见的评语。李白的自杀，事隔一千多年，尚且能够诱发一个乡间中学生的美丽想象，何况自杀于今日盛世之徐迟乎？我想这必然会给当代文学史研究者提出新的课题，并期待着比较合理而又贴切的解读，也许有朝一日将有如同《哥德巴赫猜想》那样的佳作流传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