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古代的那些人，他们的才华、生活啊什么的，都喜欢。最喜欢的，当然还是他们古典的心。
古典啊，就是那种而今越来越少见的东西，树梢上，书本中，爱情里……一切的事物上都留下了她永不回头的投奔痕迹、一个浅浅的小圆窝，还余着一些暖意，而她温软的身子终究还是离开我们，悄悄离开，一点一点离开——我们就这么，开始了无依无靠。
唉，说他吧。他的一颗心有多古典呢？看看就是了。
从他古典的行文开始说吧。古典的行文没有不简洁的，而他最著名的轶事都跟行文简洁有关，譬如《醉翁亭记》的开头，由几十个字简洁到“环滁皆山也”五个字，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大概是得益于修史的经历——早年他和宋祁合修《新唐书》，后又一人修订《新五代史》。要没有“逸马杀犬于道”如此精准的概括，只怕真的修一万卷也修不完了。而今口水汤汤的这“梨花体”那“槐花体”，对比着欧阳老师，都该自绝于人民。古人炼字炼意的程度，有的都到了玩命的地步。当然，诗歌贵在自然，千古不谬。这是另一个话题，我们在别处说。
再者，他的思想古典，有一颗温柔天下的大心——他是多么杰出的文学家，又多么热爱文学，然而，读书人求见他，他从不与人谈文学，只谈论政务。他认为，文学只对自身的养生有益，而政务却常常对天下百姓有益。他忍着自己的爱好，将工作放在了第一位。就算被贬为夷陵县令时，他也是将前任官员已经判定的刑事案卷反复审核，将这件十分枯燥的事当成了消遣。而当他看到被颠倒了黑白的案件数不胜数时，他仰天长叹：“一个荒僻的小城尚且如此，那么天下之大该有多少冤假错案啊。”于是更加专注于为百姓谋幸福而不是为自己谋政绩。他的思想在那时已经古典到不合时宜。
此外，他为师的风范简直无人可比，就算在古代也是这样，天下第一。他也的确当得起“师”这个字——孔孟之下，这样的人不多。
他是苏轼他们这一届考生的主考官，这真是苏轼的幸运，几乎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苏轼。他读东坡试卷时十分欣赏，但怕是他的同乡曾巩的，为了避嫌，他极力劝说主张将苏轼录为第一的另一位考官梅尧臣，终把苏文列为了第二。列为第二的原因也不仅于此，还因为苏文中用了一个典故，试官们谁也不知道出处，怕取了第一经不起质问。榜发以后，苏洵带着两个儿子去他那里拜谢恩师，他问起苏轼那个大家都不知道的典故出于何书，苏轼答：在《三国志·崔琰传》的孔融注中。事后他查《三国志》还是没有查到，等学生们一起又一次去时再行究诘。苏轼说，孔融在注此传时借袁绍败后，曹操把袁绍的儿媳妇赐给自己的儿子一事，写信给曹操说，周武王伐纣，把纣王的宠姬妲己赐给了周公。曹操问典出何处？孔融说，我以今度古，想当然耳。
苏轼对他说，我用那个典故，和孔融一样。
苏轼的意思再明显不过：自己编了一个典故，瞒过了、折腾苦了恩师。然而他听了非但不怪，反而对人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又在《与梅圣俞书》这封信中同梅尧臣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还有一次他在家中同自己的儿子谈论苏轼时说：“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
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宋史》中记载他“奖以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人，率为闻人。”自他之后，唐宋八大家中的其他五位，无一例外，都出于他的门下，使“天下翕然师尊之”，神奇到不行。同时，他对朋友也是尽心竭力的，“生则振掖之，死则调护其家。”这样全面的人没有理由不成为万人尊崇的一代文宗。而我们所见所遇，全是叫人身上害冷的家伙，与他相差何止万千！
最重要的，他是一个有意思的人，给自己取过两个“外号”——别号。一是醉翁，这是他被贬谪到滁州时所取的。在《醉翁亭记》里面他曾提道：“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其实当时他的年龄也才36岁左右。而他被贬的原因，说起来，也冤得很。当时，范仲淹等人推行庆历新政失败，他们既然同为“左派”，因此，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之后，范仲淹被罢黜，他上疏为其鸣不平，结果却是一纸诏书路八千，况且那时又有人拿他的私生活做文章害他——国人是很善于找软肋下刀的。因此，他遭遇了事业和生活双重的“滑铁卢”，如此惨重，如此众目睽睽。
之前，他也曾被贬谪过，那时他曾与尹师鲁通信，相约到了贬谪之地后，不作“戚戚怨嗟”之语。他醉翁之意不在酒，也没有沉溺在悲伤之中，而是真的在山水之间找到了自己的乐趣。除了写诗，他或许还放牛采猪草……谁知道呢。“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多么纷乱凶险的环境，他都分花度柳，持重从容。如此一来，又有什么美好的事物会消失不见呢？什么都没有消失不见，有的只是茂长和延续。任何恶势力都不能奈何他。所以说他是东坡的前身也有几分道理。
他的第二个别号，六一居士，则是晚年所取，也非常恰切好玩，意思是：“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以一翁老于五物间。”在政局波澜之中，能把持自己内心的平衡，这是一种修养，也是一种幸运。毕竟，贬谪让很多文人都钻进了一个牛角尖，画地为牢后，就再也逃不出内心的黑洞，折堕了，损毁了，一生就算白过了。他的一生却一直有着向上的挣扎。使他无论遇到什么挫折，都能坚定，都不会让自己的意志消沉。他作为师长，确实启发和引导了文坛后辈，不但在作文上，在做人上也对后辈有着沾溉——他中正，无私，对宇宙万物取一种赏爱的态度，并且在逆境里也纵声大笑。这不简单。
正是因为这样的胸襟，能让自己遇到坎坷时不会跌倒不起的气度，让他的词出现了“豪放之中有沉着之致”的风格。喏，来看他的词。
他在词上的成就，自是比不上诗文的，在词的发展中，他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对上，承接了南唐冯延巳的“深”，杀伐了同时代“野狐禅”的“野”；而对于后世的影响，概括来说，就是“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在诗人多如牛毛的有宋一代，他能独领风骚，不容易。
我尤其喜欢他晚年重回颍州时所写下的《采桑子》十首——谁不喜欢诗人们晚年的作品呢？它们多么成熟，像青青的麦苗结成了沉甸甸的穗，文气横溢而朴拙。而无论为文、读书、写字或者做其他事，几近完美或者有自身风格的，其起始和终结之间都有一股气——如同人的筋脉似的，看不见却充斥整篇文字、读书过程、笔画连接之间或者做事的各个环节。
相比较而言，他最有名的词莫过于那一句“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被世人用滥，有时被曲解——哪里仅仅是今天人们以为的“情痴”呢？多么整、多么厚的一句人生况味被解释成了哼哼唧唧。他若在天有灵，一定后悔写这一句——不如没有。
这大概是因为他早年的豪兴更为浓烈，所以词作也显得疏放沉着。在历尽繁华之后，再次回首当年，笑看风雨的沧桑感褪去，反而会更安静和开阔。
他是以余力来填词的，之于他，词只是游戏之作而已。他的文章和词有点像莲子银耳粥：文章—莲子—紧致内收，静如处子；词—银耳—四张大开，动如脱兔。而两者融合，常常彼此渗透，却不失本体风度。
他的词的确情调奔放，气势沉雄，同时也很肆情，很任性。还是以莲子银耳粥作比，同柳永等人的词不同，它虽也香浓，但香得清正——不是投怀送抱的那种香，而是坐怀不乱的那种。就如他待人一般“尽言而无所隐”，自是正大光明。
他笔下的西湖是回归了西湖自身的西湖。
看这一首写西湖的《采桑子》：
群芳过后西湖好，狼藉残红。飞絮蒙蒙，垂柳阑干尽日风。
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
看着喧嚣的春景，靡丽的烟花，在繁华中行走的人，终是被繁华锁住了心魂，在蝴蝶织出的绚烂梦境中，迷失了方向，蹉跎了青春。而当繁华散去，还不愿从梦中醒来，到底是身留，还是心留？
他的词奔放起来无可抵挡，急躁多过沉着，虽然失于不够细腻，但如秋日晴天的朗朗大美，大可一瞥。譬如《朝中措·平山堂》：
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虽是光阴老去速可惊，不过他仍然是“白发带花君莫笑”的人。关于“山色有无中”一句，有人看了之后，直嚷着他是近视眼。后来好心眼的东坡在他的《水调歌头·快哉亭作》之中作出了一个解释：“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
这应该还是很符合那种景致的，可惜我们现在无福消受那种奇妙的体验了——首先，“鸿”就没了。他的词只是我们借此唤起那种记忆的一种小计谋而已。
他又是一个多么多情的人啊，扮女子也能扮得婉转深致，好像男人里善于演女人剧，反比女人演女人剧更美艳哀顽似的。词中有“胆小怯空房”的惹人怜爱，有“一向娇痴不下怀”的放诞，有“乱花飞过秋千去”的浓愁，有“水阔鱼沉何处问”的微凉，也有“笑问鸳鸯两字怎生书”的温柔……一幕幕写下来，一洗铅华，宛在眼前。
择一首一洗铅华的《诉衷情》：
清晨帘幕卷轻霜，呵手试梅妆。都缘自有离恨，故画作远山长。
思往事，惜流芳，易成伤。拟歌先敛，欲笑还颦，最断人肠。
小春天，清晨，眉间开阔如远山开阔，树上的花朵没有声音地落了，远行的人还没有回来，想唱首歌，又止住了喉咙……并不浓烈的笔墨，清清淡淡的描写，却有一咏三叹的情致。有点像我们信笔写在手指上的那些薄彩蔻丹，懒懒的，一点一点描过去，心里想的是写一笔兰，然后，等着它一丝一丝干透，透出光，透出亮，透出粉彩……抚过去，慢慢现出妥帖安好和盛世丰盈。
还有，“……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最断人肠的事：往事不可追，前尘不可寻。回首之处，已是断肠。可又有几人能够做到一辈子不去凭栏，不去回首，不去追忆，不去寻找？
当然更有：“烟雨满楼山断续。人闲倚遍阑干曲”那种婉转的情思，说不清，道不明，就连词的主人公她也是欲说却无处可说吧。这和后来少游的“放花无语对斜晖，此恨谁知”的情致很类似。不过，后者将那种欲语还休的悲伤翻唱得更深婉，更无奈，更不留痕迹。
例子是举不完的：
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
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
年年花落花开，岁岁月圆月缺，只是那人已不知去了何处。俯瞰山水茫茫，众生芸芸，却是知心人难求。奔放的相思中，自有一般凄婉处，是别人说不得的。
十年前是尊前客，月白风清。忧患凋零，老去光阴速可惊。
鬓华虽改心无改，试把金觥。旧曲重听，犹似当年醉里声。
这首《采桑子》特别要说一说，是他晚年的作品，并不属于西湖组词。通篇沉郁顿挫，对比先时，又是另一番人生况味了——有了叹息，是感慨，却并不惆怅。
如果有人，终其一生，都在追求人世的洁净美好，不计得失，不管被辜负多少次，终无怨无尤，最多惆怅地叹息一声，但就是什么都不怕，也没有人见着他的哭。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真有这种人存在吗？
唉唉，他就是啊。他什么都不怕，也不叫人见着他的哭。因此说，迷人的艺术家应当是个刘胡兰——他（她）未必生得光荣，但须死得伟大，至少要有永远遗弃这个世界的决心。
平心而论，他没有在词学方面提出革新主张，却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为宋词输进了新鲜的血液，他的词作和诗文革新的精神有着某些相通之处。在《答吴充秀才书》中，他论述了文与道的关系，批评了世之学者“弃百事而不关于心”的现象，并继承韩愈“文以载道”的观点，主张文章必须明道致用。反映在词作上，表现为对词的传统题材有所扩展。比如在他之前很少有咏史怀古的词篇，而他的《浪淘沙》写的就是开元遗事：
五岭麦秋残，荔子初丹。绛纱囊里水晶丸。可惜天教生处远，不近长安。
往事忆开元，妃子偏怜。一从魂散马嵬关，只有红尘无驿使，满眼骊山。
上片极写荔枝鲜美，偏偏却生得很远。过片直点开元，只“妃子偏怜”四字，驿使们“惊尘溅血流千载”、唐玄宗骄奢淫逸误国家尽在其中。歇拍句深沉而意隽永，唐玄宗、杨贵妃已成为历史陈迹了，不由人不轻叹流年。然而，面对现实，内忧外患，他的真正目的却是为了揭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这一严肃的主题。词虽写得很含蓄清雅，但与《五代史·伶官传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种联系现实，有感而发的咏史词，开了北宋末至南宋文人填词反映现实的先河。
绕不过去，必须提及的是，在他的词篇里，还有不少关于豪饮、行乐，以至沉湎声色的描写，性情毕现，也有轻薄之作。后人为尊者讳，很多都假借了别人的名字为作者。其实，是不必的——这些词里的他的形象，与《醉翁亭记》中苍颜白发的滁州太守其实是一致的；与“醉翁之意不在酒”，与他在《题滁州醉翁亭》诗中所说“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醉中遗万物，岂复记吾言”是一致的；与他以古典诗歌“本人情，状风物”的优良传统来反对西昆体“缀风月，弄花草”的诗风，以及啸傲湖山、流连光景，借此发现自然的美、在词里再现美的初衷也是一致的。一个人，他必是多面的，不完美的，否则，怎能被称为人？
正因为他真诚，不无病呻吟，也不掩饰——这是很重要的——他的词才具有了动人的力量。
如同许多杰出的诗人一样，他的词有极好的，也有不怎么样的；他人格高尚，也有些缺陷；他勇往直前，也心事万千……望见他就等于望见了所有堪称人的人。因此，我们才把他认作了朋友。
时光是一本巨大的相册，轻轻翻开，每一张面孔都染成了淡淡的黄。旧叙还没有话尽，却已有了永别，承诺也只能向着静、大和空虚的重山交待。所有的骄傲与失落，都将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有万里层云千山雪。可是你一定知道，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怀抱一颗古典的心，也曾青衫磊落，生动鲜活，充满世俗趣味；也曾静静地眯起眼睛，任阳光落在脸上，打出斑驳的影。而当千年之后，影像消逝归入尘土，他们的诗歌却一次次走进无数人的心里，闪着光亮，输送给我们酸酸甜甜的营养；他们的生命凋敝，灵魂却在时光的岸上站成了一种永不老去的植物，日升日落，照耀绿红。
诗歌是他们的理想和爱情，也是我们的。
[原作欣赏]
玉楼春
尊前拟把归期说，欲语春容先惨咽。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
踏莎行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蝶恋花
翠苑红芳晴满目。绮席流莺，上下长相逐。紫陌闲随金轣辘。马蹄踏遍春郊绿。
一觉年华春梦促。往事悠悠，百种寻思足。烟雨满楼山断续。人闲倚遍阑干曲。
[词人小传]
欧阳修（1007—1073），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吉安永丰（今江西省吉安）人，自称庐陵（今永丰县沙溪）人。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北宋卓越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与唐韩愈、柳宗元，宋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
欧阳修于政治和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又喜奖掖后进，苏轼兄弟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创作实绩亦灿烂可观，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
欧阳修一生著述繁富。除文学外，经学研究《诗》、《易》、《春秋》有独到见解，金石学为开辟之功，史学研究也成绩斐然——除了参加修订《新唐书》二百五十卷外，又自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鉴戒。另有影宋本《醉翁琴趣外编》六卷，里面多有《近体乐府》未收进的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