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重要支点之一。而对城镇化的研判本身，已成为改革发展的一项重大命题。尤其是在经济增速下滑、出口引擎动力减弱、土地财政难以为继的关键节点，通过城镇化扩大内需已成为调整中国经济结构的重要内容，而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于城镇化。
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年3月17日正式发布，新一轮城镇化布局将渐次展开，为了防止这一轮的城镇化热潮一哄而上，变成单纯对农民土地的剥夺，进而带来更深层次的社会危机，我们必须首先回答这样三个问题，即谁的城镇化？什么样的城镇化？怎样城镇化？
2013年11月底，习近平表示，要稳步推进农村改革，创造条件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对中央工作部署，要准确领会政策要点和要领，不能随意解读，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城镇化不是土地城镇化，而是人口城镇化，不要拔苗助长，而要水到渠成，不要急于求成，而要积极稳妥。
鉴于中国当下城镇化推进的路径和方式难以持续，我们必须探索一条新型城镇化的路子。在推进城镇化的大潮中，由于各地区的人口、资源、环境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城镇化模式，也暴露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为此，我们将选取河北白沟、云南腾冲等七个代表性地区，重点关注它们在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强镇扩权、农民基本权益最大化等突出问题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求解新型城镇化之路。需要强调的是，这一轮的城镇化，必须按照中央的要求，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四化”同步发展，其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城镇化必须要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战略性思维和全局性眼光。中国的城镇化要维持可持续发展水平，还必须控制开发强度，并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全面解决新生代农民融入城市的问题。要从根本上提升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同时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避免农村的凋敝，农业的衰败和农民的被边缘化。正如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所说，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阶段的重大历史任务。要让更多的资源支持农民、农村的发展，这个事不能倒过来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道路怎么走——河北白沟的启示
〔问题〕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指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获得工作并最终获得城镇永久居住身份、平等享受城镇居民各项公共服务而成为城市市民的过程。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农民工总量为26261万人，比上年增加983万人，增长3.9%。农民工市民化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社会生活至关重要的问题。
〔案例〕
农民对市民化转移选择谨慎
号称“中国箱包之都”的河北白沟位于京津冀城市群的中间地带，是全国小城镇发展改革试点镇。二十多年来，箱包产业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形成了先市场、后商场、再工厂、再前店后厂的发展模式。2010年9月16日，河北省保定市正式挂牌成立白沟新城。2013年1月31日《经济日报》刊发了一组由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金中夏及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熊鹭所做的报告。报告在对河北白沟农民工市民化状况进行典型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城镇化战略最重要的命题之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道路怎么走？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住房，二是户籍。但从目前白沟农民工在这两个问题的选项上看，并不令人乐观。从住房情况看，目前当地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决定了只有一部分农民工家庭具备购房能力。白沟当地普通农民工月收入1800元—3000元，目前在白沟购房的外来务工人员主要还是收入较高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仅仅一个人在外务工的农民工家庭，则很难在白沟负担首付和月供。他们也缺乏在当地定居的意愿。2012年当地房产项目基本停滞，新开工商品房面积仅为2万平方米，而且不再对外地户口购房者贷款。目前，该地房贷政策有所松动，主要针对首套房贷。中国农业银行白沟支行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0月31日，累计发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1970户，金额2.94亿元，其中外来务工人员占比约13%。
从白沟农民工的户籍选择来看，情况更令人忧虑。长期以来，城镇户口被普遍认为优于农村户口，但在白沟并不尽然。很多农民工即使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也不愿意把户口迁移至白沟，主要原因是目前在不少农村地区，只有拥有当地农村户口才可享受土地分配权。同时，近年来农村地区社会保障条件有所改善。目前中国已基本实现农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全覆盖，有农村户口的，可享受一定标准的养老和医疗保障。相反，即使农民工获得白沟城镇户口，也不一定能得到白沟原住民的福利待遇。此外，白沟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以及医疗、教育和文化生活的质量也无法与大城市相比。
一些农民工在白沟买房时，夫妻俩往往只把一方的户口迁出，享受白沟户口的待遇；另一方将户口继续留在农村，或者以已上大学、户口已迁出的子女名义购房。也就是说，白沟城镇户口的价值并没有高到足以吸引大部分农村移民的地步，也不是所有农民工愿意放弃农村户口到白沟定居。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在白沟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状态。
地方政府的成本收益权衡
在多大程度上让农民工享受当地居民的福利是地方政府颇感困惑的问题。2012年，白沟新城的户籍人口约5万人，常住人口约15万人。白沟新城城市总体规划是到2015年，白沟新城建成区面积达到35平方公里，人口达到30万人；到2030年，白沟新城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50.61平方公里以内，人口规模控制在46.5万人左右。而要达到2030年规划目标，白沟需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当地政府已出台很多政策鼓励外来人口经商置业，但从目前发展情况看，实现2015年达到中等城市人口规模目标有一定难度。白沟必须以现有箱包产业为起点，开拓箱包产业的研发和营销环节，进一步扩大制造业基础，丰富其内容，同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吸纳更多农民工就业。另外，政府的资源有限，实现外来农民工和原住市民同等权利，要求当地产生的就业规模足够大而且还要相对稳定，因为福利标准一旦确定便具有一定的刚性。但如果地方政府为农民工提供的公共服务严重不足也会反过来制约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从目前实现农民工市民化需要负担的公共成本看，主要包括子女的义务教育支出、保障性住房支出、社会保障费用等几大部分。目前，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失业保险的领取标准必须是所在单位和个人已按规定履行缴费义务达到一定期限方可领取。因此，在社会保障费用方面，政府并不需要增加很多额外成本。但至少在义务教育支出方面，目前的大部分责任在地方政府。根据调查的数据，初步估算平均每个农民工及其随迁人员的义务教育经费为400元左右。另外，白沟政府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公租房的租金为70元/年/平方米，而在白沟房地产租赁市场120平方米的房子年租金为1.2万元，也就是100元/年/平方米，即政府每年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保障性住房的公共支出成本为30元/年/平方米。好在目前大部分的农民工住宿还是由厂家统一租房，因此这部分的成本平均后也不高。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即以产业发展为基础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应小于收益。但如果政府部门没有吸引稳定的劳动力，那么当经济出现困难时，流动的劳动力还是有可能成为“候鸟”，最终使我们为之努力的城镇化变成“夹生饭”。
〔思考与启示〕
城镇化的程度必须要与产业化程度相称
城镇化首先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但目前的商品房限购政策对城镇化存在负面影响。因此，像白沟这样需要大量移民的新兴城市不宜一刀切地适用大城市的商品房限购政策。我们看到，这几年，白沟在建立多元住房体系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接下来，政府不仅应鼓励企业为农民工租房，将农民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同时也应适时地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工通过优惠的房屋按揭贷款买房置业。目前类似白沟这种在大城市周边的县级或地级市的房价在2000—3000元/平方米，不超过农民工家庭年收入的10倍，是未来农民工市民化的最适宜城市。
其次，在大城市周边交通便利之地探索建立“第三地市民化模式”是白沟城镇化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由于白沟便利的交通、较低的房价，以及紧邻北京、天津和保定等大城市的独特优势，实际上成为大都市农民工在周边中小城市购房的优选之地。这方面的有益经验也可以适用于上海、广州这样的大都市，甚至适用于所有省会城市。
再次，户籍制度改革应从外来务工人口较多、有产业集聚的中小城市开始渐进推行，要研究和遵从市场规律。无论是城镇户口还是农村户口，不同地区户口的市场价值有很大的差异。“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随着农村土地日渐变为稀缺资源，当农民的各项权利被明确以后，我们也许会发现，城镇化中最大的一个问题也许将是农村户口的日渐“高价”，其所有者将越来越不愿意出手。这将为我们下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带来新的挑战。我们需要的是一条渐进的户籍改革之路，可能需要走二三十年。
最后，城镇化的本质是产业化，而不是房地产化。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并非意味着政府单向付出。首先要有产业，创造了就业，才有收入，才能居有定所，房地产业才有服务的对象。城镇化的本质首先是产业的聚集，而不是房地产化。城镇化的程度必须要与产业化程度相称。农民工市民化需要政府的投入，政府应考虑农民工为当地经济做出的贡献，还应在社会保障的制度设计中解决支出的刚性与收入来源可能出现的波动之间的矛盾。政府应前瞻性地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大力发展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不断增加高级管理和技术人员，通过提升农民工技能来提高收入水平进而加速其市民化的进程，还应针对移民城市和社区的特点搞好文化事业的建设。可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以国家制定法律的形式，规定地方政府有为农民工提供市民化服务的义务。
土地红线与城镇化如何有机统一——云南腾冲探索“山地新城”
〔问题〕
城市化和城镇化，前者强调大城市的发展，后者则是县域、镇域经济社会发展，目的是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落到实处。从目前中国很多地方的情况看，县城（直辖市下属的区）和中心镇实现增长与发展都面临的约束是用地指标限制。在中国城市自上而下的行政层级管辖下，超大和特大城市更容易分得用地指标，城镇（乡镇集市）能够分配得到的指标可谓“残羹冷炙”。但恰恰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厘清的一个思路是：中国的城市发展最终决定力量是土地指标配置，而不是土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推进，不是受户籍和土地制度的束缚，真正决定城市化进程的是生产方式转变和农民收入，以及农村的土地经营模式的改变。事实上，现在讨论和试点的规模化、集约化道路在当下并非可取之策，因为农村的土地与农民的心理是绑定在一起的，这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很难改变。所以，城镇化道路选择应该重点关注农村而不是城市，出路在于城市建设稳步推进以及其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案例〕
腾冲15亿造“山地新城”
云南山多坝少，优质耕地主要集中在仅占云南土地总面积6%的坝区。而随着城镇的不断扩张，云南坝区土地已有30%被占用。照此速度，再过10年，云南省优质耕地将全部消失。同时，云南52%的土地属8—25度的低丘缓坡，又具有较大的宜建空间。在城镇化建设中，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强调，要依托自然地形做好“山”的文章，形成“城在山中、房在林中、水在城中、人在绿中”的独特城镇风貌。
早在2011年1月31日，云南省政府第52次常务会议就明确提出，切实抓好基本农田保护工作，多用坡地、荒地搞建设，建山水城市、山地城市、田园城市的城镇化发展思路。同年9月5日，云南召开全省保护坝区农田建设山地城镇工作会议，这是一场被业界视作“决定今后10年云南国土资源管理工作走向的高规格会议”。会议专题部署了坝区农田保护和山地城镇建设，提炼出十六字方针“守住红线、统筹城乡、城镇上山、农民进城”，为用地上山定下基调。紧接着，云南省出台了《关于加强耕地保护促进城镇化科学发展的意见》，围绕完善城镇发展思路，转变建设用地方式，严格保护耕地尤其是坝区优质耕地，用好用足国家低丘缓坡地综合开发试点省差别化土地政策，引导城镇、村庄、工业向适建山地发展，建设山地城镇。一场转变思路，向山坡要地的新政策在云南大地酝酿成形并实施。
2011年10月7日，时任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的甘藏春宣布，国土部要着手“研究促进开发利用低丘缓坡地、山地”。发言中释放出的“上山”信号备受关注。随后，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肯定了云南引导“城镇上山”和工业项目上坡的做法，并表示国土部将进一步支持云南开展低丘缓坡地的利用试点。目前，云南已成为首批列入全国坡地开发建设项目试点的五省市之一。
按照云南省提出的“守住红线、统筹城乡、城镇上山、农民进城”要求，腾冲县积极探索耕地保护和城镇发展的结合部与平衡点，因地制宜建设山地城镇，加快推进城乡统筹步伐，推动城镇化进程。
近年来，为解决保护耕地与满足城乡建设用地需求的矛盾，腾冲县调整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提高了规划建设用地中未利用地和劣质山地比例。坝区新增城乡建设用地由原来的1482.85公顷减少到457.34公顷，山区新增城乡建设用地由原规划的592.99公顷增加至1617.65公顷。
为从根源上破解用地矛盾，腾冲县对《城市总体规划》再次进行调整。调整后，城市重点开发建设用地主要为未利用地和坡地，留下5000多亩耕地作为基本农田永久保护。工业用地坚持不占或少占耕地、多用劣地或荒地，将经济开发区布局在距县城6公里的裸岩地石头山。目前，全县已建成木制品、石材和矿产品加工三大产业群体，成为工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全县完善优化物流园区规划，调整了原计划占用耕地的规划方案，进一步加大荒山、荒坡利用力度。另外，把以矿产品深加工为主的重工业区规划到了滇滩镇的山区，既保护了耕地又方便就近开采。
腾冲县以“跳跃式布局、组团式建设”的思路，跳出县城，在条件具备的乡镇规划建设一批不同风格、各具特色的城镇组团，重点打造15个以上配套精品酒店、温泉SPA等休闲度假产品，做到县城发展与小镇建设同步推进，实现布局合理、功能互补的立体式城镇群落。腾冲县城目前以旧城为中心，以东、西两侧和桥头堡建设腾冲产业片区（中和片区）为支撑的“一城三片区”布局已初步形成。
“城镇上山”被写入条例
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云南省城乡规划条例》，正式将“城镇上山”这一要求纳入其中，强调统筹城乡。该条例还引入了符合云南地方特色的“城镇群规划”概念，并明确其法律地位。该条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进行了细化和补充，对城乡规划的各个环节做了明确的规定，突出了云南地方实际和特色，体现了统筹城乡和城镇上山的要求。
〔思考与启示〕
“城镇上山”还要算清“生态账”
保护耕地与满足城乡建设用地之间的矛盾，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过。如何破解这一难题，考验着执政者的智慧。云南积极探索“城镇上山”的意义绝不止于云南。
但城镇上山，也要注意算好生态账。《中国环境报》曾在头版头条以《削山造城算没算生态账？》为题，对湖北省十堰市近年来大规模开发山地提出质疑。这是因为，卫星遥感对比图片显示，从2008年4月到2012年8月，仅十堰市张湾区和茅箭区两个地区，山体和植被破坏面积就增加了20平方公里。卫星遥感图上昔日的满目葱绿如今已被一片片的黄褐色取代。报道显示，在十堰市“东部新城”——普林工业园背后裸露的山体上，竖立着“愚公移山，向山要地”的巨幅标语；在“西部新城”的开山工地上，同样竖立着“愚公移山，人造平原”的巨型条幅。这透露出十堰市大规模开山的意图。而据了解，“十堰市东、西新城”发展项目一共计划开发86平方公里左右的土地，其中绝大部分依靠“削山造地”。这个面积相当于再造一个十堰市。对于急于推进工业化发展的十堰市，似乎比任何一个地方都更加需要土地，这里进行的“削山造地”运动可以说是中国新一轮城镇化的缩影。但大规模“削山造城”符不符合当地发展实际？这是当地经济发展的唯一出路吗？如此大规模“削山造城”是否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环保部官员表示，千亿“削山造城”无论是算生态账，还是算经济账、民生账，都不轻松。
此前，《中国新闻周刊》也对甘肃兰州市削山造地进行了报道。但整个削山造地计划的环评与地质灾害评估尚未完成。
与上述地区相比，国土资源部倾向于支持云南开展城镇上山、工业上坡试点，希望云南能在这方面做出示范，形成经验。云南的“城镇上山”，不是上很高的山、很陡峭的山、很险峻的山，而是指低丘缓坡。具体来说，就是选择8—25度的坡地，特别是将荒山荒坡作为建设用地。同时，城镇向山地发展，减少了占用耕地规模，也远离了密集的农田、村庄，由此引发的矛盾冲突有所降低，对于维护农民利益、保持社会稳定有积极意义。
目前，该省各地市正严格贯彻省委、省政府“保护坝区农田、建设用地上山”战略部署进行进一步规划，并按照“守住红线、统筹城乡、城镇上山、农民进城”的要求衔接。规划调整完善后，已通过审查的66个县（市、区）新划定基本农田196.7万亩，坝区现有耕地中基本农田的保护率达82.14%，坝区调出建设用地面积达16.27万亩，山区新增建设用地面积达32.39万亩。
专栏 工业地产：又一个城市土地价值亮点
作为一种全新的投资模式、盈利模式和产业发展模式，工业地产虽发展时间不长，但已在国内外显现出强大生命力。在发达国家，工业地产是一个城市乃至国家的经济支柱，日本工业地产对经济总量的贡献率超过40%。
抓工业地产，是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是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是抓好工业产业集群的重要依托，是实施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沈阳经济区一体化发展和突破辽西北三大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出路，也是保持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2013年9月4日，辽宁省省长陈政高在全省推进工业地产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辽宁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推进工业地产工作。
大规模、大力度推进工业地产建设，一直谋求弯道超越的辽宁，正在用工业地产的崭新发展理念，创造着经济发展的新热点。相关分析认为，辽宁发展工业用地恰逢其时。根据国际市场规律，在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时，房地产开始步入工业地产发展阶段，目前辽宁省已具备了发展工业地产的经济基础。2013年以来，特别是5月3日全省工业地产经验交流会议召开后，辽宁省各地市采取有力措施，出台优惠政策，利用本地区的产业和资源优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动了一批重大项目落地，发展工业地产已成为全省上下的共识。仅到9月，辽宁省已建成工业地产项目30个，在建项目81个，其中2013年以来新开工项目52个，签约待开工项目79个，呈现出策划一批、洽谈一批、签约一批、开工一批的发展态势。6月26日，辽宁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推进工业地产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13年，沈阳、大连各有15平方公里以上工业地产项目开工建设，其他城市有10平方公里以上的工业地产项目开工建设，各县（市）、区（具备条件的）、园区有1平方公里的工业地产项目开工建设。通过发展工业地产，促进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沈阳经济区一体化和突破辽西北三大战略实施。
在新型工业化大发展的背景和格局下，其他地区也看到工业地产中孕育的新机遇。例如，湖南长沙市2013年以来涌现了众多工业地产集聚区以及一大批各具特色的工业地产项目。7月12日，长沙国际企业中心服务站成立，这是湖南省首家由政府主导，工业地产开发商及工业地产物业管理方共同参与成立，专门针对工业地产入驻企业的服务机构。服务站将实现企业融资中介平台、管理提升平台、合作交流平台、公共服务平台的“四台合一”，为企业提供“一站式、保姆式”的服务。
在当前稳增长、调结构大背景下，对于像辽宁、湖南这样的工业发达地区而言，推进工业地产建设恰逢其时。而工业地产概念的引入，不仅可以充分利用和调整省内现有土地资源，还可以发展优势产业，巩固特色产业集群，同时调整产业结构，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当然，由于工业地产在中国刚刚起步，还需要防止企业借开发工业地产之名进行圈地，造成工业地产开发乱象。因此，合理规划是关键，并在政策层面，应该对工业地产的发展模式、运行模式、未来发展路径，做一些很好的设计、研究和梳理。
2013年2月18日，云南省在昆明召开国土资源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提出要以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为中心，扎实推进“城镇上山”为抓手，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依法行政，做好全省国土资源工作，有力保障发展，服务民生，打造和谐人地关系。会议指出，2013年，针对土地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耕地保护难度加大，资源利用粗放浪费现象依然突出，利益主体多元化，协调难度加大等问题，国土资源部门要全力做好推进山地城镇建设，依法依规保障合理用地需求，牢牢守住耕地红线，深入实施地质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加快建设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五个方面的主要工作。为确保如期全面完成年度工作，要进一步强化国土资源协同工作措施，强化“大家管、大家用”的国土资源管理机制，健全国土资源违法行为协同防查机制，构建规范和谐的厅州市协同配合机制；进一步强化国土资源严格管理措施，严格土地资源、矿产资源、项目资金使用管理和国土资源执法监察；进一步强化国土资源队伍自身建设措施。
强镇扩权之路该怎么走——浙江试点“撤镇设市”
〔问题〕
乡镇是中国现行行政体制中的最基层政权。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东南沿海、珠三角等发达地区涌现出了一批经济强镇。这些经济强镇无论是在人口数量上、工业化程度，还是在环境等各方面不亚于中小城市。然而，在看似风光无限的背后，这些乡镇的发展却面临着财政留成少、人手紧缺、事权不足等多方面的限制，从而陷入了“小马拉大车”的窘境。强镇扩权成为解决这一窘境的必然选择，其目标就是给强镇“松绑”，给强镇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虽然强镇扩权已在全国试点，但是未来路在何方，仍是争论的话题。对于一些经济发达的乡镇来说，扩大权力是必然之举，但是应该扩大何种权力、扩大到何种程度、扩大的权力能否得到有效的运用却仍然是未解的难题。
〔案例〕
浙江省发改委主任孙景淼在2012年12月25日举办的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开展撤镇设市的制度和路径研究。随后，在该省举办的小城市培育试点工作现场推进会上传来消息，浙江初步考虑建立小城市试点镇用地指标单列制度，争取国家在浙江率先开展撤镇设市试点，将条件具备的镇升格为小城市。
“撤镇设市”目前只是一个设想，还需要具体的调研、论证，并向浙江省委省政府和国务院上报。而实际上，这27个试点“中心镇”已经在财权、事权、人事权以及用地等方面得到了扩权，这也符合了国家力推的城镇化道路。
设想“撤镇设市”
浙江自2010年启动全省小城市试点之后，相应的权限已开始下放至试点镇，现在已经有29个部门400多项权限下放。
根据规划，被赋予县级权限的试点镇，到2015年要实现年财政总收入超10亿元，建成区面积8平方公里以上，其目标主要是通过“下放事权、扩大财权、改革人事权、保障用地”，在城市规划、产业转型、公共服务、人居环境、体制改革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目前，这些镇的大部分党委书记进入了所在县（市）委常委，镇长明确为副县长级，列席县（市）政府常务会议。一旦撤镇设市，整个镇的行政级别很有可能会提升为县辖市。
同时，浙江省给予试点镇所在县（市、区）土地指标切块总量2%的倾斜，2011年通过切块指标安排新增建设用地5280亩，各级下达给试点镇用地指标10684亩。
浙江还规定在试点镇工作满3年、居住和缴纳保险达到一定要求，本人、直系亲属及配偶可以直接在当地落户。
中心镇变小城市关键做好四件事
规划“小城市”试点主要是“人大衫小”的苦恼所迫。以诸暨店口镇为例，6平方公里的地面上产生了6家上市公司，经济体量抵得上中西部地区一个县的财政，面积仅占全省3.9%的27个镇地区生产总值已占全省的5.8%。
而扩权之后，这些方面的限制正在逐步减少，但部分试点镇社会事业相对滞后、城市功能比较薄弱，“小马拉大车”现象未得到根本改变。浙江省副省长陈加元认为，关键是基础设施的改善，能够更好地推动产业的发展，小城市也能承接更多的人口和劳动力。
如何打造更紧密联系的网络，真正释放当地民营经济的活力，而不只是一个个零散的功能齐全的中心镇的发展，需要一个长效的机制。中心镇变小城市关键要做好以下四件事。
一是经济转型发展加速，让农民在中心镇里找到上班、创业的机会。培育小城市，必须有产业充分发展作为坚实基础，产业发展了，农民就能告别耕作，就近来到身边的中心镇务工、经商、办厂。在这些中心镇里，农业将上规模，发展城郊农业、设施农业、规模农业、精品农业、有机农业等新型农业，土地流转让试点镇的农村人口流向工业和服务业。试点镇要上马旅游、商贸、现代物流等服务业，这些无烟产业能创造大量就业岗位。
二是完善试点镇的城市功能，让它们展现具有城市魅力的新形象。要形成比较完备的水、电、路、气、信息、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提高试点镇设施功能，在试点镇里合理分区，住宅区、工业区、餐饮区、观光区、商务区……城市里应该拥有的功能区应有尽有，井然有序。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完善服务功能。
三是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增添城市发展的新活力。积极推进具有吸引力的农民市民化改革，积极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促进集约集聚发展体制改革，积极探索小城市管理体制创新。
四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形成合力发展的新优势。在落实已有的差别化扶持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力度，在培育年限、用地指标分配等方面有所突破。
〔思考与启示〕
推进城镇化市和镇应具有更多的地方自治权
面对强镇扩权，我们一方面必须承认其必要性，看到其产生的积极效果；另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和解决扩权后存在的问题，使乡镇行政体制改革得以顺利进行。推进城镇化需要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而其中一个方向就是实践“县辖市”体制，赋予乡镇一级更多经济社会管理权。未来，省和县将是广域型政区，市和镇则是城镇型政区，前者是面，后者是点，点面结合，和谐共生。同时，市和镇应具有更多的地方自治权。
未来，城镇及县、县级市将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最主要的载体，这一基础如果发展得不好，会对城镇化带来严重影响。因此，浙江推行的镇级市试点颇有价值，27个镇可以先往前一步，一段时间后系统总结经验，再从体制上进行突破。它们可能会探索出一条城镇治理的新道路。
城镇化的品质怎样提高——广东乐从镇建智慧城镇
〔问题〕
城镇化水平居于全国前列的发达地区，几乎已耗尽粗放式发展模式的潜力，不得不向品质提升转型。新趋势将是城市建设精细化、城市生活智能化、流动人口市民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并满足潜在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后的基本需求。
〔案例〕
商贸业升级，发展物联网
广东佛山顺德区乐从镇仅有78平方公里，却集聚了世界最大的家具市场、全国最大的钢铁交易市场、华南最大的塑料交易市场。乐从镇选择的是通过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推动产业升级，提升城市宜居度。
乐从镇与周边工业镇不同，主要发展商贸业。在当地，商贸升级最大的障碍是各商家单兵作战，缺乏有效的信息整合平台，难与国际接轨。物联网技术在这方面的应用，能解决迫在眉睫的产业升级需要。它能通过手机终端实现智能导购，商家将价格、地理位置、促销折扣、产品搜索等功能快速推送给消费者。第一个试点在乐从顺联家具城，目前实现的功能相对简单，更好的应用方式还在探索中。例如，家具中植入芯片实现可溯源，但因为家具制作流程复杂，目前还在寻找合适的植入环节。
首选物联网，还因为它相当于智慧城镇的基础建设。乐从镇正以此为基础做一个智能村居项目，地点选在葛岸村。智能村居将对门禁系统实施改造，刷卡进门可自动识别身份信息，方便安全管控和财产保护，还能对流动人口进行身份登记。从生活服务上来说，智能村居将为每户村民配备一个置物箱，村民可通过手机或者电脑实现网上购买蔬果等食品和生活用品，这些都会直接配送到置物箱，而且所有采购物品都可溯源。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市场通过打造现代服务业实现盈利，不会加重本地居民的负担。村民网上采购，企业会跟供销中心结算，抽取利润分成。而给村民提供的置物箱安装了液晶屏，可以卖广告，消费成本不会增加。
乐从镇正在实施的家具物联网、智能市场安监、特种设备智能监控、内河涌智能监控等项目，2013年上半年正式上线。
基本公共服务惠及外来人口
乐从镇有13万人流动人口，智慧城镇的建设也有利于为这部分人提供更均等的公共服务。
由顺德区整体推进的市民卡项目，在2013年3月正式上线。市民卡采取免费申领的方式，目前可实现社保、医疗、公共交通、小额支付的功能，未来会真正实现一卡通用。2012年12月底，市民卡已举行首发仪式。市民卡好比是居民的第二张“身份证”，但在功能上多元化，并且让流动人口享受同等待遇，有助于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也为政府管理流动人口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和国内其他地区主要靠政府投资不同，乐从智慧城镇的建设原则是“政府引导、企业主导、政企联动”。其涉及公共安全和服务、基础设施等领域的，由企业提供技术支持，政府出资购买服务；而对于可以商业化运作的领域，政府提供配套资金，主要依靠商业模式实现。
市民卡还有很好的盈利模式：第三方支付功能。这一功能对居民使用没有实质影响，但对企业来说，拥有这一功能就能建立托管账户，拥有了和银行分账的权利。但这需要中国人民银行发牌照，短期内很难获批。
不过，由于存在权限和行政层级的限制，市民卡要最终实现一卡通用，把社保、公交、银行、医疗甚至更多领域统筹起来，并不容易。市民卡由企业投资运营，费用不由市民承担，这意味着企业会分掉一些部门利益。
在顶层设计上，政府和企业应该共同做好商业规划，尽可能规避商业风险。专家建议，万一实在遇到困难，政府应该投入专项资金进行扶持，确保项目维持运营。
庞大投入到盈利模式仍需时日
2012年4月获批国家级智慧城镇试点后，乐从镇向住建部提交了《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实施方案》。该方案显示，整个项目建设总投资预计60亿元。
目前，佛山市和顺德区政府可能会在具体项目上给予扶持，但对于整个乐从镇的智慧城镇建设并没有专项资金支持，主要投入还是来源于镇政府。乐从镇计划连续8年，每年拿出财政收入的10%，即1亿—1.5亿元资金用于智慧城镇建设。很显然，8年12亿元，远远不能满足智慧城镇的资金需求。乐从镇目前找到了由政府引导的市场化运营模式，这是一种创新。这样政府投入的压力会小很多。企业已经在这儿落地了，即使政府领导班子换了，也不会影响项目的延续性，不会沦为政绩工程。
智能市场安监、电梯监控平台、内河涌智能监控三个项目的招标结果公告显示，这三个项目已于2012年12月底完成招投标，采购人是乐从智慧城镇发展中心。这是一个代替政府行使智慧城镇的开发和管理职能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由政府拨款维持正常运营，其任务包括前期调研、信息分析、招投标、实施管理，以及对产业园区进行综合管理。
专栏 秦光荣为何向昆明“开炮”
如今，令人神往的昆明已然暗淡。秦光荣直接批评道，昆明城市“中心摊大饼”，缺乏对自然山水环境的尊重。在城市建设中，标志性的传统建筑被毁灭，一些历史文化街区被淹没。这对昆明历史文化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
从“东方日内瓦”到“西南桥头堡”，再到近年的“春城无处不飞花”。多年来，昆明城市定位变幻莫测。2013年9月6日，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在昆明一次公开会议上，痛批昆明城市规划建设的六大弊病，认为昆明大拆大建等做法是对历史文化的毁灭性打击。秦光荣将人文与自然环境提到空前重要位置。中国城市大拆大建是业界诟病已久的沉疴，但出自一位省委书记之口则比较少见。
据《南方周末》2013年10月3日报道，秦光荣在会上列举了20世纪50年代的拆城墙、填护城河，20世纪80年代的拆除武成路、金碧路原有建筑，并称：“在城市更新改造中，基本上采取大拆大建的开发方式……这对昆明历史文化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针对昆明城市历史文化的意见，秦光荣还讲到了其他两点：“城市原有的大山大水空间格局被破坏”，“城市的街区和建筑风格没有特色缺乏个性”。备受关注的滇池也让秦光荣不满。从历史文化、环境保护等方面来看，他认为“滇池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昆明城市基础设施亦没躲过批评：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缺乏统筹，道路反复开挖，城市交通恶化。最后，秦光荣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城市的管理缺乏文化视野和战略眼光”，突出表现为在管理观念上重建设轻管理，在管理内容上重表象轻内涵，在管理途径上重人治轻法治，在管理手段上重经验轻科学，在管理效应上重近期轻长远。
城市更新改造是必要的，但如果过度追求经济利益，简单推倒重建，那代价无疑将是城市历史和特色的湮灭。在历史文脉保护方面，广东省的做法可圈可点。其在重视古村落保护的同时，甚至强调要保留一些具代表性的城中村的问题。2011年6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在欧洲考察时提出，城中村是城市化、工业化快速发展的产物，在改造城中村时，也不要全部推倒重建，如广州可选择保留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城中村，以留下城市快速发展的印记。保留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城中村，也保留下时代精神的血脉传承。专家指出，在改革开放的变迁背景下，外来人口勇敢地在外乡打拼、杀出一条血路的精神，也将在对城中村的保留中得以延续。而就城市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而言，在《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11—2020年）》中有明确的要求：“加强以广府古民居、客家古民居、潮汕古民居、开平碉楼侨乡民居为突出代表的广东古村落保护。”在2013年9月初召开的广州市规委会上，广州市市长陈建华表示，今后历史街区范围内，再也不搞大拆大建项目。要对23片历史文化街区进行进一步梳理，有减有增，减少对历史街区风格有破坏的建筑。这意味着，在城市建设中，政绩和经济利益终于要让位于城市的传统、文化、特色，以及市民的感情。
当然，城市规划理念的改变，不能只靠官员本身，正如秦光荣强调的，应突出“法治”而非“人治”。在全国许多城市都在热衷大拆大建之时，秦光荣的痛批，无疑为我们反思当下城市建设理念，提供了一个契机。
政府能转出去的职能转出去，做不了的就交给市场去做，政府购买服务。在乐从，政府引导是按照1：3或者1：4的资金比例配套的，实际上企业的投入资金是政府的数倍。商业模式可不可行，主要看能不能在不增加居民生活成本的前提下实现盈利。业内人士认为，乐从镇作为第一个试点，研发投入会很大，但一旦找到可行的商业模式，就可以向全国其他城镇输出，未来的市场前景会很好。
〔思考与启示〕
让城市“不得病、少得病、快治病”
佛山市乐从镇是中国首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城市之一，它将通过智慧城市（区、镇）的实践，从政府和市长角度，促使城市“不得病、少得病、快治病”，保障城市健康和谐发展；从企业角度，利用智慧城市技术手段，提升企业自身运营效力、降低运营成本、提升竞争力；从百姓角度，让百姓感受到智慧城市带来的便民、利民、惠民，给百姓生活方式带来更好的变化。
试点城市将高起点构架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高标准构建智慧型的城市基础设施，高规格建立智慧型城市发展协调机制，高效率推进智慧城市的示范作用，通过试点探索、总结、提炼创新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城镇化与农民基本权益的最大化——海南保亭“大区小镇模式”
〔问题〕
新型城镇化被认为是中国未来10年扩内需保增长的一个重大战略，借着这股“东风”，不少地方把本地经济增长、财政增收、就业增加乃至干部升迁的“宝”都押在新型城镇化上，致使城镇化异化成了在当地政府主导下的一种非理性的造城运动，加上农村土地产权的不清晰、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缺位、土地市场化流转机制难于形成等原因，致使农民的基本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城乡贫富差距继续拉大；同时，也造成农村消费始终在一个低水平徘徊，无法有效扩大内需。
〔案例〕
紧邻5A级景区的海南保亭县三道镇什进村，从2010年开始依托大景区发展生态农业旅游。这一被称为“大区小镇”的开发模式，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它盘活资源的方式使得“乡不动，城入村”成为可能。企业投资对民居和环境进行改造，原生态的农村风情成了旅游资源。村民可以自己种地，也可以为企业种地，林边地和坡地则租给企业建旅游设施。短短三年间，该镇最穷的村，年人均收入从2170元提高到9000多元。2013年1月11日，《人民日报》关于海南保亭县城镇化的一组报道让我们看到，进一步明确住有所居的政府责任，稳定宅基地供给制度和农民建房的基本制度，防止大拆大建农房、强行集中农户的做法，维护了农民的基本权益，是城镇化应有之义。
不动农田，开发林边地和坡地
三年前，海南保亭县三道镇什进村靠传统的农耕业谋生，48户人家有12户住茅草屋。其实，什进村地理位置很好，1公里外就是国家5A级景区呀喏达热带雨林，却只能抱着金山守穷。直至2010年，“大区小镇”旅游开发模式在此启动，将景区周边的村庄、小镇纳入规划，什进村的面貌才焕然一新。
当时，三道湾大区小镇旅业有限公司和村集体合作，开发布隆赛文化旅游区。整个项目涉及三道湾110平方公里、49个自然村，什进村是整个项目的起点。
农民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参与乡村旅游开发，实现分红收益。开发企业出资为农户统一规划建造黎族风情别墅，还向村民发放助残金、助学金等，60岁以上老人有养老金。商业街建成后，每户将获得12平方米的铺面和5间客房作为经营管理收入。2012年，村民从公司获得的收入达1180万元。
开发不动一分农田、不砍珍贵树木，用的多是村集体所有的林边地和坡地。铲掉的青苗、水井、猪圈等地上附着物，开发企业每样都列清楚赔给村民。
先民生后开发，村民享有实惠
大区小镇的核心理念，是企业与当地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打破传统旅游开发景区一派繁荣，周边依旧贫穷的局面。
2013年1月7日开建的布隆赛二期工程，仍然是先建民居后建酒店，先民生后开发的方式。过去传统的旅游开发是将规划区内的居民迁到区外安置，导致他们“离土、离乡、失地、失收”。当一次性补偿款消磨殆尽时，除了种地没有其他技能的农民，面对没有土地的未来和城市化的进程，生存成了最大问题。而大区小镇则是“没有围墙、不设门票”的旅游景区。它不再通过圈地造景、卖门票来实现盈利，而是依托大型旅游区的客源优势，通过完善的吃、住、行、游、购、娱的配套功能，延伸拓展大风景区的旅游服务，获取比门票更庞大的旅游消费利润。布隆赛对外开放以来，前来的游客络绎不绝。2013年布隆赛预期营业额700万元，旅游区全部建成后每年预期收入为5000万元。
〔思考与启示〕
城镇化不只是建镇造城
城镇化不只是建镇造城，更重要的是将城镇化和产业的培育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海南省省长蒋定之认为，海南面积小、人口少，有省直管市县等优势，在全国最有条件实现城乡一体化。
城镇化不仅要让农村的有效资源留下来，还要产生效益，支撑可持续发展。因此，以土地为主的城镇化建设必须转化为以人为主。不能只是为了解决农村面貌问题而城镇化，而是要让城镇化促进城乡资源的统一配置，建立城市反哺农村的新型城乡关系。
另外，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发展一个村镇，首先要考虑什么样的产业能和农民当下及未来的生活结合在一起，让农民成为产业链条中的一部分。一方面，不需要完全改变农民原先的生产模式，以第一产业做底子，引进旅游业，形成观光农业、农庄休闲度假等业态。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结合起来，原本的农业也就有了附加值。另一方面，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和引导，企业提供培训和就业机会，在产业发展中提升农民的生存技能，使他们在产业发展中受益。农民不是重复原来的生活，而是在新的产业链中找到新生活。
城镇化要让老百姓有自己的造血机能，跟上社会发展。否则，只盖一堆房子，甚至有可能提高农民的生活成本，让他们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政府做好规划是植入产业的前提。企业能找到适合当地发展的产业，才能增加农业附加值。
城镇化如何缩小区域差距——江西“大九江”之路
〔问题〕
2013年1月8日，李克强会见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莫斯科维奇时指出，中国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突出，最大差距是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缩小这两大差距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战略选择，会激发巨大的发展潜力，这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就是直面两大差距，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解决的基本途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在提高城镇化质量，并破解城市二元结构，推动现代农业发展，走生态、节能、集约的城镇化路子。
〔案例〕
在会见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莫斯科维奇前十天，李克强2012年12月28日在江西省九江市主持召开长江沿线部分省份及城市负责人参加的区域发展与改革座谈会时强调，缩小城乡差距，要靠城镇化，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城乡一体化。缩小区域差距，要做好中西部开发开放这篇大文章。中部地区、长江流域是缩小区域差距的突破之地，就像下围棋，既要抢金角银边，又要在中间谋势布局。李克强此次的赣鄂行，被看成是为深化与细化新型城镇化战略思路进行重要考察，预示着新型城镇化实质举措在加紧酝酿中。
九江的特色在于提高中心城市的带动力和产业发展的支撑力，两力并举，互动发展。九江只是中部地区城镇化的一个缩影，但如何尊重客观规律匀速发展，如何在城镇化过程中不破坏环境，如何实现城镇化过程中的公共服务均等，都是对当地的一大挑战。
新老区同步推进
2012年12月30日，总投资30亿元，高达300多米的江西第一高楼——国际金融大厦在九江市八里湖正式开工。八里湖是九江开发的新城区，也是九江城镇化建设的核心区域。这里从四年前的沼泽、荒山变成了现在的现代化城区。
四年前，九江市政府决定开发八里湖地区，为城市发展打开新的出路。八里湖总体按照1/3的水面、1/3的森林和树木、1/3的建筑道路等来进行规划。通过四年努力，八里湖新区累计完成投资近500亿元，成为一座全新的生态新城。
如何实现在开发新区的过程中保持房价稳定也考验着当地的智慧。例如，九江现代综合大市场，其房价为12000元/平方米，远超当地居民收入。事实上，这也考验着城镇化的质量。李克强在九江市经济开发区的农民工宿舍调查时，一位农民工抢着提问：“房价不会再涨了吧？”李克强笑了。他说：“建设保障房有利于抑制房价过快上涨，防止抬高城镇化门槛，这样农民变市民才有希望。”
在新城区加速建设的同时，九江积极推进老城综合改造，让老城区也能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不掉队。庐山区实行“整区改造，整体提升”，“加快城乡一体，建设经济强区”成为庐山区的发展思路。这样，不仅公共服务能让居民满意，还能引进项目让老城焕发活力。如今，八里湖新区的城镇化，使九江城区面积达到120平方公里，面积翻了一番。八里湖的经验，为九江市推进城镇化的战略，提供了一个样本。
2012年，九江市正式确定以庐山为中心，将庐山周边的九江县、湖口县、瑞昌市、星子县，纳入“大九江”统一规划、统一建设中。九江市将按照“功能互补、资源共享、城乡一体”的原则建设“大九江”。这就避免了城市小而全和重复建设。
根据规划，未来3—5年，九江中心城区达到120平方公里，人口达到100万人。通过把周边县市纳入规划，最终形成1000平方公里的“大九江”格局。
城镇化需要产业的支撑
城镇化建设需要大量的财政资金投入，九江在建设八里湖新区基础设施时就遇到了这样的资金问题。钱从哪里来？九江市政府最初仍然依靠土地。但九江将闲置土地收储后，不急于卖地，而是做好土地周边的基础设施。等基础设施做好了，地价自然大幅上涨。
事实上，卖地是很多城镇化地区维持高投入的一个主要方式，毕竟土地出让给政府带来的财政收入又称为保证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但若仅仅如此，则或许是一个不可持续的城镇化。产业的积聚才能推动城镇化的加速，没有工业做支撑，城市就是一座空城、鬼城。九江据此提出了“强工兴城”的战略。
庐山区在进行老城区改造以来，累计引进亿元工业项目113个，其中投产项目76个。仅2012年，就新引进亿元以上重大项目8个，合同资金达140亿元。到2012年，九江新增产业工人25万人，其中农民工17万人。
抓项目，搞产业，成为九江市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仅2012年八里湖新区就有60个项目同时开工。
2012年，九江市财政收入在2008年66亿元的基础上，连跨100亿元、200亿元两个大台阶，达到220亿元。
产业化是城镇化得以可持续的基础，但问题也随之产生，由于中部地区在集中进行城镇化，招商引资竞争非常激烈，所以九江、恩施等地区亦面临着招商引资“恶战”。
公共服务如何均等化
留住人，让进城的农民真正转化为城市居民，并产生出更多的生产力，才是城镇化的本质。为配合城市建设和产业升级，九江加大户籍、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政策配套力度，吸引更多的劳动力进城。
2011年，九江市为“聚人气”，留人才，安排125亿元，在九江老城区和八里湖新区，建设10万套公租房。2012年，其中2.7万套公租房已经建成。
九江同时出台政策：只要在九江市就业三年，不管有没有户籍，都可以申请获得公租房。
不过，对于城镇化而言，教育、医疗、社保等服务均等都是未来的重要内容。
〔思考与启示〕
缩小区域差距要做好中西部开发开放这篇大文章
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出路在转方式调结构，而最大的结构调整就是扩大内需。内需潜力东部有，中西部回旋余地和发展空间更大。中国发展最大的差距是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这也是现代化建设最大的难题。从城乡看，6亿多农民与6亿多城镇人口的收入差距超过3倍；从区域看，东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超过8000美元，中西部最低的地方只有1000多美元，差距是巨大的。逐步缩小这两大差距，是发展的潜力和富民的动力。缩小区域差距，要做好中西部开发开放这篇大文章。
专栏 “造城”之风闪现“四风”影子
与实际脱节、与规律相悖、与民意相违的“造城”之风，表面上红红火火、风风光光，实际上却是精血亏耗的虚火症，深究起来，“造城”之风也闪现着官僚、奢靡等“四风”的影子。
2013年8月发布的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课题组对12个省区的调查显示，12个省会城市，平均一个城市建4.6个新城新区；144个地级城市，平均每个规划建设约1.5个新城新区。然而，遍地开花的新区、新城，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容，往往与原来的设想背道而驰。一些地方更是寅吃卯粮、透支未来，借新债还旧债，这种与实际脱节、与规律相悖、与民意相违的“造城”之风，表面上红红火火，却缺乏完善的公共设施，没有可靠的产业支撑，公共服务也远远落在后面。
继《第一财经日报》《北京青年报》等对这场“造城运动”批评之后，《人民日报》也刊发评论文章《“造城”虚火症该治了》，对“造城运动”提出迄今为止最严厉警告。可以判定，“鬼城”在中国的影子已经频现。而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给地方留下巨额财政隐患。如媒体普遍关注的山西造城市长耿彦波所留给大同市的百亿元以上的债务。
美国汽车城底特律市宣布破产，也是对中国的警钟。因为它们有共同点：产业空心化、空房空地不断增加。尽管体制不同，地方政府的“破产”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但在房地产的疯狂投资和扭曲发展下，中国至少已出现鄂尔多斯市新城康巴什、杭州天都市等12座“鬼城”。此外，在各地的“造城盛宴”中，所谓的国际文化园、产业园、风情园如雨后春笋般野蛮生长。但最后的结果落得一地空荡荡的厂房、商店和野蛮的荒草。
由于决策失误、规划错误，这些“拍脑袋”拍出来、“一支笔”批出来的新城新区，这些荒草萋萋的烂尾工程、“空城”“鬼城”，不仅是缺乏经济社会效益的重复建设、无效投资，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更让地方政府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让单纯依靠投资拉动的粗放型“发展病”越来越加重。正如《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所指出的，“造城”虚火症已经到了必须下猛药、出硬招进行治理的时候了。中央多次强调，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要放在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的发展视野中来谋划。
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绝不能急于求成，必须选择合乎规律的城市化方式。城镇化应产业先行、先提高经济社会水平，再发挥“聚集效应”。对此，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文章认为，中国地方城市政府必须对城镇化战略进行一些根本性调整，要因地制宜制定各地的整城镇化战略，这样才会减少地方政府的负债率，让各种资源得到更优化的配置，避免大量投资浪费和“空城”“鬼城”的出现。
最后，对于各地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来说，“造城”虚火症也是当前群众反映强烈、隐患严重的一个典型问题，各地必须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对像“造城”运动这样发展中的“四风”问题进行深挖，揪出“造城”运动中的官僚、奢靡等“四风”的影子，看看类似问题还有哪些？对症的药方又在哪里？
警惕“杀出一条血路”的冲动——河南济源城镇化反思
〔问题〕
新型城镇化之新，“新”在人是根本，即城镇化真正要以人为本，围绕城市的一切，都要以人的福利和权利为最大化。涉及农民的房屋、土地等财产权问题，真正要同农民协商，取得他们的同意才行。然而，在不少地方，地方政府通过廉价征收农民土地甚至通过行政和暴力手段“大拆大建”已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路径依赖，由此引发了一连串的社会问题。
〔案例〕
河南济源，一个在2007年城镇化率还只有40.1%的城市，到2011年就跃升至51.4%，四年上升11个百分点，2012年再升至53%，并计划到2015年，城镇化率达60%。
为了实现规划目标，济源市2012年冬季以来，在城市周边的11个村庄开始“大拆大建”：4天测量所有房屋，7天与绝大部分居民签订拆迁协议，10天使搬迁和拆迁工作“大头落地”……面对压力，有的街道办甚至下定决心，要在大拆迁中“杀出一条血路”。2013年1月28日《每日经济新闻》的一组报道详细分析了济源城镇化中的“血”的教训，其中有很多细节很值得各地领导深思。
济源城镇化“杀出血路”的提法让人心惊
济源市正在推进一项城市发展计划：优化西北、拓展东南、建设新区、改造老城。作为河南省城乡一体化试点城市，济源市持续七年推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同时把推进城乡一体化作为新的发展目标。
事实上，早在2010年，济源就启动了城中村改造，出台了专门的济政〔2010〕41号文件：2013年年底前，济源基本完成中心城市建成区内的城中村（居）改造任务，积极推进城边村、镇中村、产业集聚区内村等的改造工作，争取有更多的村实施改造，2011年各街道办事处全面铺开。为此，济源市成立了一个由副市长领导的城中村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包含了财政局、工信局、民政局、规划局、济源日报等二十多个部门，领导小组在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
济源市目前有北海、玉泉、天坛、沁园等街道办事处，各街道办根据辖区内的城市规划新成立综合开发建设指挥部，制定拆迁安置等任务，基本上每个街道办都有自己的拆迁村。为了完成拆迁任务，各街道办启动了各种动员工作，像是一场竞赛。一封署名“北海街道办和庙街居委会”的公开信称：只有走大拆迁大改造之路，居委会集体和个人经济发展才能提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抓而不紧、等于没抓，要痛定思痛杀出一条血路”。
2012年，济源市中心城区、城市组团、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齐头并进，全年投入城镇化建设资金约92.6亿元，全面加快城镇化进程。据统计，2012年，济源城镇化率达到53%，同比提高1.6个百分点。此前，济源的城镇化率已由2007年的40.1%跃升至2011年的51.4%，四年上升10个百分点。
党的十八大对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专门做了安排部署，明确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奋斗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要抓住造城、兴业、社保三条主线：“造城”，就是要拉大城市框架、提升城市品位。
根据规划，济源新型城镇化的奋斗目标是：到2015年，城乡空间布局进一步优化，层次清晰、核心突出、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体系基本形成，城镇化率达到60%，城镇人口接近50万人。
无论是当地媒体还是政府会议，济源的城镇化始终围绕着“城市规划、建设农村社区、让农民进城、大拆大建、土地流转”等，主题。
“大拆大建”能否“拆”出一个新型城镇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推进新型城镇化作为重要目标，此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将新型城镇化列为六大任务之一，城镇化一时成为当下中国经济最热的词，这无疑给济源的城镇化注入了“强心剂”。济源在城镇化中的大拆大建资金约92.6亿元，但济源地方街道办给王庄、牛庄等村民承诺的安置房所在地，至今仍是一片菜地。不仅如此，部分街道办还给开发商打白条。济源市北海街道办从2009年起拖欠安置房工程款达1800万元。即使是现有的安置房项目也涉嫌拖欠开发商资金，两个安置房项目涉及拖欠资金数千万元。
〔思考与启示〕
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勿忘“嘉禾教训”
国务院早在2010年就下发紧急通知，征地涉及拆迁农民住房的，必须先安置后拆迁，妥善解决好被征地农户的居住问题。
济源加快城镇化的急迫不禁让人联想到当年的“嘉禾教训”——“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必须看到，完全由政府主导的以“大拆大建”为典型特征的城镇化，充其量只是官员政绩本上的城镇化，有时候可能还是“带血的城镇化”。真正的城镇化，不是某些政府一声令下就将农民的房子拆了，就将农民的农业户籍注销，就将农民赶进小区化的住宅楼成为市民；真正的城镇化，必须尊重农民自由选择的权利，尤其是要保护其对土地享有的合法财产权。农民应该有权决定自己的土地交易，为了公共利益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政府征收，其他的市场开发交易应该允许农民直接与开发商进行谈判，政府部门仅以土地增值税收的方式事后获益。
城镇化是一把双刃剑，民众需要有个认识过程，各地党委政府也要善于因势利导，做好群众工作，统一认识，达成最大限度的共识，避免工作中的急功近利和急风暴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形成新型城镇化的强大合力，确保把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确保各项工作见到成效。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新型城镇化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发展城镇的目的是为人服务。“杀出血路”这样的城镇化口号必须慎提，更不要让城镇化拆迁染着被拆迁民众的血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