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倒是需要认真指出的是，唐玄宗李隆基本人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音乐家。他不仅精于多种乐器的演奏，而且还堪称是一位当时少有的作曲大师；自然，酷爱音乐的他大力扶植音乐在当时社会上的发展和传播，并在一定程度上改革完善了当时的音乐制度。让我们想，这些难得的际遇都应该会使得那些原本出身、待遇尤其社会地位低微的乐师们顿生知己之感，传统社会中一再强调“戏子无义”，而雷海青却如此有情有义，自然这绝不是偶然的。
同样的，董卓之于多年生活在困顿和失意中的蔡邕而言，多少给了他一丝燃起未来的希望之火。就像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在其《读通鉴论》中所分析的那样，董卓干脆地除掉了宦官集团的势力，而蔡邕又是深受宦官之苦的，所以蔡邕几乎都要把董卓当成知己了。不过王夫之又批评了蔡邕为人和行事，他以为蔡邕并不是惧怕被董卓诛灭全家才被迫出仕的，而是因为他内心还是认同董卓的；王夫之认为蔡邕不过是只是一个有学无识的书呆子，他不能正确、清醒地看透董卓的本质，相反他还同情董卓的死，因此像蔡邕这样的糊涂人好像根本不值得后人同情。不仅如此，王夫之还认为蔡邕给当时的士林带来了一种很恶劣的影响：“邕之应董卓召而历三台，此何时也？帝后弑，天子废，大臣诛夷，劫帝而迁，宗庙烧，陵寝发，人民骄死于原野，邕乃建议夺孝和以后四帝之庙号，举三代兴革之典礼于国危如线之日，从容而自炫其学术，何其愚也！”（《读通鉴论·灵帝篇》）也就是王夫之认为，一方面蔡邕出仕的时机不对，出仕的人不对，出仕后的表现也显得很愚蠢。
批评蔡邕的声音还有很多，有的说他根本无德，尤其无史德，比如南宋末学者王应麟在其《困学纪闻·卷十二》中说：蔡邕的文章到今天（指南宋）存有九十篇，而给别人做的悼词和墓志铭就占去了其中一半……他自己说：“我作《郭有道碑》，惟独没有让我感到惭愧的言辞”，其他文章就可以想象了（是多么做作）。其他如称颂胡广、黄琼等人的传记，几乎已经把地位列到同老子、韩非等人同等了。如果让他完成后汉史，还可能具有南董氏那样的直笔吗？（大意）还有的批评他根本无史才，比如清代大学者章学诚在其《丙辰札记》中说：蔡邕虽然学识广博，但是识见一般，从留存下来的他的文集碑铭看，并没有看到他的长处。想来如果让他写作后汉书，未必胜过《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大意）还指出他的文学作品根本没有什么创造性，大学者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更是不容否定地斥责道：从东汉末年以来，节义衰而文章盛，这是由蔡邕开了这个不好的头。他出仕董卓，这是没有操守；董卓死时他为之哀叹，是没有见识。从他文集看他为别人滥作碑颂的例子，就可以知道他平时的为人了。因为他的文采富丽而交游广泛，所以后人为他立传时多有溢美、颂扬之辞，唉！蔡邕的为人当让后人引以为戒啊。（大意）总之，把蔡邕的人品学识说得很不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