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出生于1866年11月12日，距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只有两年。在他的家乡广东省翠亨村暗地里流传着许多神奇诡异的太平天国故事。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在翠亨村以外的整个广东，构成了整个中国的南大门，最早的欧风美雨都是从那里登陆中国的。几个世纪以来，那里是中国唯一能够跟西方人打交道的省份。1840年以前的广东人跟西方人年复一年做生意，已构成一种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独特传统，但中国文化的那个根还在，使得他们在跟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显得有些拘谨。1840年以后，时代变了，广东人所拥有的传统和经历，使他们成为当时最具世界眼光的中国人。其中涌现出许许多多改变中国的大人物，如反清的洪秀全、扶清的康有为，当然也有提倡革命的孙中山。
那时的孙中山叫孙帝象，有一个比他大10岁的哥哥叫孙帝眉。父亲孙达成是贫苦农民，母亲杨氏生有6个孩子，存活4个。孙达成为了养家糊口，白天在租借地主家的两亩半地里耕种，夜晚给村里打更，一家子生活还是相当困难。
孙帝象5岁那年，哥哥孙帝眉远渡重洋去檀香山当“猪仔”（指做苦力的海外华工），从此与家人断绝音讯。在孙帝象的童年记忆里，只知道他有一个哥哥在遥远的国外，至于哥哥长成什么样，一点印象也没有。从古到今，在中国的农村，所有的贫困、灾难和不幸，人们都习以为常，并不因为生活的不如意而失去继续活着的勇气。五六岁的孙帝象白天跟姐姐一起上山打柴，下地割猪草，有时还去帮地主家放牛，晚上回来便坐在树下纳凉，听村里的老人们讲太平天国的故事。洪秀全的家离翠亨村不过百里，太平天国的金戈铁马似乎近在咫尺，那嘹亮的军号角似乎在召唤着翠亨村的孩子们。人在年幼的时候，所受的最初的教育，将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他的一生。孙帝象听完故事，立志要当洪秀全第二。他的性格十分倔强，争强好胜，跟比他大好几岁的孩子打架，被人家抓住辫子把头猛撞在墙上，晕了过去，母亲吓得用棉被把他蒙头盖脸裹起来，等他慢慢苏醒。他醒来后，一滴眼泪也没流下来。
由于家里很穷，孙帝象直到10岁才进私塾读书，12岁那年，一直在外面杳无音信的哥哥孙帝眉突然托人把他在檀香山发了大财的消息带回老家。他打算请他的家人都到檀香山去跟他生活。父亲孙达成不愿意漂洋过海，姐姐刚刚出嫁，妹妹又太小，孙帝象只得跟母亲两个人买了两张船票，离开家乡，去投奔大洋彼岸的哥哥。时间是1878年，孙帝象后来回忆起这次旅行说：“我第一次坐上外国人的轮船，见到辽阔的大海，心中十分高兴。”
从此，一个广东的农村少年，走出了狭小的翠亨村，走向了外面广阔的新世界。到了檀香山以后，哥哥孙帝眉把他送进西方人办的学校，接受西式教育。西方人的教育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基督教的《圣经》。孙帝象所在的意奥兰尼学校校长韦礼士有意让中国学生皈依上帝，规定每个星期日必须去教堂做礼拜。教堂里嘹亮的钟声，庄严的音乐，以及悠长的赞美诗，强烈地吸引了孙帝象这位来自中国农村的少年。这位中国少年沉浸其中，不能自拔，回家后就把哥哥家悬挂的关帝像给砸了，吵吵闹闹要去加入基督教。对弟弟的离经叛道，孙帝眉十分恼火，罚他下跪，并决定停止他的学业，把他遣送回翠亨村。回到翠亨村的孙帝象跟他的少年好友陆皓东一起砸毁了村里的村神偶像。这一下，惹祸惹大了，村民们十分愤怒，父亲孙达成为了避免事态扩大，不得不把儿子送往香港避居。
沉重的代价并没有让孙帝象有任何悔改，相反地，孙帝象和陆皓东在香港接受了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喜嘉里牧师的洗礼，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这个时候，孙帝象18岁。
当时的中国，土壤里没有基督教的根，成为一名基督徒需要勇气，几乎所有人都接受不了这外来的宗教。成为一名基督徒意味着他将被中国的主流社会排斥，成为游离于中国社会之外的离经叛道者。孙帝眉知道弟弟已经在香港加入基督教，赶紧把他召回檀香山，强令他改变信仰，但此时的孙帝象已决心不受哥哥的管束，便悄悄地逃回香港。不久，孙帝象改名为孙逸仙，进入香港西医学院读书。
从1887年9月到1892年7月，孙逸仙在香港西医学院接受了5年的西方大学正规教育，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医学学位，时年26岁。就这样，信仰基督教和接受了完整的西方教育使得孙逸仙成为那个时代最具西方现代精神文明的中国人之一。但是另一方面，孙逸仙在他年轻的时候也失去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机会，以至于在他未来的革命生涯中没有写过一首五言或七言诗，也没有写过词或曲，使他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士大夫那里找不到知音，一生中饱受轻视和排挤。
孙逸仙是在什么时候产生革命思想的呢？1923年，孙逸仙在回答别人的提问时说：“我于三十年前在香港读书，暇时辄闲步市街，见其秩序整齐，建筑闳美，工作进步不断，脑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我每年回故里香山二次，两地相较，情形迥异……我恒默念：香山、香港相距仅五十英里，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间在一荒岛上成此伟绩，中国以四千年之文明，乃无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
孙逸仙的疑问同样在他的一位广东老乡康有为那里得到共鸣。康有为1879年第一次到香港，从香港的市政建设中“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康有为是走科举考试这条道路的人，所以他后来倡导“公车上书”，发动“戊戌变法”，至死都是一个献身皇帝的人。而孙逸仙的个性、教养、经历、信仰和所受的西方教育使得他在上书李鸿章没能得到回应后，毅然决然地走上了一条反清革命的道路。历史在这两个广东人这里聚合，却产生了分叉，各自奔忙而去。
1894年10月，孙逸仙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首次提出“推翻满清”的口号。第二年，孙逸仙回到香港，成立香港兴中会。接着，孙逸仙拟定了一项大胆的计划，攻占广州城。1895年10月25日，这天是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的前一天，广州城内的市民半夜里都已睡着，他们丝毫不会想到一场起义正悄悄来临。从汕头和西江沿岸招募而来的几千名农民军队伍能否夜行一百多里赶在重阳节的早晨准时抵达广州，这是起义的关键。另外，有400人从香港方面启程，能否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还是未知数。孙逸仙一夜无眠。天亮了，本来，香港方面的船只在早晨6点钟就应该拢岸了，派去迎接的人一直等啊等，却没见一只船影。突然一个晴天霹雳，起义计划泄露了，汕头方面和西江方面几乎同时给孙逸仙拍来电报：“官军戒备，无法前进。”现在怎么办？孙逸仙一下子懵了，计划中的起事时间已经到了，各路人马都还没到。大家都围着孙逸仙问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大家都想在风暴到来之前逃走，指挥部现场一片混乱。孙逸仙镇定地指示大家焚烧起义文件，把军械弹药隐藏起来，然后下令队伍解散。曲终人散后，孙逸仙不慌不忙地换上便装，潜逃到珠江三角洲海盗经常出没的河网地区，躲藏了几天几夜，才逃到香港。
1895年计划中的重阳节起义就这么失败了，起义还来不及发出一枪一弹。少年好友陆皓东被捕牺牲，孙逸仙这个名字，赫然列为大清帝国的首要通缉犯，出现在广东各地的大红榜单上，捉拿他的赏银高达1000元。得知孙逸仙逃到香港之后，清政府向港英政府施压，港英政府被迫宣布5年之内不准孙逸仙在香港居留。
这次失败是孙逸仙一生行踪的转折点。1895年的这次失败，使孙逸仙逃亡海外，直到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在广州再次失败，时光转过了16个年头。在这段长达16年的时间里，孙逸仙除了1907年在广西镇南关边境睡过一夜之外，双脚未曾踏上祖国的土地。但是，16年来，孙逸仙一直坚持反清革命，发动武装起义，尽管他只在这一夜的镇南关前线亲自动手开了一炮，此外就再也没有机会亲自指挥战斗，冲锋陷阵，甚至连枪支弹药都很少摸过。我们不得不奇怪，一个志在推翻满清帝国，却踏不进帝国土地的职业革命家孙逸仙，一个不断发动武装起义，却连枪都很少摸过的革命斗士孙逸仙，是如何一步一步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呢？
作为大清帝国的首要通缉犯，香港政府不准孙逸仙居留，孙逸仙不得不避走日本，陈少白、郑士良两人陪同。1895年11月12日，轮船抵达日本神户，当天的日本报纸报道一则新闻，题目是：“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孙逸仙又惊又喜地琢磨这个新闻，对身边的陈少白和郑士良说：“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一语，日本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很好，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从此，“革命”二字，就一直陪伴着孙逸仙，并且陪他走完一生，直到去世，他仍念念不忘“革命”二字，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来鼓励他的追随者继续革命。
5天以后，孙逸仙由神户前往横滨，意外又得到华侨商人冯镜如的欢迎。作为国家通缉犯，能够登上外国人的报纸，又能够在华人中找到知音，孙逸仙非常高兴，就在横滨剪去辫子，脱下中国服，改穿西装，表示自己已经义无反顾彻底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
1896年10月11日上午，改穿西装的孙逸仙在伦敦刚刚访问了他在香港西医学院上学时的老师康德黎，回来在路上遇到两个中国人，他们用广东话跟孙逸仙交谈。身在异国他乡，乡音的亲切让孙逸仙轻信了这两个中国人。哪里知道这两个中国人是清政府的间谍，孙逸仙被诱骗到清政府驻伦敦大使馆幽禁，等待雇到船只，打算将孙逸仙偷运回国处决。幽禁了一个星期之后，孙逸仙通过使馆内一个叫柯尔的清洁工，向他的老师康德黎求救。康德黎得到消息，立即展开营救。康德黎一面向英国政府求援，一面将孙逸仙被清政府驻英使馆幽禁的消息通报给英国报纸。报纸把这个事情一捅出去，英国社会一片哗然，按照国际惯例，一国的罪犯在别国国内居留，本国不得在别国随便加以逮捕。英国政府在舆论的压力下，向清政府驻英公使提出抗议，清政府驻英公使被迫释放孙逸仙。
10月23日，孙逸仙被释放出来，英国报纸争相报道，大加渲染。孙逸仙因祸得福，声名大震。孙逸仙是一个聪明人，他从这件事情上看到了舆论的力量，于是用英语写作《伦敦蒙难记》在英国发表。用文字将自己打扮成一个勇往直前的反清志士，出现在世界的面前。从此，孙逸仙这个名字，在外国人的眼里，成为中国革命的代名词。欧洲、美洲、日本的许多人都是通过读孙逸仙的《伦敦蒙难记》而知道孙逸仙的。
有一个日本人叫宫崎滔天，出生于日本一户没落的武士家庭，立志成为一代英雄。自幼就吟读这样的英雄诗：“但闻头领一声令，扶危济困不问程；名扬江户人钦慕，常兵卫者乃我名。”读着这样的英雄诗长大，宫崎滔天觉得日本太小，他更想去辽阔的东亚大陆上放飞自己的理想，想在中国人里面找出一个令他心服口服的旷世豪杰，然后拼尽自己的一切辅佐这位旷世豪杰创立大事业，自己则以辅佐之功扬名万里。但是，如果中国人里面没有这么一位让他心服的旷世豪杰，他将反客为主，取而代之。为了实践这一理想，宫崎滔天几次三番潜入中国或有中国人生活的地方，去寻找这么一个人物。几番失望后，他回到日本，无意中读到一本名叫《伦敦蒙难记》的小册子，顿时欣喜万分，他认定写这本小册子的人孙逸仙就是他苦苦寻找的旷世英雄。孙逸仙从欧洲途经加拿大转回日本，宫崎滔天便迫不及待地去见他。见到孙逸仙第一面的宫崎滔天颇感失望，因为孙逸仙长得并不高大，中等身材，穿着普通衣服，待人接物随随便便。这跟他心目中旷世豪杰的形象差得远啊，心里不禁狐疑起来：“此人果真能身负中国400州郡而立地者乎，能君临4亿苍生而执号令之旗者乎？可堪辅佐以终遂我平生之志乎？”等到孙逸仙坐下来跟他谈话（双方用的是笔谈），经过一番面对面的交流，宫崎滔天才发现自己以貌取人是不对的，他感慨道：“乍一看去，其外貌气质像是涉世不深的后生小伙，又如天真无华的村野姑娘。然而其思想何其深邃，其见识何其拔群，其抱负何其远大，其情感又何其真切。”孙逸仙侃侃而谈，谈革命宏图，仿佛整个世界都掌握在他的心中，他的心里装有整个世界。宫崎滔天惭愧异常，彻底被孙逸仙征服了。宫崎滔天甚至直接断言：当时的日本政界，没有一个人比得上孙逸仙。从此，他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孙逸仙，成为孙逸仙最忠实的海外支持者。由于宫崎滔天的引介，孙逸仙很快认识了一大批日本政界头等人物，如犬养毅、大隈重信、副岛种臣、头山满等人。
1898年，康有为辅佐光绪皇帝维新失败后逃到香港，宫崎滔天亲自去香港把康有为接到日本，打算撮合康有为跟孙逸仙见面。孙逸仙也很想跟康有为见面谈合作。但康有为是把心交给皇帝的人，1888年他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时刚30岁，连个举人也没有考上。照规矩，他是没有资格上书皇帝的，也没有资格谈论国家政治。但他不顾这些，毅然上书，并且一而再、再而三，直至第10次，他的上书终于传到了光绪皇帝的手里。光绪皇帝被他的热情和勇气所打动，让他一夜之间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
巨大的荣耀从天而降，康有为激动得泪流满面，双脚不由自主地跪下去，感谢上苍给了他这么一个英明的皇帝让他辅佐。他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天生肩负着一种崇高的伟大使命，他要拯救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让大清帝国称霸世界。
尽管康有为策动光绪皇帝大刀阔斧的变法只持续了短短一百天，即在刀光剑影下失败；尽管康有为赔了一个弟弟康广仁，自己也流亡异国他乡，都不能动摇他那颗坚韧而顽强的忠心，仍然向着北京瀛台的那个囚徒。
康有为不愿跟提倡革命造反的人为伍，他拒绝跟孙逸仙见面。他的徒弟梁启超活蹦乱跳，居然跟那姓孙的家伙混在一起。这使康有为大为恼火，为此大病一场，去信把梁启超痛骂一顿。孙逸仙不明就里，仍然写信把梁启超介绍给他檀香山的朋友。梁启超一到檀香山，就大肆进行保皇宣传，以致那边的兴中会会员纷纷倒戈，加入康有为的保皇会。等到孙逸仙发觉梁启超的真面目时已经晚了，只得气呼呼地说：“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北方搞得轰轰烈烈，随后遭到八国联军入侵干涉，孙逸仙又打算在英国人的帮助下跟当时的两广总督李鸿章合作，策划两广独立。最后，李鸿章奉朝廷之命到北京主持议和去了。英国人还是不准孙逸仙在香港登岸，孙逸仙郁郁不乐，辗转去了越南西贡，不久便回到日本。7月24日，他想联合保皇派唐才常的自立军，便跑到上海去。自立军失败后，孙逸仙转回广东，策动会党发动惠州起义。起义由兴中会会员郑士良负责指挥，孙逸仙自己负责接济军火。起义会众连战连捷，屡败清军，队伍很快发展到两万多人，准备打到厦门，迎接孙逸仙从台湾运来接济起义的军火。这时日本政府突然变卦，下令禁止孙逸仙在台湾活动，并禁止军火出口。就这样，孙逸仙从日本订购的军火无法接济出去，起义军的弹药用完，得不到补充，郑士良只好将起义军解散，率一部分随从逃往香港。
从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到1905年同盟会建立这段长达4年的时间，孙逸仙没有再发动起义。他时常在日本活动，把自己的中国名字改成日本名叫中山樵。由此，才有了以后在中国所妇孺皆知的孙中山这个响亮的名字。
1905年，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向日本友人宫崎滔天询问：在日本的中国人中有没有杰出人物？宫崎滔天回答说：“仅仅两三年的时间，留日学生猛增，有一个叫黄兴的，是个非常的人物。”孙中山说：“那我们去看看他。”宫崎滔天说：“我到他那里去把他请来吧。”孙中山说：“不要那么麻烦了。我们直接去拜访他就是。”
黄兴，原名叫黄克强，湖南善化人。他的远祖在清朝初年写过一封遗书，要黄氏子孙永不出仕清朝。黄兴刚到日本留学时，有一晚跟同学争论得很激烈，气得他猛然将手中的茶杯掷向地面，茶杯碎散一地，众人都看傻了。黄兴指着破碎的玻璃碎片对同学说，他已经决心从事排满革命，这个决心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动摇的。黄兴是一个性格沉稳的实干家，平时说话不多，但一旦决定了自己应走的道路以后，意志就异常坚定，任何力量也阻拦不了他行动的决心。因此，在他的身边聚集着一大批革命精英，他们都服从他、拥护他。
1904年，黄兴组建的华兴会打算在慈禧太后60岁生日这天，在长沙利用会党发动革命起义，要求长沙、岳州、衡州、宝庆、常德等地会党首领同时行动。但起义还没来得及打响，就被清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灭了。黄兴逃离湖南，逃往日本，会党领袖马福益一年后被捕遇害。
孙中山在1905年之前一直利用会党来活动，但黄兴在会党的活动能力一点也不亚于他。同盟会成立后，黄兴跟孙中山讨论革命先从什么地方开始。黄兴主张从长江一带开始干，但孙中山主张从广东开始干。黄兴就对孙中山说：“你不要光讲自己的老家好不好？”孙中山说：“你要在长江一带干，从哪里运送武器呢？长江一带很难运送武器进去。”争论的结果，是黄兴被孙中山说服，从两广开始发动起义。之后就坚决地按照孙中山的主张去做，尽管他周围的很多人还不理解孙中山。
在日本学军事的留学生加入同盟会，由黄兴亲自主盟，在专门的一间小密室里进行，各个会员的入盟证明书由黄兴一个人独自保管。为了不暴露革命党人的身份，黄兴嘱咐他们不要跟同盟会总部往来，并帮助他们成立一个同盟会的外围组织[1]。这个外围组织叫“丈夫团”，以孟子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为团员自律的格言。加入这个组织的有李根源、李烈钧、程潜、黄郛、尹昌衡、叶荃、姜登选等人，这些人后来在辛亥革命中，充任各省都督及军师旅团长。他们都是黄兴所熟知的人。
对于黄兴和孙逸仙的合作，有人曾经这样评价说：“孙、黄合作，是最理想不过的：一个是兴中会会长，一个是华兴会会长；一个是珠江流域的革命领袖，一个是长江流域的革命领袖；一个在海外奔走，鼓吹筹款，一个在内地实行，艰辛冒险；一个受西方教育，一个是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
从同盟会成立的那一天算起，到1911年4月，同盟会一共发动了10次武装起义。每一次起义孙中山几乎都没有亲临战场，只有1907年的镇南关起义孙中山在前线亲自点火，开了一炮。后来有人这样说：“孙氏理想，黄氏实行。”黄兴是历次起义的策划者、组织者和指挥者。但每一次都失败了，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的失败，是10次武装起义中损失最大的一次。黄兴逃到香港后，意志消沉，很少说话，不愿见客，整天以泪洗面，一心想着如何一个人去炸死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打算跟李准同归于尽。
同盟会在黄花岗起义后一蹶不振，形同一盘散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