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4月8日，这是中国航空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的广州天气非常好，碧空如洗，万里无云。这样的好天气似乎是老天爷专门为创造历史而生的。
这一天，创造历史的人物是被誉为“中国飞机之父”的冯如。
一年前，冯如带着他自己制造的飞机在国际飞行比赛中夺得第一名，从而震惊了当时的世界。飞机，这一人类最伟大的创造物，离莱特兄弟发明它的时间（1903年）不过短短7年，就被中国人掌握并熟练地操作了，西方的报纸这样惊呼：“中国人的航空技术超过了西方！”
这位在世界航空史上大获成功的中国人，拒绝了在国外的优越生活，毅然带着他自己制造的两架飞机回到当时连一个停机坪都没有的祖国。当冯如带着他的两架飞机回到广州，受到两广总督张鸣岐、广州将军孚琦等南国封疆大吏的热烈欢迎，他们亲临广州城外的燕塘操场（广州城东边一处军队平时操练的大场地），观看冯如的这一历史性的飞行表演。
中国官员第一次看着中国人自己制造并驾驶的飞机飞上蓝天，是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过的。广州将军孚琦庆幸自己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黄昏时，表演结束，意犹未尽的孚琦不得不坐上八抬绿呢大轿离开燕塘，在卫兵的护卫下，从城外走回城内。夕阳的余晖照着轿帘的外面，里面的孚琦对即将来临的危险毫无预感。
当大轿来到省咨议局附近的麒麟阁商店门口时，突然，从茶馆里冲出一个身材矮小的中年刺客，以闪电般的速度奔向大轿。未等卫兵反应过来，那刺客一手扯开轿帘，一手举起手枪，对准孚琦“乓乓乓”连开三枪。孚琦当场一命呜呼。
出事现场一片混乱，街上的人们四处奔逃。刺客随即被逮捕归案，各级地方官员轮番对刺客进行审讯。
第二天，两广总督张鸣岐亲自出马，大声地对刺客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温生才。”刺客毫无惧色地回答。
“年龄多大？”
“42岁。”
“你是哪里人？”
“广东嘉应州人。”
“为何暗杀将军孚琦？”
“不是暗杀，是明杀！”
“为何明杀？他和你无冤无仇。”
温生才大声地说：“我和将军孚琦并没有什么仇恨。满人专制，害我同胞。我要先杀满官，后杀汉官，为四万万国民报仇雪恨！”
张鸣岐一愣，问：“一将军死，一将军来，有什么用呢？”
温生才说：“杀一儆百，我愿已偿！”
“谁跟你是同谋？”
“我是革命党人，我就是我的同谋，没有其他人！”
面对这样一位神色自若的无畏刺客，张鸣岐无语了。温生才确实没有说假话，他说的都是实话。他不是同盟会会员，他是一个刚刚归国不久的华侨铁路工人，终日无所事事地游荡在广州街头。举目无亲，南国的四月没有让这位42岁的中年刺客感到春意盎然，相反地，游荡街头使他感受到世态炎凉。革命最容易在无依无靠的人那里引起共鸣。温生才认得几个字，可能不知从哪个角落捡得革命党人宣传革命的文书。宣传革命的文书一般都写得通俗易懂，大字不识几个的人也能看懂。温生才看懂了，他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的不幸是满人专制造成的。满人在260年前入主中原，惨杀我汉人同胞，把我汉人同胞的江山夺了。从此，我汉人同胞便在满人的统治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温生才向往革命，但苦于找不到革命的门路。因为当时的广州，对革命党人的活动审查很严，活动都是地下的，一般难以在大街上分辨出谁是革命党人。
那时候，革命党人流行暗杀，温生才可能看过吴樾写的《暗杀时代》这本书，也可能从报上看到汪精卫刺杀摄政王的消息。温生才越看越兴奋，决心把自己豁出去，去跟满人拼了，暗杀他几个大员，死了也值！因此，温生才盯上了南国满人中最有权势地位的广州将军孚琦，把身上仅有的几个钱都用来买枪，干掉他！
在温生才看来，暗杀是革命党人的行为，更是革命党人的专利，自己若能暗杀满人成功，自己就是革命党人了。这个牵强附会的自我界定，使得温生才可以在法庭上自豪地宣称自己就是革命党人。温生才哪里知道，就在他行刺广州将军孚琦的当天，真正的革命党人正在香港召集人马开会，打算4月13日在广州城内发动起义。
4月8日的香港同样阳光明媚，革命党领袖黄兴、赵声两人，根本不知道有一个归国华侨铁路工人正在行刺广州将军孚琦。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是清政府的行政权力触及不到的地方，革命党人可以在这里自由公开进行反清革命活动，而不用担心清廷的追捕。广州城离香港不远，坐船半天就能来回。因此，革命党人把全权负责准备工作的起义统筹部设在香港一所白房子里。统筹部部长由革命党领袖黄兴担任，赵声任副部长。然而，奇怪的是，打算4月13日举行的起义却以赵声为总指挥，黄兴为副总指挥。这两个领袖领导地位的颠倒，使一般不了解革命内情的革命党人感到困惑。黄兴在革命党内部资历深，具有很高的威望，起义统筹部非他领导莫属；而赵声曾经担任过清军新军标统，算是高级指挥官（新军建制最高级指挥官级别是镇统，其次是协统，再次是标统。相当于今天的师长、旅长、团长），他来投奔革命，本身对清政府就是一种背叛，而他的背叛，对于吸引士兵起来革命有一定的影响，再加上赵声具有令人信服的军事才能，起义的总指挥因此由他来担任。
黄兴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他曾经写信给在海外为起义筹款的孙中山说：“赵伯先（赵声）兄于军事甚踊跃担任，此次款项若成，可委广东发难之军事于伊，命弟为之参谋，以补其短。”作为名义上仅次于孙中山的同盟会第二号领袖，黄兴是一个埋头苦干的人，他的格言是“功不必自我成，名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不居”，他一生只为革命最终的胜利做思考，从不考虑自己的名利地位。可以说孙中山能一直坐着同盟会第一把交椅，也都是黄兴谦让和维护的结果。因此，他在革命党人中享有很高威望，其地位孙中山也不能替代。
4月13日的起义计划是：
以赵声为起义军总指挥、黄兴为起义军副总指挥，率十路“选锋”（敢死队）共800人在广州城内同时发动攻击。
这十路“选锋”的具体分配任务是：
第一路由总指挥赵声亲自率领江苏、安徽籍的“选锋”100人，进攻水师衙门，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
第二路由副总指挥黄兴率领南洋归国华侨和福建籍的“选锋”100人，进攻总督府，杀两广总督张鸣岐。
第三路由徐维扬、莫纪彬率领广东北江的“选锋”100人，进攻警察督练公所。
第四路由陈炯明、胡毅生率领广州东江的“选锋”100人，担任前三路的掩护任务，并占领归德、大北两座城楼。
第五路由黄侠毅、梁起率领广东东莞的“选锋”100人，进攻警察局、广中协署，兼守大南门。
第六路由姚雨平率领“选锋”100人，占据飞来庙军械局，进攻小北门。
其他的第七路、第八路、第九路和第十路则没有具体的领导人选、“选锋”人数和攻击目标，一切安排得视起义当天的实际情况临时决定。
这十路“选锋”当中，除了赵声、黄兴领导的第一路、第二路是从全国各地赶来的革命党以外，其他各路“选锋”差不多都由广东各地临时招来的农民组成。这些农民都是匆匆忙忙涌向广州，有些人连枪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更不用说要他们使用从日本运来的进口枪。就是从外省赶来的革命党精英，大部分也是知识分子和学生，有的还戴着眼镜，他们参加革命党凭的是一腔热血，有枪在手而不会使用。最典型的例子是谭人凤，黄兴交给他一支手枪，他竟然不知道如何扣动扳机，就使劲乱动，只听“啪”的一声，枪响了，差一点闹出人命，黄兴只好把枪又收了回去。
很明显，黄兴知道，如果光靠这八百位“选锋”起来革命，起义成功后没有政府军的及时倒戈，革命也将很快被政府扑灭。这八百位“选锋”起的作用，更多的是带头的作用。“擒贼先擒王”，水师提督李准手中掌握上万清军的指挥权，但他在广州城内的水师衙门人数不多，总督张鸣岐的总督府卫队最多不会超过两百人。如果赵声、黄兴能够一举把李准、张鸣岐收拾掉，起义的成功率就会大大提高。广东新军有一个营驻在廉州，是赵声的旧部，只要听到广州起事，就会起来响应。驻在三江一带的新军，军官大半是革命党人，只要听到赵声起来革命，他们也将起义，革命将成燎原之势。赵声在政府军队里的声望，是革命能否最后成功的关键。当然，最关键的，自然还在于这八百个“选锋”能否成功地带头完成任务。
大家信心满满，摩拳擦掌。当温生才暗杀广州将军孚琦的消息传来，革命党人欢呼雀跃，丝毫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孚琦说是将军，实际上手下士兵基本上是没什么战斗力的八旗兵。八旗兵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打遍天下无敌手，横扫中国、威名赫赫的八旗铁骑，他们整日养尊处优，无所事事，根本没有战斗力。刺杀广州将军孚琦，对于革命党人来说，没有实际价值。要是温生才能除掉李准，那才好呢。革命党人无不感到遗憾。
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带来的结果是，两广总督张鸣岐、广东水师李准一面广派密探，一面在广州城内疯狂地搜捕革命党人，一面又急调胡令宣、吴宗禹率所部各营赶回广州。一时间，广州城内戒备森严，到处是兵。这样一来，为防止革命党在广州城内的机关受到破坏，不得不减少活动。更严重的是，从香港偷运进入广州城的枪支弹药不能如期到达，起义便不能在4月13日按期举行，不得不向后推迟到4月26日。
身为起义军总指挥的赵声，因广州的熟人很多，不便抛头露面，一直滞留在香港。这样一来，起义的实际指挥权转移到了副总指挥黄兴身上。黄兴于4月23日夜间悄悄潜入广州城内，住在越华街小东营五号主持一切。
当时，各路“选锋”齐集广州，人多事杂，起义的秘密已经半公开了。打入革命党内部的密探陈镜波，早已将革命党人的一切活动汇报给广东水师提督李准。陈镜波一个月前刚混进同盟会，很快就取得了胡汉民的弟弟胡毅生的信任，胡毅生当时任起义军储备课课长，负责运送武器弹药。陈镜波在香港开设头发公司，胡毅生开始让他帮忙运送子弹，每次都能完成任务。革命党人定好的起义日期和战斗布置，都被陈镜波不声不响地报告给了水师提督李准。李准不动声色地布置着他的天罗地网，耐心地等待着革命党人如飞蛾扑火般扑打过来。
还是由于枪械问题！由于枪支弹药不能及时送到，焦头烂额的黄兴不得不把起义的日期又向后推迟一天，推到4月27日。
4月25日，黄兴得到一个重大消息，两广总督张鸣岐在总督府召开紧急会议，准备宣布广州戒严，在城内挨家挨户搜查革命党人；同时下令收缴新军的武器，将新军士兵的子弹收回，防止新军士兵起义；一面将紧急调回广州城内的胡令宣、吴宗禹所部巡防军布置各个要害地点。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黄兴吃惊地发现，他领导的这次起义已经提前泄密，起义的一举一动都被政府掌握了。这个时候，起义面临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往后推迟的问题，甚至是要不要举行的问题！
黄兴在抉择面前，深深地陷进了矛盾的苦海之中。
这次起义早在一年前就开始着手准备。
一年前，同是在广州，由倪映典发动的新军起义失败，使得同盟会内部产生了严重的气馁情绪，举目四望，前途茫茫，巨大的失望情绪在空气中蔓延，本来就松散的同盟会更加松散了。对前途失去信心的革命党人各自走散，走向四面八方，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独立组织暗杀团，暗杀清政府大员，在全国范围内扰乱社会治安，造成黑色恐怖。暗杀行动虽然能造成社会恐慌，引起社会轰动，但对于整个革命来说，却于事无补。而且，具体实施这些暗杀活动的人个个都是革命党精英，每一次暗杀都等于一次自杀。暗杀不一定能将暗杀对象杀死，自己则必死无疑。这样的自杀性暗杀，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在消磨掉革命党人的精华。1910年年底，同盟会领袖孙中山、黄兴、赵声、胡汉民、邓泽如等人集聚南洋，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开会，决定集中同盟会所有的财力和人力，全力以赴，破釜沉舟，在广州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起义，以重振革命党人的声势和信心。占领广州之后，由黄兴率领一军入湖南，占领武昌，赵声率一军出江西，占南京，然后两路大军联合北伐，进军中原，直捣北京。
这次起义由孙中山本人负责在海外筹钱，黄兴、赵声负责起义的军事工作。黄兴、赵声认真汲取历次同盟会起义的教训，在香港成立起义统筹部，黄兴、赵声任正副部长，下面设调度处、储备课、交通课、秘书课、编辑课、出纳课、总务课、调查课等八个部门，八个部门分别设八个课长（或处长）具体负责，力求做到万无一失。在香港的统筹部成立之后，黄兴、赵声命令各课分别派人秘密潜入广州，陆续在广州设立了30多个秘密据点，用来办事和储藏枪支弹药。
起义用的枪支弹药几乎都要从国外买来。武器主要从日本买。在日本买武器很容易，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得到，但关键是如何把买来的武器从日本运到国内。为了把武器运回国内，运到广州，革命党人想尽了一切办法。首先把武器从日本运到香港，黄兴不惜叫他的长子黄一欧冒充成日本人。那时黄一欧只有17岁，穿着和服，讲一口日语，亲自将第一批几十支手枪和一万多发子弹装在四口皮箱子内，搭一艘外国邮船运到香港，交给香港的统筹部。其次，把武器从香港运往广州，困难更大。胡毅生认识一个叫陈镜波的人，他在香港和广州都开设有头发公司，革命党人就在头发里面藏运军火，蒙混过关。在广州城内办喜事，官方一般不会审查办喜事人家的东西。革命党人就抓住官方的这一疏忽，把女革命党假扮成新娘，装成办喜事的样子，噼里啪啦放鞭炮，利用花轿来抬军火，一路招摇过市。但是，不论是夹在头发中运军火，还是用花轿抬军火，只要稍有疏忽，都非常危险。
购买军火的费用太多，偷运军火的危险太大，还不如自己制造炸弹来得便宜，来得安全。而且，这些军火都是枪支弹药，也不如自制炸弹的杀伤力大。被誉为“炸弹大王”四川小伙喻培伦被黄兴从东京招来香港。
喻培伦是四川内江人，他的父亲是内江有名的制糖商，家庭非常富有。喻培伦初到日本的时候，是个风流倜傥的翩翩少年，他当时在千叶医学校读书，整日注意的还是些弹琴、照相之类的玩意儿，对革命没有多大兴趣。他的弟弟喻培棣到云南参加河口起义，失败后染上寒热病，在新加坡治疗急需用钱，连忙写信来东京求助，不出几天工夫，同盟会就筹足300元寄到新加坡去。喻培伦看到这种情形，感动得泪流满面，觉得革命党人真够哥们儿，便铁心要加入同盟会。喻培伦加入同盟会之后，很快改掉他以前公子哥儿的派头，回到质朴的生活中来，前后判若两人。他非常聪明，无论什么东西，一学就会。他学过一些化学知识，就租了日本人家一间屋子，专门用来制造炸弹。有一天，炸弹爆炸，他被炸伤手脸，警察及时赶来调查，他谎称自己在做化学实验。警察走后，喻培伦捂着自己血淋淋的左手，已经被炸掉了三根手指头。被炸掉三根手指头的喻培伦把自己豁出去了，横下一条心，发誓要是不研制出威力强大的炸弹绝不罢休。终于，他研制出一种威力强大的炸弹，外形像朝鲜特产的麻糖，便于随身携带，来往不易被人发现。从此，喻培伦被誉为“炸弹大王”。
革命一次接着一次失败，使得革命党的空气变得十分凝重，悲观、失望的情绪渐渐弥漫开来。在前途渺茫的情况下，革命党人就带着喻培伦发明的炸弹回国暗杀清政府大员。喻培伦自己也坐不住了，决心跟汪精卫一起，去刺杀清政府的最高当权者摄政王载沣，结果炸弹夜里运到摄政王载沣上朝路经的桥下，还没埋好就被人发现了，汪精卫被捕。一直暗恋着汪精卫的陈璧君小姐听到汪精卫被捕的消息，简直跟发了疯一般，又哭又闹，对着喻培伦破口大骂，骂他出卖朋友！怕死鬼！喻培伦见陈璧君失去理智，不愿在她悲痛中和她争吵，憋着一肚子委屈，悄悄地跟别人讲：“她同我一起回来，骂我怕死……唉，谁怕死，将来的事实会证明的。”从这个时候起，喻培伦就下定了必死的决心。
据说，汪精卫埋在桥下准备用来炸死摄政王的炸弹，后来被朝廷的办案人员引爆，爆炸后将地面炸成一间屋子大的深坑。
喻培伦到香港后，选择荒无人烟的九龙海滩作为制造炸弹的试验场，很快就将炸弹难以引爆的缺点解决了，他把安全火柴放在炸弹的导火绳上，即安全又易爆。喻培伦高兴极了，便夜以继日地把他新研制的炸弹一颗接着一颗制造出来，以便在起义的时候能大显身手。在起义前夕，他来到了广州城内，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在两广总督张鸣岐、提督李准完全掌握起义动向的情况下，再发动革命起义无疑是自投罗网。黄兴经过艰难的抉择，下决心作出两项重要决定：把运到广州的军火尽快隐藏，留待他日之用；要赵声和其他进入广州的人员，火速撤回香港。这两项决定发出之后，这位秉性刚烈的湖南汉子突然泪流满面，觉得自己无颜面对革命党人对他的厚望，决意要单枪匹马去刺杀李准，打算与李准同归于尽，以答谢党人。
正在这关键的时刻，喻培伦咆哮着冲了进来，大声地喊道：“花了海外华侨这么多的钱，南洋、日本、内地的同志不远千里而来，于今中途缓期，万一不能再举，岂不成了个大骗局，堵塞了今后革命的道路？巡警就要搜查户口，人和枪械怎么办？难道束手就擒？革命总是要冒险的，何况还有成功的希望？即使失败，也可以我们的牺牲做宣传，振奋人心。现在形势紧急，有进无退，万无缓期之理！”黄兴大为感动，立即召集大家开会，对是否在27日按期举行起义向大家咨询意见。这个时候，喻培伦的声音掩盖了一切，他继续咆哮说：“革命只知有前进，不知有撤退的。你们不干，我一个人也要干！你们是四肢俱全，难道还比不上我一个残废人吗？！事到其间，别无可言，唯有大家准备来一次集团式大流血吧！”没有人表示反对。于是，黄兴当场作出决定，起义仍按原计划定在27日下午五点发难。但刚由香港赶来广州的革命党“选锋”，已被他前面的电报阻回香港去了。原来计划十路进攻，临时改为四路。黄兴再次发电报通知香港的赵声，告诉他起义时间仍然不变，但香港的“选锋”，已经来不及赶到广州了。
黄兴的机关设在小东营五号大公馆，与两广总督府近在咫尺，水师衙门就在总督府的后面。总督府此时已严密戒备，他选这样一个位置，几乎是深入虎穴。4月27日上午，小东营五号大公馆伪装成好像要办大喜事的样子，下午三点，分散驻在城内各处的革命党“选锋”，都打扮成贺喜的客人，陆续前来集合。谭人凤当时已经是51岁的老先生，缠着黄兴，要黄兴给他枪让他参加，黄兴见他连拿枪都会走火，赶紧把枪夺走，不让他参加。朱执信是革命党的笔杆子，穿着长衫来的，别人不想让他去战斗，就说：“你穿着长衫怎么参加战斗呢？”朱执信二话不说，操起剪刀剪掉了长衫下摆。
凡是认识“炸弹大王”喻培伦的人，都反对他参加战斗，认为他应该留下来，把制造炸弹的本领教给别人，这对革命大有好处。但无论谁来劝他，他总是这几句话：“啥子话！我为革命才学制造炸弹，现在自己做了炸弹，大家都去，我倒不去，那不行！”有的人还说：“不少你一个人啊！”喻培伦回答：“我一个人比你们几个都强！”最后，谁都说服不了他，只好由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