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成都召开四川铁路公司临时大会，有两千多人到会，人人情绪高昂。
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翰林叫伍肇龄，满头白发，也亲自来了。人们问他：“老先生早已不问时事，何以今天肯来呢？”他瞪着眼珠子说：“四国合同，关系四川与国家存亡，走不动，找人搀扶着都要来的！”身材不高的罗纶是会场的焦点，只见他慷慨激昂，声音洪亮地说：“邮传部盛宣怀签订之四国借款合同，丧权辱国，招致危亡，此大前提，必先反对！既不还川路股本，又要提去川路现存各款一千余万，已经不能容忍！为要封锁舆论，敢于假借所辖全国电局权力，禁止拍发有关保路事件的电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其能久乎？盛、端歌电，实为苛政；不还现款，只发股票，实为骗局；夺路劫款，压迫川人，违背朝旨，实为残臣；步埃及、印度后尘，大借外债而召亡国之痛，实为汉奸！”罗纶边讲边哭，会场上的人也跟着哭成一片。就连维持会场秩序的警察，也丢下警棍，放声大哭起来。
会场的哭声几乎淹没了一切，罗纶只好抬高他那洪亮的声音喊出：“父老昆仲们：我们的痛哭，不是示弱，是对盛、端的讨伐，但我们更须要节哀，理智起来，深思下一步如何办？为了动员全川七千万人，一心一德，誓死反对国有铁路，为了拒债废约争路起见，我提议立刻成立一个责任机关：保路同志会！”就这样，保路同志会在一片哭声中诞生了。
在哭声中成立的保路同志会，立刻推举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任同志会会长，罗纶任副会长兼交涉部长。当天下午，两千多人散会后由罗纶带领，八十多岁的老翰林伍肇龄由人搀扶着走在前面，浩浩荡荡地奔向四川总督府请愿。四川总督王人文听说这么多人前来，赶紧站在总督府门口迎候。他站在一张临时找来的方桌上说：“大家的来意，已经由罗副议长转告了。我始终表示同情，请大家尽量发表意见。我的责任该办的，力量能办的，一定替四川人办！”罗纶说：“川汉铁路是前川督锡良，因避免英、法夺路，才乘机奏办的，是光绪皇帝批准商办的。宜夔铁路并非干线，不能收归国有。川路董事局四月二十四日上邮传部电，据光绪三十三年国定干线，并无川汉在内，当不在收回之列，而邮传部迄无回电。今以宜夔路线抵补截去之荆门至汉阳支路，尤为川人所痛心。四国借款合同，损失权利极大；借外债抵押财权，已有亡国之忧，且收路又不还路之股本，川人决不甘心牺牲，务请王副帅代奏，请收回成命。”说完，罗纶大哭，两千多人也跟着他大哭。哭声中，王人文被感动了，他慷慨激昂地回答说：“四川总督是政府派来代四川人办事的，四川人对政府有什么意见，总督有代你们转奏的责任。你们快把刚才所说的具个呈文来，我立刻代你们电奏，并代你们力争，不行就再争，哪怕争到丢了官，能把我的责任尽到，丢了官也快乐！”话音刚落，老翰林伍肇龄率先给王人文下跪，两千多人跟着集体下跪，全场一片静穆。王人文不敢接受，脸色苍白，慌忙从方桌上跳下来下跪。
第二天，王人文将保路同志会两千多人在总督府门口请愿的情形电奏朝廷，请求朝廷顺应民意，收回成命。
面对四川的这种复杂局面，朝廷是如何反应的呢？摄政王表现得异常坚定，一个政府怎么能被无理取闹的所谓民意所挟持？假如对这般无理取闹的四川人让步，其他各省份纷纷起来效仿，国将不国。载沣对王人文严词斥责。但是，漩涡中的王人文已经失去了理智，两千多四川士绅一齐哭着向他下跪的震撼场面时时噩梦般地浮现在他的脑海，挥之不去。他完全不理会摄政王对他的斥责，继续上书摄政王说，那天到场的两千多人，哭声震天，我派巡警前去弹压，巡警队士兵个个相顾挥泪，我能怎么办呢？这些天来四川人对铁路合同的攻击责难，无处不在，禁不胜禁，防不胜防。王人文绘声绘色地描述着他那天看到的情形，态度十分明确，并指名道姓弹劾盛宣怀，大骂盛宣怀欺君误国，甚至要求诛杀盛宣怀以谢川人。载沣心惊肉跳地看着这篇写得文采飞扬的奏折，看完之后，立马挥笔下了一道上谕，罢黜王人文的职务，任命赵尔丰为四川总督。着赵尔丰紧急前往成都上任，以安地方。
王人文被罢官的消息一经传出，成都一片哀怨，士绅们纷纷表示惋惜。成都自争路事起之后，每得一个新的消息，都有人以法体或股东的名义召集一次讨论会议，商讨对策。当时在成都的法团有教育会、省农会、省工会、总商会。无论是教育会、省工会、总商会，还是铁路公司股东大会，都无法代表全省的民意。只有四川省咨议局才是全体四川人民的代表。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等在成都拥有无人比拟的声望。当时的成都，有人概括有一句话，叫做“罗纶的演说，蒲殿俊的谋略”！蒲殿俊进士出身，又留学过日本，学识渊博，富有谋略。他极力支持身材不高的副议长罗纶在台上慷慨演讲。演讲讲到动情的地方，罗纶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些热血青年特别是青年学生纷纷聚集在他的周围，爱国的热情像瘟疫一样在成都传布开来。四川保路同志会就是蒲殿俊、罗纶6月16日深夜商谈，一夜合谋出来的结果。第二天一经宣布成立，立即就成为四川保路运动的中心。
四川保路同志会以前所未有的新举动公开向政府挑战。这在四川历史上，甚至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件从来没有过的举动。用今天的话来讲，绝对创新！当年四川商办铁路公司成立，集股的办法是面向全体7000万四川人民，分购股、租股、商股三种。股票面额5两为一小股，50两为一整股。购股只有有钱人家才买得起，商股是以富商大贾为对象。租股则有点强迫的性质，每年政府下乡征收官税时，凡是拥有田亩的人家，都要附加交出一定份额的租股，有点类似今天的附加税，不交也得交，但交了之后会发给一个临时收据，交足5两填一小股票，满50两填一整股票；临时收据不足5两的，可以几家人家凑齐5两，换得一张小股票，以此类推。因此，四川各县都设有租股局，由租股局派出大股东代表去成都参加股东大会。因此，股东大会代表的是7000万四川人民的切身利益，而在成都岳府街铁路公司大楼成立的保路同志会，一举一动都牵动上下。蒲殿俊、罗纶通知各县租股局，要求各县设立保路同志会，于是，一场以省城成都为中心的保路运动，一夜之间竟以上下通融的联系在四川各地纷纷发起，全省范围内没有一个地方不再欢呼保路。
赵尔丰是四川前任总督赵尔巽的弟弟，1908年，朝廷任命他的哥哥赵尔巽为四川总督，同时任命他为驻藏大臣。在治理西藏期间，数次打败有英国支持的西藏叛军，为维护国家统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由此赢得了朝廷对他的重视。当四川出现问题的时候，作为一个有能力、有手段的官员，朝廷把他调到四川来，是指望他能用他的强硬手腕为朝廷镇压川民的无理取闹。
一开始，四川士绅对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抱有相当大的希望，保路同志会文牍部部长邓孝可、叶秉诚邀请四川臬司周善培，三人结伴到新津、邛崃迎接新的总督前来成都上任。但因赵尔丰多在雅安住了两天，很遗憾人没接到。
赵尔丰抵达成都以后，7月30日，四川铁路公司特别开了一次迎接大会。士绅们踊跃发言，要求赵尔丰帮助四川人争路。赵尔丰当众向大家承诺：“必代川人尽能尽之责，倘有棘手之处，仍望大家来讨论，我不敢不努力，大家也不要太急躁。”
8月5日，酝酿已久的四川铁路公司股东特别大会在成都开幕，由四川各县赶来省城参加会议的代表有480人，自由列席会议的股东最多时有上千人，最少时也有四五百人。开幕会当天上午就选出颜楷为大会会长，张澜为副会长。之所以选颜楷为大会会长，是因为他有翰林身份，又与赵尔丰熟识，希望他在赵尔丰面前多为四川人说好话。下午，赵尔丰率一帮四川地方官员前来出席会议，颜楷请赵尔丰训话，赵尔丰这天心情不是很好，只简单地讲了几句，就走了。
正在股东大会期间，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端方抵达武昌，四川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经理李稷勋答应将宜昌所存公司股款现金交由端方派员接收。宜昌董事局打电报向成都总局报告。报告由会长颜楷于8月15日向大会透露，代表们听了，一片哗然，一致主张全体代表到总督府请愿。颜楷用电话告知赵尔丰，赵尔丰赶紧派臬司周善培匆匆忙忙赶到股东大会现场，说了一大堆好话，劝大家不要为难总督大人。请愿之举算是取消了，但代表还是异常愤怒，当下电告李稷勋限十天内将宜昌公司存款现金全部交出，并自行辞职。
8月19日，朝廷根据端方的奏请，仍派李稷勋为公司驻宜昌总经理，并责成赵尔丰遵循历次谕旨，严重对待四川动乱。端方、瑞瀓联合上奏朝廷称：“此次川省集会倡议之人，类皆少年喜事，并非公正绅董，询之蜀绅，众口佥同。”五天之后，四川铁路公司得知了朝廷对李稷勋的任命，并探知朝廷给赵尔丰的警告，还知道端方、瑞瀓联名上奏的事情。当时，公司正在开会，会场几百个人一起大叫：“政府要硬抢铁路了，要打四川了，大家快要死了，还做什么生意！”
顿时，会场的怒吼声、喧嚣声、嚎哭声汇成一片。
8月24日，成都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有组织的学生罢课、商人罢市运动。三天之后，罢市运动破天荒地很快蔓延到全四川各大州县。罢市运动开始的前三天，成都全城秩序不乱，股东大会照旧召开。大会仍然起草呈文，请赵尔丰据情代奏朝廷。赵尔丰会同成都将军玉昆等人联衔代奏，呈文的前半部分列举原呈的各大要点，后半部分则称：“铁路收归国有，致激起民变，请暂准商办。”这个奏折送交朝廷之后，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实际上，从罢市的第一天起，同志会每天都有会议，因为事情已经闹到了街头巷尾，成都这个接踵摩肩的大都市，出现一片静悄悄、冷清清的景象。百业停闭，交易全无。悦来戏园、可园的锣鼓声，各茶馆的清唱声，鼓楼街估衣铺的叫卖声，各饭店的喊堂声，一概没有了。连半边街、走马街织丝绸的机器声，打金街首饰店的钟声，向来都是整天不停的，到了这个时候也听不到了。那些棚户摊子，都把东西收起来了，东大街的夜市也没人去赶了。
无论什么场合，人们只谈一个话题：争路！大街小巷的中心地带，搭起高高的临时牌楼，上设香案，香雾缭绕，环绕着中间立起的那个光绪皇帝的牌位。同志会各街道分会每天在光绪皇帝牌位面前聚会，高喊光绪皇帝准许商办铁路的口号，大骂盛宣怀卖国，李稷勋卖川。不论是谁，远远望见光绪皇帝的牌位，是文官，则下轿，是武官，则下马，下轿下马后给光绪皇帝的牌位磕头，然后还要步行一段路，才能通过去。
保路同志会在街头巷尾一切活动的费用，全由铁路公司报销。本来，铁路公司的钱只能专用于修铁路或跟修铁路相关的事情，但现在，一切事情的消耗都得由它来承担。无形中，用来修铁路的钱被大大小小的事情随意挥霍，到后来，假如有后来的话，查账下来，该怎么办？公司的管理层显然不去管这些，他们好像只想以一切方式把公司的钱快快花出去，让7000万四川人民都学会唱这样一首激荡人心的民歌小调：
来！来！来！伯伯，叔叔，哥哥，弟弟，姐姐，妹妹，老老少少，要死大家都一路，宁为中国鬼，不为外人奴！
到9月4日，罢市已持续12天了，赵尔丰慌了，派臬司周善培去跟士绅们商量开市办法。周善培召集士绅开会，谁知当周善培刚讲完话，从人群中出来一个人，走上讲台，大声地说道：“铁路完了，四川省完了，我们把铁路收不回来，不能开市。”会场顿时呼声震动，大乱而散。周善培碰了一鼻子灰，垂头丧气地回来，赵尔丰无计可施，更加慌了。正在这时候，赵尔丰受到端方、瑞瀓联名发来的一封专函，专函称：“果骈诛数人，市面可以立靖，倘迁延不决，恐阁下将为裕禄之续也。”
9月5日，四川铁路公司继续开会。会场门口有人抱着一大卷宣传文案，见人就给一份。股东代表们开始还以为发的是开会材料，随手带一份进了会场，等坐下来一看，吓了一跳。这份文件标题赫然醒目：《川人自保商榷书》，这份文件根本不是开会的材料，而是保路同志会的宣传品，莫非他们要造反了？代表们人心惶惶。
《川人自保商榷书》很快被秘密送交到赵尔丰手里，赵尔丰冷静地把整个文件看完。虽然《川人自保商榷书》全文没有一个“独立”字样，但字里行间隐隐表明，自保是名，独立是实，只是还不敢旗帜鲜明打出“独立”口号而已。赵尔丰一口认定：保路同志会要造反了。现在，只有流血，才能镇服四川。
9月7日早上，赵尔丰派一个军官拿着请帖到四川铁路公司去，点名请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股东大会会长颜楷、副会长张澜、同志会骨干江三乘、邓孝可、程莹度，一共七人到总督府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天程莹度请了病假不在，股东代表彭兰村、王铭新、叶茂林三人也想去，那个持请帖的军官同意了，就请这九个人立即出发，由他带领朝总督府走去。
这九个人一走出咨议局大门，就惊讶地看见，荷枪实弹的士兵早已把公司包围起来了。不等这九个人有任何反应，那持请帖的军官立即指挥士兵，蜂拥而上，分别把他们捆绑起来，做出捉拿犯人的架势，强行押他们一路朝总督府走去。
这九个人被强行押进总督府。总督赵尔丰早就站在花厅台阶前等着他们了。他双手叉腰，刻意做出威武的气势，眼睛直盯着被押送来的九个人。领头的蒲殿俊愤怒地大声质问赵尔丰：“赵季和（号季和），你请客就是这样招待的吗？”赵尔丰气呼呼地答道：“你是保路、股东两会的主谋，发纵指使，暗中活动，借保路为名，谋反独立，尚有何说？”
蒲殿俊等九个人被赵尔丰捕押进总督府的消息传出以后，成都全城震动，一片哗然。这天早上10点钟左右集聚在提法司衙门口的数千名请愿人员，原本打算向提法司作抗议请愿。他们率先听到总督府那边关押了咨议局议长蒲殿俊等人，就立即朝总督府涌去。
这数千人直接从提法司门口奔向总督府，要求释放咨议局议长蒲殿俊等九人，沿街的成都市民闻风也加入他们的请愿队伍，自发将家门口供着的光绪皇帝牌位捧在手心，或顶在头上，一路朝总督府涌去。
总督府门口的卫兵最初不准请愿队伍进入总督府大院，但请愿人员实在太多，一排一排地往大门口挤，卫兵根本阻挡不住，这些人一拥而入，立即布满了整个大院。人们七嘴八舌，要求总督赵尔丰立即放人。好多人跪倒在地，泪流满面，齐声呼号。在呼号声中，请愿队伍强行涌入仪门，眼看就要涌进总督府大堂了。守卫大堂的卫兵喝令阻止请愿队伍入内，请愿队伍不听，仍向大堂冲去。卫兵先是朝天空开枪警告，没有作用，情急之中，便掉转枪口直接朝人群射击。大堂这边的卫兵一开枪，其他各处的卫兵也一起开枪，一时枪声四起，弹如雨下。请愿队伍中不断有人中枪倒地，大家纷纷夺门逃命，秩序大乱。当天中弹死亡二十多人，受伤不计其数。这就是著名的“成都血案”。
“成都血案”发生以后，赵尔丰一面以《川人自保商榷书》这一铁证控告蒲殿俊、罗纶等同志会领袖，一面封锁四川铁路公司大会会场，一面派兵沿街强迫商店开市。铁路公司的股东大会代表纷纷躲藏，供奉光绪帝牌位的临时牌楼被强行撤除，成都各街道的同志会分会被勒令解散，商店也在大兵强迫之下重新开业。就这样，关闭了半个月的成都市场，又恢复了一点生机。强硬似乎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是，同志会是一个遍及全四川的组织，镇压了成都总会，各地大大小小的同志会分会感到大祸临头，纷纷组织同志军起来反抗。于是，一场遍及全四川的同志军暴动被点燃了。
各地的同志会多数由袍哥帮会的弟兄把持，因为底层老百姓大多数是一盘散沙，袍哥大爷具有秘密联络基础，由他们出头号召，能够在短时间内形成与政府对抗的群众声势。“成都血案”爆发后的一段时间内，成都城门几乎天天关闭，城内与城外无法互通消息。有人用木牌写上“调兵进省救援”六个大字，刷上油漆，趁夜投入江中。下游沿江的老百姓捡到木牌，以为政府要杀老百姓了，纷纷组织同志军，从四面八方向省城开来。
同志军鱼龙混杂，地方的流氓、无赖、土匪，由袍哥大爷率领，以为是他们出头的日子到了。盲从的民众在地方士绅或由成都城内逃逸出来的股东代表的带领下，拿着大刀长矛、菜刀扁担，组成同志军，向成都涌去。四川同盟会会员乘机发动革命，龙鸣剑率荣县同志军离开荣县之前，拔剑对着城内起誓：“不杀赵尔丰，决不再入此门。”9月25日，同盟会会员吴玉章、蒲洵等人竟宣布荣县独立。荣县独立是四川同志军最大胆的行动。但是荣县太小，他旗帜鲜明的另类行动影响不了整个同志军的大局，自然不会引起全国的注目，更谈不上效仿。无数支浩浩荡荡的同志军队伍像赶庙会一样，在成都城外安营扎寨，把成都城团团包围。离成都最近的各县同志军最先围城，西有温江、大邑、灌县，南有华阳、双流、新津，北有彭县、新都、广汉，东有资州、资阳。远一点的各县同志军，还在日夜兼程，从四面八方不断赶来。
同志军仗着人多，手持大刀长矛、鸟枪飞标，以及各种叫不上名字的武器一次又一次冲击成都城门。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有组织无纪律，又没有统一指挥，更没有作战经验。赵尔丰指挥训练有素的正规军只要在城门架起机关枪，对准涌进来的同志军扫射，同志军肯定不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的对手。但是，赵尔丰能指挥的正规军人数太少，无法跟城外汪洋大海般的同志军相提并论，因此他们一步也不敢出城。同志军攻城攻不下，便砍断了城外通往城内的电线，同时在各地截击赶来支援成都的军队。在同志军此起彼伏的呐喊声和喧嚣声中，成都完全成了一座几乎要与世隔绝的孤城。四川历史上，甚至中国历史上都没有出现过如此奇怪的现象，赵尔丰急电北京求援。朝廷根据赵尔丰的求援，一面令赵尔丰就地剿抚，一面改派督办大臣端方为查办大臣，率一旅湖北新军入川查办，另外，朝廷还调派前两广总督岑春煊入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
岑春煊1902年曾在成都上任四川总督，他曾一次性弹劾40多名四川官员，将四川长期积累下来的官场弊端一一革除，因此在川人当中享有崇高威望。他在启程来四川之前，先给四川发来一封安抚性电报，可是走到汉口，发现情况不妙，就称病不来了。端方是曾被当时的西方观察家认为是中国最优秀最开明的政治家之一，他曾为慈禧太后派去考察西洋宪政的五大臣之一，历任陕西巡抚、湖广总督、闽浙总督、两江总督、直隶总督。他一进入四川，就先派人到四川各县到处张贴他来查办铁路风潮的告示，告示内容说他打过回疆，打过捻军，做过巡抚，做过总督，他奉命前来查办四川铁路风潮，要川民不得轻举妄动，简直杀气腾腾，围着看告示的人直摇头说：“凶！凶！凶！”但端方并不是一个很凶的人。10月1日，端方带兵到了重庆，亲眼目睹重庆保路运动的声势，大为震惊，决心改用软化的一手，拉拢四川士绅，以缓和愈演愈烈的当前局势。
在端方率兵抵达重庆的当晚，赵尔丰在成都将张澜、彭兰村等四人先行释放，蒲殿俊、罗伦等人继续扣留，并开始做出缓和形势的实际行动。但是，他并不想马上释放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两人。四川士绅营救蒲殿俊、罗纶的行动仍在进行。实际上，自从9月7日，蒲殿俊、罗纶被捕后，营救活动不仅在省内开展，也在省外开展。四川人黄绶来到湖南找湖南咨议局议长谭延闿，谭延闿同时也是第二届各省咨议局议员联合会会长，黄绶请他以咨议局议员联合会会长的名义，通电全国各省咨议局，上书朝廷，要求朝廷惩办盛宣怀、赵尔丰，释放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否则，湖南、湖北、广东、四川四省就搞联合起义，推倒朝廷！谭延闿说：“伯英等热诚组织同志会，争路、废约、拒债救国，上一个月已派人来联合长沙，共同反抗。现在他被捕了，我决心通电全国各省咨议局，共同抗争挽救。我谭延闿还要单独去电朝廷力争，四川既然已经发难，湖南自当相机准备，绝不落在别人后头。”谭延闿还建议黄绶赶紧去武汉找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见了汤化龙之后，黄绶将谭延闿的话转述给汤化龙。汤化龙听了以后，马上答应湖北将按照谭延闿的主张去办。
谭延闿、汤化龙是各省咨议局议员联合会的领袖级人物，由他俩出面，振臂一呼，各省咨议局要求惩治盛宣怀、赵尔丰，释放蒲殿俊、罗纶的电文纷纷传向北京。这些电文一经发出，就说明各省咨议局已经走上了跟朝廷对抗的道路，各省咨议局跃跃欲试，似乎已经在为下一步打算做准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