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从国内去欧美留学镀金的学生，大致分为两种情形。
一种是为学得一项专业的技术，弄得一个硕士、博士学位的文凭派。这一派的志向类似于洋科举，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国外发愤数年，将来回到国内便预备娶娇妻、住洋房的。另一种则纯粹是为了满足个人学习兴趣的学问派。罗家伦所谓的“为学术而学术者”，也就是近似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学问与精神为救国经世之最高追求和理想，至于硕士、博士帽子能否戴到头上则不太在意。这后一派的大将是陈寅恪。声气相投的朋友则有毛子水、傅斯年诸人。
罗家伦也红着脸想了一下。此后，他离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又先后浪迹于英国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前后历时六年余，听过无数侃侃而谈的各类课程。可是，真正靠谱的，可以摆得上桌面的文凭，罗家伦认真地屈指数了一下，对不起，一个也没有。学问倒是装了一肚子。因此，罗家伦便有三分羞涩地把自己归结于“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学问派。
1923年，罗家伦的学业资助人穆藕初遭遇破产，罗家伦不再收到自国内寄出的奖学金。于是，罗家伦只得匆匆结束了自己在美国三年的读书生涯，携带自己刚刚完成了初稿的《思想自由史》、《科学与玄学》两部书稿，与其他学生一起聚集到了德国。
1923年9月，罗家伦、傅斯年、陈寅恪、俞大维、毛子水、何思源、金岳霖、姚从吾、段锡朋、周炳琳、宗白华、曾慕韩、徐志摩等一大批民国学术史上赫然大名的人物，不约而同地来到了德国的首都柏林。至于这时中国留学生为什么会对柏林情有独钟，恐怕当年他们所看中的，主要还是“魏玛民主德国时期”柏林各大学中洋溢的自由而民主的学术空气。
但是，那个时候，德国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胀的最高峰期，一美元可兑换四万亿德国马克。留学生口袋中的有限外币，上午兑换的德国马克倘使没有及时用去，至下午即成为了一堆废纸。至于柏林城中的本地居民，无数中产阶级家庭一生的积蓄，都为通胀这一只老虎吞为乌有。许多本地家庭不得不用旧报纸生火做饭，主妇们在上面浇上水，以便“更耐烧”一点。当时，从欧美各地蜂拥而至柏林的中国留学生们在度过了最初的一点快活日子之后，很快便也为柏林城中的这一场空前的大萧条与大饥荒，逼到了十分狼狈的地步。
不过，尽管如此，中国的留学生们，却没有为困厄的生活所吓倒。像罗家伦、傅斯年那样乐观的一些青年人，虽然他们口口声声号称是纯粹的学问派，却也阻挡不住身体内部蓬蓬勃勃的男性荷尔蒙的分泌，于是，他们便有了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雷人雷事。
最近，坊间流传着一本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女士写的《杂忆赵家》，不讲多少冠冕堂皇的大道理，直奔鸡零狗碎的原色生活，读来却令人觉得有趣。当年，赵、杨这一对夫妻也滞留于柏林。杨步伟女士因此为后人留下了一幅罗家伦、傅斯年柏林留学写真图。
杨步伟说：“那时还有一个风行的事，就是大家鼓励离婚，几个人无事干，帮这个离婚，帮那个离婚，首当其冲的是陈翰笙和他太太顾淑型及徐志摩和他太太张幼仪，张其时还正有孕呢。朱骝先夫妇已离开德国，以后在巴黎见到的。这些做鼓励人的说法，我一到就有所闻，并且还有一个很好玩的批评，说陈寅恪和傅斯年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有一天罗志希来说有人看见赵元任和他的母亲在街上走，我就回他你不要来挑拨，我的岁数，人人知道的。（志希！你还记得吗？我想你回想到那时真是你们的黄金时代。）”
罗志希便是本文的主人公罗家伦。杨步伟仿佛是要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们的窥私欲，又语调闲闲地讲到：当时，罗家伦正与一位中国在欧洲的女人（名字不详）狗扯羊皮地来回折腾，并陪其自柏林到巴黎游览。据说在陪其看戏时，曾“看得她头昏目迷舌伸心跳——跳得隔两座尚可听得”。罗家伦回来将自己的这一段艳遇讲给傅斯年听，傅斯年凝视了罗家伦那只丑而大的鼻子，心中大悲，出来即愤愤不平地跟杨步伟女士说：“心跳而能使隔座者闻之，绝无此理。想是使君之心与她之心心心相印，近在咫尺故可得而闻焉。”又一板一眼地跟杨步伟女士分析道，“她自巴黎归，听说甚不喜巴黎，大维谓是你领他（她）看博物院之过。我当时想起《聊斋》上一段故事。一位教官行时送其七品补服于其所识之妓，此一思想，甚若对不起朋友，然当时此想油然而来，非由我召也。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择路则不可。”
女人是记仇的。虽然王元化先生在《九十年代日记》中，回忆见过的杨步伟女士也说：“她是一个热心肠的人。矮矮的，胖胖的，但动作却十分敏捷。至今我还记得她圆圆的脸上，一对大大的眼睛总是不时地眨动着，这是她的习惯。”杨步伟女士绝对没有西施貂蝉式的美貌，但罗家伦不能当着赵元任夫妇的面，说赵元任与杨步伟走在街上，就像一个长大的儿子跟他依然年轻的母亲走在一起。男人想拍一个已婚年轻女子的马屁也没有这种说法。所以，杨步伟便幽默地把罗家伦的这段风流轶闻记了下来。
许多年以后，罗家伦在《忆志摩》一文中，讲起了徐志摩与张幼仪的离婚，他的表情却仍是伤感的：“有一天，他（徐志摩）在一个中国饭馆里同几位朋友闲谈。这几位朋友都跟他说，你单是吵离婚，而不想法把你太太有所安顿，是离不成的。于是，天真的志摩居然认真地问计。他们说：‘最好你为你太太找一个替人。’大家谈得随便的时候，志摩又提出找谁做替人好的问题。于是大家想到志摩的好朋友哲学家金岳霖还没有结婚，最好让志摩移交给他。哪知道隔开一堂屏风，金岳霖正在那边吃饭，于是金岳霖轻轻地把屏风推开，站在他们饭桌前面叫声：‘嘿！’满座为之大惊，但是这班有风趣的人，彼此都不在意。”
金岳霖当然不愿意从徐志摩的手中接过婚姻的接力棒。因为徐志摩爱的，也是金岳霖的挚爱，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精神恋人林徽因。何况，当时，金岳霖正跟一个新潮的美国女子秦丽琳，过着同居生活。金岳霖脸上的表情写着几个字：我现在不需要别的女人，我很满足。因此，后来，徐志摩与张幼仪在柏林离婚时，金岳霖不仅没有成为徐志摩的“接班人”，反而与吴经熊一起成为了徐、张离婚的“见证人”。
赵元任、杨步伟夫妇即将离开柏林打道回国的前夜，罗家伦在赵杨夫妇的旅馆中滞留到很晚。起先，赵元任为罗家伦的兄弟友情所感动，跟杨步伟说，柏林桃花千万朵，不及罗兄送我情。赵元任复宽慰罗家伦说：罗兄不必做小女儿情态的伤感，等罗兄学成归国，我们很快就会在国内再见的。最后，罗家伦才话题一转，吞吞吐吐地说出了自己的来意：“可不可以借几十元出来，我们大家欠张幼仪的家用，应到期的钱还没到，暂挪我们一点还账。”当时，赵元任夫妇在穷困的留学生之中，绝对属于宽绰的小地主阶层。赵元任为人豪爽，不像当时某些吝啬的留学生，手头有了几个闲钱，便像老母鸡护住自己刚下的鸡蛋，千方百计地藏着掖着，生怕给旁人抠去。罗家伦说，赵元任梁山好汉宋公明“及时雨”的好声名，是显赫于外的。他这次就是慕名而来的。赵元任耳根软，最听不得人家的好话，当即翻箱倒柜地拍出了40美元的大钞票给罗家伦。赵元任、杨步伟夫妇并肩于窗口望着罗家伦的离去。夜色中的罗家伦，竟然润滑如一条畅达的鱼。
罗家伦把借来的钱，立即交到离婚后寡居的张幼仪手中。当时，张幼仪既感激又伤感。是时为秋天的中夜，月光瓢泼如水。熟睡的柏林城中树木如墨，屋影幢幢。风欲静而夜啼，有秋季开的花香，若无还有地传送过来。想到徐志摩的绝情，张幼仪把睫毛长长的眼帘垂了下来，叹了一口气，跟罗家伦说：“我是秋天的一把扇子，只用来驱赶吸血的蚊子。当蚊子咬伤月亮的时候，主人将扇子撕碎了。”罗家伦一时觉得心中大动。
回到寝室，一时没有睡意的罗家伦，看到室友桌子上，有一本正摊开阅读中的松尾芭蕉《嵯峨日记》。罗家伦坐下默默地读了起来：我深怜你的声音缥缈而又多情，我深怜你的声音可悲而又无能，我深怜你的无能而又沉静，我因你绰约的身姿而泪湿衣袖。试问，这世上有谁没有为情所迷，而无限地忧伤呢？
哎呀，原来竟是这样子的。罗家伦从心底轻轻地叹喟了一声。罗家伦承认：那被徐志摩抛弃的楚楚怜人的张幼仪，没有把金岳霖套住，却深深地吸引了自己。
后来，张幼仪的侄孙女张邦梅，在为她执笔回忆录《小脚与西服》时，便有了这样幽静的一段文字：
柏林所有的中国人当中，有个人待我特别好，他叫卢家仁（译音），有一双好大的手，手上面毛茸茸的像只熊。他每个星期都来看我好几回，不是和我一起坐坐，就是陪彼得玩玩。以前我从没有和男人坐得这么近过，可是我猜想他是来看彼得的。当时多拉和我租了一个住宅的三个房间，卢家仁来的时候，彼得就和我们一起待在起居室，其他客人来的时候，我就叫彼得到别的房间和多拉玩。有一天我们坐着喝茶，彼得在铺在地板上的一块毯子上玩耍的时候，卢家仁问我：“你打不打算再结婚？”虽然我当时还很年轻，大概才二十三岁，可是四哥写信告诉我，为了留住张家的颜面，我在未来五年内，都不能叫别人看到我和某一个男人同进同出，要不然别人会以为徐志摩和我离婚是因为我不守妇道。而且我明白我在家乡还有个儿子，我一直没教过他，在我善尽做母亲的责任以前，我不可以嫁进另外一个家庭。所以，我没敢把卢家仁那句语气温柔的话听进耳朵里，于是我看着我的茶杯轻声说：“不，我没这个打算。”卢家仁听完，过了一会儿就走了，从此再也没按时来看过我。我没办法相信有人会爱上我，而且对卢家仁问起我结婚打算这件事感到别扭，我从没说过任何鼓励他问我这种事情的话。也许我当初根本不应该让他来看我的，难道他一直在追求我吗？那就是“自由恋爱”进行的方式吗？他爱不爱我呢？也许他只是想出出风头，才企图娶我？
张邦梅为姑奶奶写的这段个人史以英文写就，谭家瑜在译成中文之时，对于当时柏林的情境与人物均不熟悉，便随手把“罗家伦”译成了“卢家仁”。一些当年柏林的当事人证明，罗家伦对于当时的张幼仪曾经颇为呵护，所有与罗家伦有过交情的朋友，都会笑呵呵地证实：那家伙确实“有一双好大的手，手上面毛茸茸的像只熊”（梁实秋在《记罗家伦》文中，就说他“两手肥硕臃肿，如熊掌然”）。
这样，罗家伦的追求张幼仪，便发生于与张维桢失去了联络的那一段空窗时期。
不过，罗家伦虽然被张幼仪拒绝，可是，他的心中却并不懊恼。因为，他收到了徐志摩后来引用为《新月》发刊词的两句话：一句是《圣经·创世记》中开门见义地说，“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第二句是雪莱《西风颂》中被广泛传颂的名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罗家伦甚为喜欢，便工整地抄在了自己的日记本上。
果然，没过多久，罗家伦便恢复了与张维桢之间的联系，继续他少年壮志的马拉松爱情长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