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会有“给人好处”的经验，而唯有给人好处，才能从别人身上也得到一些“好处”！如果从不懂得给人好处，那么这个人就不会有太大的成就。
给人好处还是有一些学问的，别以为“给”这个动作很容易，给得不恰当，不但对方不会感激你，有时还会怨你！你白白损失“好处”，又招人怨，天底下再也没有什么事比这更冤的了。
所以，要给人好处，就要给得“恰到好处”，也就是说：不轻给、不滥给、不吝给！
所谓“不轻给”就是不轻易给对方，总是要让对方为这“好处”吃一些苦头，花一些心力，让他在“付出”之后才“得到”，这样子他才会珍惜这“得来不易”的好处。如果你因为身上有太多“好处”而随便给人，或想以“好处”来讨别人欢喜，那么不但他不会珍惜这些“好处”，对你也不会有任何感激之心，反而还会嫌少、嫌不够好，甚至一再向你要好处，你如不给或给得不如前次好、不如前次多，对方便要怪你、恨你，比你不给他好处还怨得深、恨得厉害！
“不滥给”就是“不乱给”，该给谁、给多少都要有准则，否则会出现和“轻给”一模一样的后遗症，而且还会造成是非不同的结果。
“不吝给”是指应该给、必须给、不得不给时，就要毫不吝惜地给、慷慨大方地给；不怕给得多，只怕给得少。这种情形包括：人家有恩于你时、奖赏有功的属下时、要重用某人时、要收买人心时，以及情势所迫时。
如果你给得少，给得不干脆，那么这“好处”的效果会减少很多，甚至还会引来相反效果，得不到别人的感谢也就罢了，有时还会招怨！
要使人宾服，手段太硬了不行，高压政策下，反抗力愈大，对事业没有好处；完全不用手段，嘻嘻哈哈老好人一个，则会引起他人的骄纵之心、轻慢之气，再也树立不起自己的权威。所以要想“驭人”，就要有恩有威，有软有硬，让人从心里服帖。
30岁之前的年轻人，大都还没有混到一定的份位上，手中掌握的资源不多，要说是以好处“驭人”，为时过早。可对学习做事，这是一个新的层次，许多权高位重的大人物，都是此中高手。
晚清，李鸿章初到曾国藩的幕府时，曾经被曾国藩所拒绝。其实，曾国藩并不是不愿接纳李鸿章，而是看李鸿章心高气傲，想打一打他的锐气，磨圆他的棱角。所以当李鸿章二次重来时，曾国藩就把他收归麾下。
曾国藩很讲究修身养性，规定了“日课”，其中包括吃饭有定时，虽在战争时期也不例外。而且，按曾国藩的规定，每顿饭都必须等幕僚到齐方才开始，差一个人也不能动筷子。曾国藩、李鸿章，一个是湖南人，一个是安徽人，习惯颇有不同。曾国藩每天天刚亮就要吃早餐，李鸿章则不然。以其不惯拘束的文人习气，而且又出身富豪之家，对这样严格的生活习惯很不适应，每天的一顿早餐实在成了他沉重的负担。一天，他假称头疼，没有起床。曾国藩派弁兵去请他吃早饭，他还是不肯起来。之后，曾国藩又接二连三地派人去催他。李鸿章没有料到这点小事竟让曾国藩动了肝火，便慌忙披上衣服，匆匆赶到大营。他一入座，曾国藩就下令开饭。吃饭时，大家一言不发。饭后，曾国藩把筷子一扔，板起面孔对李鸿章一字一顿地说：“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下，我便告诉你一句话：我这里所崇尚的就是一个‘诚’字。”说完，拂袖而去。
李鸿章何曾领受过当众被训斥的滋味？心中直是打颤。从此，李鸿章在曾国藩面前更加小心谨慎了。
这就是所谓的“威”字，要能震慑得住身边的人。有了大棒子，还要有胡萝卜，否则，人就留不住了。
李鸿章素有文才，曾国藩就让他掌管文书事务，以后又让他帮着批阅下属公文，撰拟奏折、书牍。李鸿章将这些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甚为得体，深得曾国藩赏识。几个月之后，曾国藩又换了一副面孔，当众夸奖他：
“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适合，所有文稿都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许要超过我，好自为之吧。”
这一贬一褒，自然有曾国藩的意图。而作为学生的李鸿章，对这位比他大十二岁的老师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曾对人说：“过去，我跟过几位大帅，糊里糊涂，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帅，如同有了指南针。”
曾国藩驾驭属下，无外乎用两种手段，或软硬兼施，或外严内宽。既有苦口婆心的谆谆教导，又有公事公办的严正手段，终于赢得天下归心。
对于大人物，收服人心是要给不同的位置选择不同的人才，然后合理调配，共同成就其大业。这里面还包括了对人的品格和性情的察识，对后进力量的提携和培养等等，以逐步形成自己在人群中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对于普通人，就是朋友和合作者的选择问题，在人与人之间互相支持和推进，然后达到一个全新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