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和生态经济领域对提升指数的贡献率最大
当我们对中国未来30年发展将面临“生态门槛和福利门槛”两大挑战有一个清醒认识的时候，中国生态文明发展指数所描绘的现状与问题就更具有了现实性意义。我们将31个省区市和35个大中城市生态文明发展指数的二级指标平均贡献率作比较，可以看到，5个二级指标中，31个省区市和35个大中城市后3个指标的平均贡献率得分和排序各有不同。但前两位指标保持一致，都是生态环境建设居首位，指标平均贡献率均超过25%；生态经济建设的指标平均贡献率得分紧随其后。
这一数据结果表明，生态环境建设和生态经济建设仍然是当前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环节。
当前，对生态文明的理解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版本。一种是将生态文明简单地等同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保护等活动，而较少涉及经济社会过程本身的改革和转型。另一种是从文明更替的角度认识生态文明，认为生态文明的关键是通过经济社会模式变革，从根子上消除资源环境问题的发生。
事实上，对于传统工业文明的经济增长模式造成的资源环境问题，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调整方式。一种是在不改变工业文明的经济模式情况下修补式、应对式的反思和调整，例如在污染造成以后进行治理。从理论形态上，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处理资源环境的学说，如关注微观效率的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等，属于这样一类具有补充型改进的理论，它们本质上是以服从和支持经济增长范式为前提的。另一种则是要求对传统工业文明的经济模式进行革命的变革式、预防式的反思和调整，例如通过变革生产模式和生活模式，使得污染较少产生甚至不再产生。从理论形态上，是1972年的《增长的极限》一书和后来崛起的生态经济学或稳态经济学，开始对工业文明的经济增长范式进行了系统性的反思。
我们认为，这两种不同的理论形态背后在下述三个方面存在着重要差异：（1）在驱动机制上，前者较多地关注资源环境问题的描述和渲染它们的严重影响；而后者则重在探讨资源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社会原因。（2）在问题状态上，前者常常游走在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的两极对立之间，甚至演变成为反发展的消极意识；而后者则要弘扬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态度，并努力寻找环境与发展如何实现双赢的路径。（3）在对策反应上，前者较多地从技术层面讨论问题，并聚焦在针对问题症状的治标性的控制对策上；而后者则更多地提出针对问题本原的预防性解决方法，强调从技术到体制和文化的全方位透视和多学科研究。
总而言之，前者的反思是就环境论环境，较少研究工业文明的经济增长模式有什么根本性的问题，结果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修补与改良；后者的反思则洞察到资源环境问题的根因在于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之中，要求从发展机制上防止资源环境问题的发生，因此它更崇尚工业文明的创新与变革。
中国未来岁月的发展，既不是沿袭传统的工业文明，也不是提前进入后工业化的生态文明，而是要走出自己特色的生态化的工业文明道路来。中国的生态文明需要落实到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现代化三个方面。正是这些大规模的物质层面的建设，为中国提供了走生态文明道路的有利条件。这是因为，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经过200多年慢慢创建起来的、成熟但是传统的物质设施（包括城市、工厂、道路等），其实并不适合进行全方位的脱胎换骨的生态变革，而且在工业文明基础上建造起来的城市、公路、街道、工厂、住宅区和公共设施越多，生态导向的改造和变革就会越困难。中国虽然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但是与庞大的人口和空间分布相比，中国总体上的物质基础建设仍然是不够的，因此物质层面的发展中状态为发展生态文明提供了主要的机会和空间。
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总体趋势变缓、区域差距缩小
我们在31个省区市和35个大中城市的发展指数和进步指数的组合分析图中分别添加趋势线，发现两者的趋势线均为倾斜向下，这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代表地区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发展指数和代表近年变化情况的进步指数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地区间的生态文明发展差距在缩小；第二，由于处于较高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地区的增长速度减缓，同时由于这些地区的区位权重较大，使得地区总体的变化趋势变缓。
这两个结论勾勒出的情形接近于中国环境保护现实中经常会面临的一个悖论：中国的环境投入每年在增多，但是环境治理的状况却不理想。业内人的说法是，局部有所改善，总体却在恶化。在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当前传统的惯性思维还占有不小的比例，缺少统筹协调，部门利益至上仍然是改革的最大阻力。由于现在的体制机制在目标和手段上存在严重冲突，生态文明特别需要政府管理从碎片化转向整合化。一是目标的相互增强，有不同目标的部门，需要在生态与文明之间找到阶段性平衡点；二是手段的相互增强，管理手段包含规制、市场、公众参与等，不同手段之间应该相互支撑。
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对政府内部和政府与企业、社会间的合作，要求有三个向度的重大改革。一是在纵向关系上，强调生态文明责任和权力的上移和下移，宏观上中央政府应该强化绿色发展的顶层设计，微观上地方政府需要摆脱GDP唯一论推进绿色发展；二是在横向关系上，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环节合并与平台建设，要在政府各个部门之间做好生态文明的协同管理，而不是出现九龙治水、各自为政的状况；三是在内外关系上，接受企业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利益相关者角色和外部压力，强调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公私之间的外部参与和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