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晏子曰：明君莅国立政，不损禄，不益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法，不为禽兽伤人民，不为草木伤禽兽，不为野草伤禾苗……勇士不以众强凌孤独，明慧之君不拂是以行其所欲。
“古句新解”
晏子说：“英明的君主在治理国家、制定政令时，不轻易减降俸禄，不随意加重刑罚，不以私忿破坏公法，不为禽兽伤害百姓，不为草木伤害禽兽，不为野草伤害禾苗……勇士从来不倚仗人多力强而欺凌弱小孤单的人，明智的君主也不应违背正确原则而随心所欲。”
赏罚无绪、随心所欲，是奴隶社会的典型特征之一，因为那是奴隶主专权而没有法律的社会；赏罚不公、有法不依，是封建社会的典型特征之一，因为封建主义给了官员以特权，人治大于法治；赏罚分明、执法必严，是民主进步社会的典型特征之一，因为在这种社会里法治大于人治，任何人也不能倚仗权势擅改法律，真正做到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主张的权利。所以，纵欲轻诛、随便杀人，绝不仅仅是虐政仁政的问题，而是国家体制的问题；不仅仅是掌权者个人品德问题，而是统治阶层代表谁的利益的问题。
商朝建立后，从仲丁到盘庚的一百多年间，商朝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诸子弟争相代立的长期王位纷争。商朝历史进入中衰时期。为摆脱政治动乱和灾害困扰，商王朝先后五次迁都：仲丁自亳迁于嚣（今河南荥阳）；河亶甲自嚣迁相（今河南内黄）；祖乙居庇（今山东定陶）；南庚自庇迁奄（今山东曲阜）；盘庚自奄迁殷（今河南安阳市）。盘庚迁殷是商代历史的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扭转了商王朝的颓势，走上了中兴的道路，出现了“百姓由宁，殷道复兴”的政治局面。从此，商王朝结束了屡次迁都的动荡岁月，直至商亡再也不曾迁都，迎来了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新时期。盘庚迁到新邑之后，当时并没有把这个地方叫做“殷”，甲骨文中把它称作“大邑商”，商朝也不称为殷朝。周灭商后，为了表示对商人的轻蔑，便以商都附近商王的田猎区殷原这个“殷”地名称呼商人。于是，商朝也就称为“殷”或“殷商”。这座商朝王都在武王灭纣以后遭到破坏，逐渐废弃，成为废墟，故称“殷墟”。
到了商朝后期，最后一个国王帝辛，叫做纣，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荒淫无度，把殷都向南扩大到朝歌（今河南淇县），向北扩大到邯郸、沙丘（今河北平乡东北），在这广大地区修建离宫别馆、苑囿台榭；宠爱美女妲己，终日歌舞，令乐师新作“淫声”，有所谓“北里之舞”、“靡靡之乐”；他还造酒池肉林，酗酒无度。他大肆搜刮民财，粮食装满了巨桥的仓库，无数珍宝堆满了鹿台。他任用奸人，迫害正直的大臣。如重用贪财好利和善于逢迎拍马的费仲，提拔善于挑拨离间的恶来。他罢除贬斥了受人们拥护的贤人商容。他用“炮烙之刑”残害人民，还用其他酷刑残害向他进谏的忠臣。用挖心酷刑处死向他进谏的叔叔比干，逼得向他进谏的哥哥微子逃亡，另一个哥哥箕子虽然装疯也没能免遭囚禁。商纣拒谏饰非，残害忠良，使得朝中大臣、贵族以及诸侯和周边方国也都离心离德。西伯姬昌因看到纣王残暴，暗中叹息几声，便被纣王囚禁在羑（you）里（今河南汤阴县有羑里遗址）。为转移人民的视线，纣王发动对周边方国的连年征战，后又把全部兵力用于对东夷的战争。战争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化了已经尖锐的阶级矛盾。商王朝已经危在旦夕，不可收拾。武王伐纣时，商王朝众叛亲离，军队倒戈，商纣逃回商都，于鹿台自焚而死。
治国如此，治军更是如此。一军的将领如果只凭自己的好恶而随意刑罚士兵，不仅会使军心涣散，甚至会招致反叛之心，而自身亦有杀身之祸。
三国时期的张飞性格暴躁，常乱刑士卒。刘备多次批评他：“一者酒后刚强，鞭挞士卒；二者做事轻率，不从人谏。”在入川时诸葛亮郑重叮嘱他：“于路戒约三军，勿得掳掠百姓，以失民心。所到之处，并宜存恤，勿得恣逞鞭挞士卒。”张飞待下残暴，并且不听人谏的专横性格，为当时人所共知。为了守好徐州，他向刘备作了保证，“自今以后不饮酒，不打军士，诸般听人劝谏便了。”但是刘备一走，他把自己的保证早丢到脑后去了。他设宴请各官赴席，要众官都要满饮，逼使“天戒”的曹豹也饮了一杯。他大醉后又起身与曹豹把盏，曹豹说：“某实不能饮矣。”他胡搅蛮缠地说：“你恰才吃了，如今为何推却？”豹再三不饮，他醉后使酒，要打曹豹。曹豹无奈，求他看女婿吕布之面，饶了自己。他大怒说：“我本不欲要打你；你把吕布来唬我，我偏要打你！我打你，便是打吕布！”于是将曹豹痛打了一顿。此事的直接后果，是曹豹勾引吕布乘他酒醉袭取了徐州，他在惶恐无地的情况下，几乎以自刎来向刘备谢罪。
张飞的死是最没有价值的，他不是战死疆场，不是马革裹尸，而是死于自己的两个末将之手，死于自己的暴虐性格。他听说关羽被东吴所害，于是旦夕号泣，血湿衣襟。“诸将以酒解劝，酒醉，怒气愈加。帐上帐下，但有犯者即鞭挞之；多有鞭死者。”关怀爱护部下是古今名将的基本品德，吴起、赵奢、李广等无不如此。张飞却反其道而行之。第一次是他在徐州为捉刘岱而鞭打士卒使其通消息于敌。他打士卒方式不同，是故意寻对方一个“错”处，用酷虐的暴行逼使士卒产生背叛投敌思想，被打者是被动的，产生的后果是被逼的。第二次是鞭死帐上帐下无错的部下。第三次是鞭打范疆、张达，张飞下令要三军都穿白色孝衣祭奠关羽，并下令要在三日内完成。负责这事的范疆、张达说三日很难完成，便遭张飞杖打，打得他们是血肉模糊，皮开肉绽。后来二人担心真的完不成任务会被斩首示众，便狠心一想，不如先下手杀掉张飞。于是便趁张飞酒醉熟睡之时，二人身带两把短刀，将张飞刺死于床上。刘备前后两次批评他酒后“鞭挞健儿”的暴行，在即位后还特别叮咛他“今后务宜宽容，不可如前”。诸葛亮在入川时对他说的“勿得恣逞鞭挞士卒”，“恣逞”一词很有分量，可见鞭打部下对他来说已是家常便饭。
莅国立政，不乱益刑。手中有权力了，也一定要依法执行，不可乱刑，不可随意刑罚。只有这样，在国则国安，民心所向；在军则军定，士卒拥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