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就是那件秘密。那是咱们唯一可以稳稳地抓住他的把柄。要迫使他不能再保全自己：要公开暴露他的罪行，再没其他办法，只有在这方面着手。为什么珀西瓦尔爵士谋害罗拉的时候会对伯爵言听计从？这除了谋财，还有另一个动机。你听到他对伯爵说，他相信妻子所知道的事能毁了他吗？你听到他说，只要安妮·凯瑟里克的秘密一暴露，他就要完蛋吗？”
“是呀！是呀！我听到了。”
“所以，玛丽安，咱们所有其他的办法如果全都失败了，我就要去探听出那件秘密。我仍旧摆脱不掉迷信思想。我又要说，白衣女人仍旧在支配着我们三个人的生活。生活旅程的终点已被指定；咱们正被招引着向它移近——安妮·凯瑟里克虽然已被埋在坟墓里，但她仍旧向咱们指点着那一条路！”
现在立刻就谈我首先去汉普郡进行调查的经过。
我一早离开伦敦，所以上午就到了道森先生家里。我抱着上述目的前往，但我们会谈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道森先生出诊簿里当然登记了第二次去黑水园府邸给哈尔科姆小姐治病的日期。然而，假如没有迈克尔森太太帮助他回忆，道森先生仍不能从这个日期准确地倒着往回推算，而我已经知道，迈克尔森太太是无法帮助他回忆的。她已经记不起（在类似的情况下，又有谁记得起呢？），格莱德夫人走后又过了多少天，医生才又去诊疗他的病人。
迈克尔森太太几乎肯定是在格莱德夫人走后第二天将这件事告诉了哈尔科姆小姐。但是她不能确定那“第二天”是哪一天，因此也就不能确定格莱德夫人是哪一天去伦敦的。她也无法约略估计女主人走后又过了多久才接到福斯科夫人那封没注明日期的信。最后，仿佛上述的重重困难还不够多似的，当时医生本人又生了病，黑水园府邸的花匠给他捎去迈克尔森太太的口信时，他没像往常那样记下那是该月的第几天或星期几。
已经没希望从道森先生那里获得帮助了，但我决定再试一试，看是否能确定珀西瓦尔爵士到达诺尔斯伯里镇的时间。
看来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我到了诺尔斯伯里镇，那家客栈已经关闭，墙上贴了一些招贴。听说，自从通了火车，客栈的生意就清淡下来。车站附近新开的旅馆抢走了那家老客栈（我们知道，珀西瓦尔爵士就是在那里过夜的）的生意，它大约两个月前就关闭了。老板带着全部财产和用具离开了该镇，至于他去了哪里，那我就无法确悉了。我问了四个人，他们谈到老板离开诺尔斯伯里镇后的计划和动向，但说法各有不同。
这时离最后一班火车开往伦敦还有几小时。我于是离开诺尔斯伯里镇车站，乘了一辆轻便马车赶回黑水园，准备去向那花匠和守门人打听。他们如果也不能帮我忙，那我暂时就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回城里去了。
我在离开黑水园府邸一里路的地方，向车夫问清了方向，然后打发走了马车，自己朝府邸走去。
我从公路拐上一条小道。看见一个人拿着一只毛毡提包，在我前面匆忙走向府邸的门房，这人长得很矮小，穿着一身陈旧的黑衣服，戴着一顶特大的帽子。根据我看来，他大概是律师事务所里的一名雇员；我立刻停下，让我离他更远一些。他没听见我的声音，也不朝后面看一眼，径自走得无影无踪。稍停，我走进府邸大门，仍看不见他，他分明已经走进屋子里了。
门房里是两个女人。其中一个是年老的；这时想起了玛丽安形容的话，我立刻认出另一个是玛格丽特·波切尔。
我首先问珀西瓦尔爵士是否在府里；她们说不在，我接着就问珀西瓦尔爵士是什么时候离开的。两个女人都只能告诉我他是夏天走的，我没法从玛格丽特·波切尔口中问出什么话来，她只会傻笑着摇头。年老的女人头脑比较清楚；我用话套她，她终于说出珀西瓦尔爵士是怎样走的，走时又是怎样惊动了她。她记得主人怎样把她从床上唤起，怎样大声咒骂，把她吓坏了——至于这件事发生在哪一天，她老实承认已经“完全想不起了”。
离开门房，我看见花匠正在离开不远的地方干活。我刚招呼他的时候，他怀疑地瞪着我，但是后来我提到了迈克尔森太太，而且我对他很和气，所以他就很乐意和我谈话了。这里用不着再去详述我和他的谈话——这次谈话和我打听日期的其他几次尝试同样以失败告终。花匠只知道他主人是在夜间赶着车走的，是在“七月里的某一天，也许是那个月的最后两星期里，也许是最后的十天里——”此外，他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们谈话的时候，我看见那个穿黑衣服戴大帽子的人从屋子里走出来，站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注视着我们。
我刚才已经怀疑这个人到黑水园府邸来的目的。现在花匠不能（也许是不愿）告诉我这个人是谁，我就更加怀疑了，为了打破这一疑团，我决定去和花匠攀谈。作为一个陌生人，这时我所能提出的最简单的问题就是打听府邸是否接待参观的来宾。于是我立刻向那人走去，这样问他。
从花匠的神态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知道我是谁，并且现在故意要激怒我，以便引起一场争吵。当时要不是我决意克制着自己，他单凭那十分傲慢无礼的答话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我耐着性子，对他彬彬有礼地道歉，说我无意中多有冒犯（但他说那是“侵入私宅”），然后离开了园地。事实上，我完全没有猜错。我离开基尔先生事务所的时候，就有人认出了我，而且明明已经通知了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于是这个穿黑衣服的人就被派到了黑水园，因为预料到我会去府邸或附近一带地方调查。他只要能抓住一点把柄，就会向我提出控诉，而地方长官就会插手，这样肯定会为我的侦查工作设置障碍，至少可以把我同玛丽安和罗拉隔离开几天。
我已准备好自己从黑水园到火车站的路上受到监视，就像前一天我在伦敦遇到的情形那样。然而我当时无法觉察出，这一次是不是有人跟踪我。穿黑衣服的人可能有他跟踪我的办法，只是我无法察觉，不论是在去火车站的路上，还是在傍晚抵达伦敦终点站的时候，我确实都没有看见他。我徒步走回家去；在抵达家门之前，一直留心着走附近最冷清的街道，而且一再回过头去看后面空阔的地方。这是我最初在中美洲荒野里为了预防遭到暗算而学会的策略，没想到现在，在文明的伦敦中心，我却抱着同样的目的和更大的戒心，又一次运用了它。
我不在家的时候，玛丽安并未受到什么惊扰。这时她急切地问我事情进行得是否顺利。见我谈到调查工作迄今尚无成果，但是我却显得毫不在意，她不禁表示惊讶。
事实是，调查的失败丝毫也没有使我感到沮丧。我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只是把它们当作应当履行的任务，并未对它们抱很大希望。我当时几乎有一种类似快慰的心情，因为我知道这场斗争即将成为我与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的一次较量。我那高贵的动机中已杂有复仇的欲望，老实说，一想到要为罗拉恢复身份，最可靠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是步步紧逼这个娶她为妻的恶棍，我就会感到一种满足。
尽管我承认自己个性不够坚强，不能禁止复仇的本能影响了我的意志，然而我仍可以问心无愧地为自己说几句公道话：对于我和罗拉的未来关系，我并未存有任何卑鄙的念头；我从来不曾想到，有朝一日珀西瓦尔爵士被我制伏，我就要迫使他向我做出让步，私下里了结这桩公案。我从来没对自己说：“假如能够成功，我就要使罗拉的丈夫无法再把她从我手中夺走。”因为，只要一看到她，我就不能怀着这种念头去考虑未来的问题。只要一看到她已经可怜地变得不像从前那样了，我就只会想到要爱护她，像她的父兄一样爱护她，说真的，是从内心深处爱护她。现在，我只希望她早日恢复健康。只要她又强壮了，又快乐了，只要她又能像从前那样看着我，又能像从前那样和我谈话，我就会喜出望外，心满意足了。
以上我写的这一段话，并非出于无聊的自我标榜。读者们尽可以根据以下即将叙述的事情评论我的为人。但是，在这以前，我也不妨把自己的优缺点好好地掂量一下。
从汉普郡回来后的第二天早晨，我把玛丽安领到楼上我的工作室里，向她说明当时我已经考虑成熟的计划，即准备如何抓住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生活中唯一有懈可击的要害。
要探明格莱德爵士的隐情，就必须发现我们至今尚无法猜透的那件有关白衣女人的秘密。在这方面，我们首先可以向安妮·凯瑟里克的母亲寻求帮助，至于凯瑟里克太太是否肯在这方面吐露什么隐情或者采取什么行动，那又要看我是否能够先从克莱门茨太太那里获悉某些有关当地的情况和家事的底蕴。经过仔细考虑这一问题，我开始相信，假使要重新开始调查，我们首先需要跟安妮·凯瑟里克的忠实朋友和保护人取得联系。
当时最大的困难是，如何找到克莱门茨太太。
多亏玛丽安头脑敏捷，她立刻为我必须解决的这一难题想出了一个最简单的好办法。她的主意是：写一封信到利默里奇庄园附近的农庄（托德家角），打听克莱门茨太太在过去几个月内可曾有信寄给托德太太。克莱门茨太太和安妮被拆散的情形我们无从得知，但是这件事一旦发生之后，克莱门茨太太肯定会想到要向失踪的女人最爱去的一带地方，也就是利默里奇庄园附近，打听她的下落。我立刻看出，由于玛丽安提供了这一线索，我们对成功有了希望，她于是当天就给托德太太去信。
趁我们等候回音的时候，我又从玛丽安那里获得她所知道的一切有关珀西瓦尔爵士的家庭情况和早年生活的材料。在这方面，她所提供的也只限于一些传闻。然而，她相信所谈的一小部分材料是可靠的。
珀西瓦尔爵士是独生子。他父亲费利克斯·格莱德爵士，因为一种痛苦而又不治的先天性缺陷，从早年起就避免参加一切社交活动。他唯一的兴趣是欣赏音乐，他的妻子和他兴趣相同，据说是一位很有造诣的音乐家。他年轻时就继承了黑水园的产业。夫妻俩住进了继承的庄园，并不和附近居民接近，也没人敢诱导他们放弃孤僻的习惯——除了那位倒霉的教区长。
教区长并不是怀有恶意的，他只是因为过分热心，结果却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教区长听说费利克斯爵士离开学校时，在宗教上是一个无神论者，在政治上几乎是一个造反者，于是，他就真心实意地看问题，认为自己完全有责任邀这位庄园主去教区教堂里听他宣讲大道理。费利克斯爵士对教区长这番出于善意但是不讲策略的干涉大发雷霆，甚至公然粗暴地侮辱了教区长，以致附近人家都写信去府里愤怒地抗议，连黑水园领地的佃户们也大胆而强烈地发表了他们的意见。因为男爵对乡村生活根本不感兴趣，对他的领地和当地居民毫不留恋，于是宣布再也不受黑水园的人干扰，随即离开了那个地方。
在伦敦住了一个很短的时期，费利克斯爵士和妻子就移居大陆，再也不回英国。他们有时候侨居法国，有时候侨居德国——永远是深居简出，由于生理上的缺陷已使他产生了一种病态心理，所以这种生活方式对费利克斯爵士是必要的。他们的儿子珀西瓦尔出生在国外，受教于家庭教师。双亲中母亲首先去世。过后几年，父亲也亡故了，那可能是在1825年，也可能是在1826年。在这之前，珀西瓦尔爵士还年轻时，他有一两次回到英国，但直到父亲去世以后，他才结识了已故菲利普·费尔利先生。
不久他们就变得十分亲密，然而在那些日子里，珀西瓦尔爵士还很少去利默里奇庄园（也许根本就没去过那里）。弗雷德里克·费尔利先生也许曾经在菲利普·费尔利先生的朋友当中见过他一两次，但是那时候也许还不大了解他（或者始终就不了解他）。在费尔利家，罗拉的父亲是珀西瓦尔爵士唯一熟悉的朋友。
以上是我能从玛丽安那里获得的全部材料。这些材料对我现在的目的毫无用途，然而我仍旧把它们很仔细地摘录下来，希望它们将来也许会变得很重要。
托德太太的回信到了（根据我们指定的地点：寄到离我们住处不远的一个邮局里），我去取了回来，迄今一直为我们掣肘的形势，从现在开始变得对我们有利了。托德太太在信中提供了我们所寻求的第一项资料。
看来正像我们所猜测的，克莱门茨太太曾经去信托德家过，首先为她和安妮突然离开她朋友的农庄（我在利默里奇墓地里遇见白衣女人的第二天早晨）表示了歉意，然后把安妮失踪的事通知了托德太太，并请她在附近一带打听，看失踪的女人是否又会流浪到利默里奇村。在提出这些请求的时候，克莱门茨太太还很细心地注明了她的永久通信地址，现在托德太太就把那地址转告了玛丽安。那地址就在伦敦，从我们的住处前往，半小时即可到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