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巾农民起义战争，爆发于东汉中平元年（184年）。它是东汉末年农民与地主之间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的结果，是一次经长期酝酿的、有组织、有准备的大规模农民战争。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战争，虽然在东汉王朝及各地豪强地主武装的联合镇压下遭到了失败，但却给了腐朽的东汉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加速了它的崩溃；同时，它也不同程度地打击了豪强地主势力，为改变东汉后期土地兼并等状况，提供了可能的条件。
东汉晚期，宦官与外戚两大集团交替专政，政治腐败，土地兼并加剧，赋税日趋沉重，社会动荡不安，民众流离失所，阶级矛盾高度激化，小规模的农民战争此落彼起，连绵不断。“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波澜壮阔的农民大起义就在这种背景下逐渐酝酿成熟了。
时势造英雄，冀州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人张角，目睹广大民众在东汉王朝暴政统治下的悲惨境况，义愤填膺，决心通过武装起义的途径，来改变这一局面。于是，他积极展开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从而成为这场伟大农民起义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
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创立了太平道，以画符诵咒行医治病，在贫苦农民中宣传原始道教的平等思想，鼓动民众起来反抗暴政统治。在宣传发动群众的同时，张角还利用宗教从事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派遣骨干信徒到各地聚集力量。经过十余年的秘密宣传和组织，张角已拥有徒众数十万，遍布于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在此基础上，张角又将信徒按地域组织分为36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设“渠帅”，统一节制，为起义做好了必要的组织准备。
在起义即将爆发的前夕，张角根据斗争的需要，及时用谶语的形式提出了“苍天（指东汉王朝）已死，黄天（黄太一神，即指太平道）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战斗口号和起义计划。一场在宗教形式掩护下的农民大起义至此已是呼之欲出了。
为了实现起义计划，张角派遣大方首领马元义往来于洛阳和各州之间，准备调集荆、扬两州的道徒数万人潜赴邺城，并积极联络洛阳皇宫中的宦官信徒充当内应，确定三月五日在洛阳和各州同时起义。
可是正当起义即将发动的关键时刻，太平道内部却出了可耻的叛徒，济南人唐周向朝廷上书告密，使得起义计划全部泄露。东汉王朝闻报后，即行严厉镇压，收捕起义领袖人物。这一突然变故打乱了起义部署，张角为了扭转被动不利局面，当机立断，决定提前举行起义，星夜派人通告各方同时行动，并规定起义军以黄巾缠头为标志。历史上著名的“黄巾起义”正式爆发了。
黄巾起义爆发后，声势十分浩大，史称“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黄巾军主力分布在三个地区：义军首领张角自称天公将军，他的弟弟张宝号称地公将军；张梁自称人公将军，他们率领义军主力，活跃于冀州地区，在北方形成革命中心。张曼成自称“神上使”，带领黄巾军战斗在南阳地区，形成南方地区的起义中心。波才、彭脱等人率部转战于颍川（郡治在今河南禹县）、汝南（郡治在今河南汝南东北）、陈国（郡治所在今河南淮阳）一带，成为东方地区的革命主力。各路黄巾军所到之处，烧官府、打豪强、攻坞壁、占城邑，给东汉王朝的统治秩序以沉重的打击。
这次黄巾起义在战略部署方面，张角吸取了以往起义被统治者各个击破的教训，采取了“内外俱起”、“八州并发”同时出击的计划，即在京师洛阳内外同时起事，在地方各州一起暴动。在作战行动方面，各路义军虽缺乏周密的协同配合，但是从其活动形势看，起义军显然是以洛阳为主要进攻目标的，自东、南、北三个方面包围威胁洛阳。所有这些，均反映了黄巾起义战争表现出一定的战略决策经验和较好的作战指挥艺术，一时间造成“遐迩摇荡”、“烟炎绛天”的巨大声势绝不是偶然的。
八州并起的黄巾大起义极大地震撼着东汉朝廷，统治者在惶恐不安之余，急忙调兵遣将镇压起义：任命何进为大将军，率左右羽林五营屯兵都亭，以保卫京师；在函谷、太谷等八个险隘要冲设置八关都尉，以加强洛阳外围的防御；下诏解除“党禁”，以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出宫中藏钱收买官兵，用西园马匹装备军队，扩充骑兵，增设西园八校，以加强军队实力。尔后，东汉王朝调集军队，开始向起义军进行反扑。
当时，活动于颍川一带的波才起义军对洛阳构成直接威胁，所以汉廷委派中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统率主力投入这一战场。对于起义中心地区的河北一带，则任北中郎将卢植率北军五校尉和当地郡国兵前往镇压。对于南阳地区的张曼成都义军，则加强防御，暂取守势。东汉统治者实施这种先防后剿、攻守皆备、重点进攻、逐个击破的战略方针，表明他们具有老练的统治经验和军事素质，是黄巾起义军所面临的一伙凶狠狡猾的敌人。
这年四月，黄巾起义军和东汉王朝反动军队的战略决战首先在颍川一带展开。颖川黄巾军波才部击败朱的进攻，并乘胜围攻皇甫嵩于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形势对义军有利，但遗憾的是，波才军缺乏军事经验，依草结营，戒备不严，结果反被皇甫嵩深夜纵火烧营，实施突袭，造成义军的惨重损失。皇甫嵩会合朱、曹操两部汉军，乘机进击，大败波才军，残杀起义将士数万人。破颖川义军后，官军乘胜进攻汝南、陈国义军。不久，波才义军余部在阳翟（今河南禹州市），彭脱义军在西华（今河南西华南），又遭镇压归于失败。颖川、汝南黄巾军的失败，使东汉朝廷摆脱了京师之危，得以腾出力量来对付其他地区的起义军。至此，双方的战略地位发生了变化，东汉朝廷已占据了主动和优势。
东汉王朝旋即将皇甫嵩调赴东线；镇压东郡卜已黄巾军；调朱开赴南阳，镇压张曼成义军。皇甫嵩进攻很顺手，仓亭一役，就将卜已起义军残暴地镇压下去。于是，南阳一带成为双方第二个战略会战的场所了。
在南阳，黄巾军张曼成部自三月开始，即以重兵围攻宛城（今河南南阳），遇到南阳太守秦颉的顽固抵抗，双方相持百余日，义军师疲。六月，张曼成战死，义军推举赵弘为统帅，继续斗争，终于攻克宛城，并把部队发展到十余万人。可是就在这时，朱率领汉军主力进抵。宛城一线，会同荆州、南阳地区的地方武装围攻宛城。从六月到八月，黄巾军经过顽强奋战，多次挫败官军的攻势，守住了宛城。可是黄巾军未能乘胜出击，扩大战果，使得朱能够重新集结力量，继续进攻。不久，赵弘战死，韩忠继为黄巾军统帅，又与汉军相持了一段时间。朱镇压农民起义很有一套手段，他见强攻不易奏效，这时便伪装撤围欺骗义军，暗布伏兵，伺机进击。义军缺乏经验，中计出城追击，结果在中途遭到伏击，损失惨重，统帅韩忠投降被杀。黄巾军余部在孙夏带领下退保宛城，但因众寡悬殊，无法固守，于十一月撤出宛城，退向西鄂精山（今河南南召南）。朱跟踪追击，孙夏战死，义军牺牲者达万余人，南阳黄巾军斗争到此归于失败。
此后，战争的中心转移到河北地区。河北是黄巾农民大起义的中心地区，张角在巨鹿发动全国起义后，即率军攻克广宗（今河北威县东南），并命张宝北上占领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控制河北腹地，与张角、张梁军形成犄角之势。东汉王朝先后派遣卢植、董卓进剿河北义军，但旷日持久，无所进展。八月间，皇甫嵩接任官军统帅，率主力扑向河北战场。这时，其他地区的义军已遭失败，战局对黄巾军日益不利。屋漏更遭连夜雨，就在这紧要关头，黄巾军首领张角又突然病逝。但即便是在这种困难的形势下，义军在张梁、张宝率领下，仍坚持着同官军浴血奋战。在广东一带，义军与汉军皇甫嵩部激烈交战，数次挫败敌人的进攻，迫使皇甫嵩“闭营休士，以观其变”。可是这时义军又犯了轻敌的错误，误以为敌人已停止进攻，以至于松懈了戒备。皇甫嵩瞅准机会，乘黑夜发起突然袭击，起义军仓促应战，惨遭败绩，张梁英勇捐躯，广宗失陷，是役，义军阵亡和投水启尽者达八万余人。而皇甫嵩在进剿广宗张梁部义军得手后，则迅速调转兵锋，于十一月攻打下曲阳。经过激烈交战，起义军战败，张宝牺牲，十余万起义军壮士惨遭屠杀，河北黄巾军也被扼杀于血泊之中。
官军攻陷下曲阳，标志着张角等人所领导的黄巾起义军主力，在东汉王朝的军队和各地豪强武装的武力镇压下，悲壮地失败了。然而农民起义的火焰并没有就此而熄灭，分散在各地的黄巾余部，仍在坚持斗争，他们前仆后继，百折不挠，给东汉王朝的统治以新的打击。这一斗争前后延续了二十余年之久，给黄巾大起义添上了一个可歌可泣的尾声。
黄巾农民大起义，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农民革命战争，它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却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农民革命遗产。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对它认真进行总结，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黄巾农民起义战争的成功经验，主要表现在：第一、它提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即消灭东汉政权，建立自己的统治，这对号召和团结人民参加起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二、利用宗教形式进行起义的宣传和组织工作，麻痹了官府，积蓄了力量，为举行起义作好了比较充分的准备。第三、起义计划制订得比较周密、具体。所谓“内外俱起”、“八州并发”就反映了这一特点。尽管后来由于叛徒的告密，使这一起义计划的实施遇到很大的困难，但经张角果断处置，它基本上还是得到了落实，从而给东汉王朝以沉重的打击。第四、斗志坚决，宁死不屈，敢于攻坚，勇于牺牲，以此向天下昭示了起义将士的斗争精神和高尚气节。
但是黄巾农民战争失败的教训同样是非常深刻的。它没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因此提不出更具体的策略方针；它没有建立起后方基地和有组织的战斗部队，因此部队保障受到限制，战斗行动受到掣肘；它缺乏统一的指挥和互相的配合，各自为战，因此造成战区上的孤立、分割态势，以致为敌占优势的主力军所各个击破；它不懂得在敌强我弱形势下采取运动战、游击战等机动作战形式的重要性，因此热衷于城池的攻守，将起义军主力胶着于一地，同敌人打硬仗、拼消耗，直至耗尽自己的战斗力而被击败。所有这些，都是起义军在战略上和作战指导方面的严重失策，也是直接导致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战争不幸失败的原因。令人千载之后，犹为之感慨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