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委员会是指社区的主体组织，也就是中国的社区自治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成员负责社区日常事务管理，他们经民主选举产生。党领导下的社区居民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是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根本性质。
一、社区居委会的建立
1954年12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根据1954年宪法精神，制定通过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宣布居民委员会是“群众自治性的居民组织”。此后，居民委员会建设在全国展开，从而迎来了1956—1958年的城市居民自治发展的“黄金时期”。1958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居民委员会为代表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受到严重破坏，中国的基层民主也由此陷入全面危机。改革开放后，中国基层民主重新获得发展。1980年1月19日，国家重新颁布了1954年通过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从而使城市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两年后，新颁布的宪法将城市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推广到农村，规定农村也成立类似于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即村民委员会。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两年后，在原来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基础上形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也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获得通过。至此，城市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有了成熟的法律基础。
城市基层群众自治随着新中国的发展而发展，虽然发展过程比较曲折，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但是实践证明，这种群众自治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具有很强的契合性，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中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社区自治组织的功能
与城市基层群众自治相似的居民自治在世界其他国家存在的同时，中国的城市基层群众自治却有自己的特色，具体体现在它的功能上。概括起来，城市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具有如下几方面的功能。
1.协助功能。居委会作为城市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是基层群众性的自治组织，所以属于政权体系外的组织。但是因为居委会是以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为领导核心，是国家政权所没有触及的基层社会的主要的自治组织，所以，它的早期活动就很自然地被纳入由国家政权主导的整个政治过程中，成为国家调控社会的重要辅助组织。最早由石家庄提出的“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落实”的城市管理体制，就是基于这样的现实而形成的。居委会的协助功能主要有：协助政府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教育居民依法履行应尽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协助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公共卫生、贫困救助等工作。
2.自治功能。从根本意义上讲，中国城市基层群众自治是国家政权建设和制度设计的产物，而不是从社会直接发展起来的。所以，这个群众性的自治组织，一开始就是作为与国家政权体系有深刻内在联系的组织而存在的，其性质、组织样式和制度形态都是由国家设计和确定的，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其性质，即其所具有的协助功能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但是，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居委会是自治性的组织，具体体现为居委会所具有的自治性和自治功能，自治是该组织的本质属性。这也意味着居委会所承担的协助功能应以居委会的自治性和自治功能的发挥为基础。依据组织法，居委会的自治功能体现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上，而这些功能的自治性是以居委会由居民选举产生、其工作由居民承担以及接受居民监督为前提的。
3.协调功能。协调功能即是政治功能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自治功能的一部分，将其独立出来强调，是因为居委会的这方面功能对中国社会具有特殊的意义。长期的计划经济和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使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形成“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社会中具有自主地位的权威性组织发展有限，因此居委会就成为基层社会最重要的权威性组织，自然而然地承担起协调各种关系和矛盾的使命。居委会协调的主要关系有：居民与政府的关系、居民与单位之间的关系、居民之间的关系、家庭内部的关系。其中在调解民间纠纷方面，居委会中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4.治保功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在居委会下设治安保卫委员会，其任务是协助维护社会治安。早在1952年，由当时的政务院批准，公安部颁布了《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1980年又重新公布了这一条例。条例规定，治安保卫委员会由基层政府和公安保卫机关领导，是群众性的治安保卫组织，这个功能使居委会成为保障社区安全的重要的组织力量。
综上所述，居委会所展示的这些功能说明其是一种完全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组织。这种组织不仅为社会的自主发展提供了合法的空间，而且也为民主地调控社会提供了制度和组织基础。
三、社区自治组织体系及其性质
居民自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建立起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型居民自治管理体制，形成政社分开、居民积极参与、兼职与专职工作相结合的新局面。
建立新型的社区组织体系，是社区组织发展的需要。在我国，新的社区自治组织体系，一是建立了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即“决策层”。社区成员代表大会每年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决定社区的重要事项，包括选举社区工作者等，它由社会居民和社区单位的代表组成。二是建立了社区居民委员会，即“执行层”，社区居民委员会由社区成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执行社区成员代表大会所作的每一项决定。三是建立了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即“议事层”。协商议事委员会由社区内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知名人士、居民代表、单位代表等有关方面人员组成，行使对社区事务的协商、议事职能，有权对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工作提出建议并进行监督。四是组建了新的社区党组织，即“领导层”。在这个层面上，有社区党委、社区党总支和社区居民区党支部组成。同时，还建立了由“楼、院长”、“单元组长”、居民代表、社区志愿者等组成的组织工作网络。
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基层性、群众性和自治性的性质，决定了社区居民委员会在居民自治中的主体地位，它仍然是居民自治的主要组织载体。在传统的居民自治体制下，居民委员会几乎承担了所有“非自治性”任务。党组织的地位也没有明确规定，一方面导致了党组织过多地纠缠于具体事务；另一方面党在基层社会的任务如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皆由居民委员会代行。政府管理重心的下沉导致居民委员会成为事实上的行政管理的末梢，政府的需要成了居民委员会的主要推动力，而不是居民的需求。社区党支部核心地位的加强以及社会工作者的建立，不仅在体制上理清了居民委员会的职责，使得居民委员会承担的非本职工作尽快剥离出去，而且也能够更为集中地关注居民自治的自身发展。
党组织建立在居委会上，为居委会的活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宏观基层社会环境，从而使得居民委员会能够更好地关注自己的建设和发展，成为真正的基层性群众自治组织。突出居民委员会的组织载体地位还体现在它的内部制度建设和运行机制上：全国26个实验区在制度建设上，建立、健全居民代表会议、居民会议等各种会议制度，并建立了必要的接待制度、走访制度、财务及审计制度，在居民委员会的主导下设立了居民小组、志愿者队伍等组织；在运行机制上，着重于完善居委会的选举机制，居民委员会由居民会议、居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并受其监督，转变传统的考核机制，取消一些行政性的以居委会为单位的考核内容和考核指标，考核主体是居民，以居民的满意度作为考核居委会工作实绩的标准，体现了居民委员会产生过程中的群众性、自治性。
从功能上讲，居民自治的体制构架在加强居委会的传统功能的同时还衍生出了新的功能，主要体现是：（1）宏观规划。结合本社区的实际情况，关注居民需求的同时，对社区发展作统一规划，确定社区的长期、中期、近期发展目标和任务。（2）议事决策。定期召开居民代表会议和居民会议，商讨本社区全体居民的重大事项和公益事业，做出相关决定。（3）组织管理。由于居民委员会直接面对的是广大居民，事情繁杂多样，按照居委会成员的说法是“下管垃圾桶，上管大总统”。这些事情如果全部让居民委员会来完成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社区领导组织居民开展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活动，就日常的居民自治事务进行管理。（4）协调沟通。居民委员会对内在本社区创造了和睦宁静的社区环境，对外代表居民与政府以及物业公司等进行谈判协调，维护居民的利益。（5）监督社区。定期听取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汇报，检查工作落实情况，对工作进行评议并提出工作建议。总体上说，居民委员会的功能就是服从和服务城区居民的意志和利益需求，集中精力做好居民服务工作，把党和政府的意志及温暖带给千家万户，既满足了群众的需求，也稳定了基层社会。
四、社区自治组织应遵循的几个原则
要保障社区建设的顺利进行和社区的长远良好发展，就要求社区自治组织必须遵循必要的原则。
一是依法发展原则。在严格遵循现有法律规定的同时，城市基层群众自治发展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律基础所提供的合法性资源。这既符合依法治国的要求，也符合城市基层群众自治发展走出传统模式的内在要求。只有这样，城市基层群众自治发展的每一项成果才能得到最有效的维护和保障。另外，尽管关于城市基层群众自治有了专门的法律，但是，作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生活，城市基层群众自治的实际运作涉及制度内外的方方面面，从这种政治生活的有效展开角度讲，城市基层群众自治现有的法律基础还是不够的，许多问题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法律说明和规定，最典型的就是选举问题，因此，从推进城市基层群众自治发展的要求来看，还应该制定更为具体和详细的法律法规，一些旧的法规，也应该依据形势的变化和需要进行修订，例如《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
二是政党主导原则。中国共产党是城市基层群众自治发展的主导力量，城市基层群众自治的发展需要有效的政党主导。不论在价值取向上还是在行为方式上，政党主导都与政党控制有着本质的不同。所谓政党主导，即政党作为社会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通过法定的政治程序积极参与群众性的自治活动，以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利益，保障群众自治的实现。有了有效的政党主导，城市基层群众自治也就有了自己的政治基础。因此，城市基层群众自治的发展必须与社区党建紧密地结合起来，社区党建是城市基层群众自治发展的基础，而城市基层群众自治是社区党建发展的重要途径和舞台。
三是政权支持原则。虽然中国的城市基层群众自治是群众性的自治组织，但是，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特点以及城市基层群众自治的历史与传统，都决定了中国的城市基层群众自治根基于社会，而且其最终发展也必须依赖于社会的发展与成熟，但是，由于它毕竟不是社会自发成长起来的，是政权体系培育的成果，因此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政权体系的有力支持，其中包括权力结构的调整、政治体制的变革、行政体制和行政过程的改善、社会管理模式的转变以及有效的财政支持等。有了政权支持，城市基层群众自治发展就有了有效的体制基础和财政基础。
四是自治主题原则。这是直接关系到城市基层群众自治发展的价值取向和最终定位的问题，是十分关键的一条原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从根本意义上讲，城市基层群众自治的发展是经济发展对政治要求的结果，而不是政治选择的结果。因而，其发展的出发点和目的与在20世纪50年代的发展有本质的不同。50年代确立和发展城市基层群众自治更多的是一种巩固国家政权和发展人民民主的要求，今天的完善和发展城市基层群众自治则更多的是一种实现社会自主发展和发展人民民主的要求。而前者的出发点是国家政权巩固，后者的出发点是社会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城巿基层群众自治发展中，自治应是发展的主题，即一切的发展应该围绕着“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权利，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这个基本主题展开。
五是渐进发展原则。中国毕竟是一个超大规模的社会，无论是民主的制度基础还是社会基础都还不雄厚。虽然城市基层群众自治是新时期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有效途径，但是它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有一个过程。所以，不论从城市基层群众自治发展所面临的基础和条件来讲，还是从基层群众自治自身发展的现实逻辑来讲，中国的城市基层群众自治发展需要积极推进，但不能冒进，而必须走稳妥渐进的发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