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统治的200多年间，因为处于一个以汉族为主的国家里，满族人口相对稀少，满族统治者始终绷着警惕的弦，对汉人一直格外地警惕。他们梦寐以求的，是膝下永远跪着时刻愿为其肝脑涂地的亿万臣民，自己永远舒舒服服地当着被拥戴的“主子”。
相比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满清统治者表面上要收敛一些、要勤政一些，但是，为政也更加虚伪、手段更加残暴、心胸更加狭隘。任何事务都要以维护其统治的稳定为最高准绳，否则无论如何有利于强国富民，都会被勒令阻止。
自唐宋以来，造船、航运、海外贸易一直是中国的强项，然而到了清代，这些产业的发展大大停滞甚至倒退，其原因大多也是为了“稳定”。在文化上，文字狱给中华民族精神上造成的永久性创伤，远大于乾嘉时期考据学派的成就。
在所谓的乾隆盛世，英国专使马戛尔尼看到的不是欧洲人想象中的富庶强国，而是一个贫穷而落后的国度。18世纪，普通英国农户每年收入可达11镑，约合白银30多两。而中国一个中等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白银32两，支出则为35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
18世纪英国普通农民家庭的食谱如下：牛奶、面包、奶酪、啤酒、猪肉、黄油、茶和糖。而中国农民的主要食物则是粗粮和青菜，肉蛋奶少得可怜。通常情况下，在青黄不接之际，农民都要采摘野菜才能度日，根本没有剩余粮食。一旦遇到饥荒，普通人家会立刻破产，甚至落到卖儿鬻女的地步。
马戛尔尼对中国的结论是：“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国家日渐破败，统治者依然穷奢极欲。皇室、贵族的奢华排场自不必说，就连普通八旗兵养家的钱粮也是不低的。雍正时期仅米一项，基层军官每人每年23石（每石160市斤），最低的士兵也有11石。当时一名七品官员的俸禄是每年银45两、米22.5石。所以雍正曾坦率地告诉八旗兵，他们的收入实际上高于七、八品官员的俸禄。
清末统治衰朽，旗人人口越来越多，而八旗兵的数目是有定额的，传统和成见又使他们不可能走出去自食其力。于是，多数人注定一辈子失业赋闲。旗人养成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耽于享乐，家里无论衰败与否都要唱曲养鸟，揭不开锅就赊着吃，祖先骑射打天下的剽悍气概已经不见踪影。
晚清官场更是陷入了以财求官、以官求财的恶性循环。当时社会制度的基本框架仍是封建社会的宗法制社会，民众上升的途径很窄，社会资源基本上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做官或取得有关的身份成为人们衡量成功的主要标志。集权导致腐败，当上司可以决定下级的命运，特别是大小官员士绅的荣辱生死都取决于统治者一句话的时候，腐败行为是绝对无法遏止的。
1894年正值慈禧60大寿，臣子们为讨好这位专制君主煞费苦心，在他们心目中，强敌入侵、山河破碎不及讨主子的欢心重要。大臣世续除送厚礼之外，又送了1万两小额银票，注明是专供老佛爷赏下人用的。体贴的世续不久就升为大学士和军机大臣。同时，行贿的对象也从主子个人扩展到了主子身边的近臣和奴才，如果不给他们大约一成的手续费，贡品是不可能顺利送达主子的。
慈禧搜刮了不少私产，修了颐和园，却无法挽回国运的衰败。甲午战争期间外界就传闻她有2000万两私房钱，状元张謇给翁同龢写信，幻想请她将此拨充军费。
清末的官员普遍受贿，送“冰敬”、“炭敬”、婚丧喜庆贺礼等不正当行为已经成为官场的习惯，即使以清廉著称的官员也在所难免，行贿受贿成了明目张胆的公开行为。候补道段芝贵以名伶杨翠喜进贡给庆亲王之子载振，便被越级提拔为黑龙江巡抚，引起官场舆论哗然。
官员要是给皇帝上奏折要求办什么事，或是报销战争和工程费用，朝廷通常会交给主管部门讨论，这对事情的成败影响很大。当事官员通常要打通主管部门的关节，否则就会受到横加挑剔，招来许多麻烦。曾国藩、李鸿章报销镇压太平天国与捻军的军费时，户部索要四十余万两银子，他们仅愿出八万，最后曾国藩、李鸿章上奏慈禧，得到朱批而不必交户部再核议，才按八万两的低价了结此事。
腐败的官员显然缺乏能动性，根本无法对付即将喷涌而出的革命岩浆。1911年4月，黄兴等革命党人在广州筹划起义，从准备到发动经过好几个月，在广州城设立了数十处秘密机关，而计划又一再改变。起义那天，130多人在离总督署等军政机构近在咫尺的地方集结了大半天，官吏竟毫无察觉。区区一百多人居然能攻入督署，与数以千计的军警激战，把广州城搞得天翻地覆，失败后部分起义者尚能脱险，可见官兵的战斗力之差，清朝的社会控制系统实际上已经失灵。
就在王朝覆灭、皇帝退位之后，满清贵族这种败家的作风仍在继续。5岁的小皇帝溥仪照旧摆着皇帝的排场，继续过着寄生生活。他一家六口的月度消费是：肉3960斤，鸡鸭388只，其中810斤肉和240只鸡鸭是小皇帝专用的。此外，宫中还要养活大批为这六口之家效劳的军机大臣、御前侍卫、师傅、翰林、画师、太监，以及祭神的萨满等等。逊帝每次去游颐和园，不但要有几十辆汽车组成车队，还要有警察沿途警戒，逛一次要花去几千块大洋。
王朝亡了，服务皇室的内务府还在，他们继续其中饱、舞弊行为，承办的各种工程和采购项目，实际用款往往仅为报销额的一二成，有的人靠着这种不义之财开起了古玩店、钱庄、当铺等。故宫里明清两代几百年帝王搜刮来的宝物大部分没有数目，给宫中监守自盗者大开了方便之门，有人甚至为了掩盖罪证放火烧毁了建福宫。
皇室靠着民国的优待费还能维持着架子，而有些贵族之家却坐吃山空，日趋潦倒，甚至世子王孙倒毙街头、郡主命妇坠入烟花等社会新闻都层出不穷。不再定期拿到朝廷发给的钱粮、被迫自力更生的普通旗人不得不正视现实，走出八旗制度的温室，尝试着学会自主谋生。在这一时期旗人的著述中，讲得最多的是他们如何因债务问题与山西的商人、山东的匠人发生冲突，以及他们如何被巧取豪夺、被千方百计加以盘剥的故事。适应社会，从来就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