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暂时一统给民族资本以难得的成长机会，但是这种成长始终难以突破专制政权的天花板。内忧外患之中，国家始终没能实现真正的富强，民生依然多艰。
1928年，北京政府倒台，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促进了商业发展和资源的流动。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国民政府采取了几项重大举措，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几项举措主要是：关税自主，裁撤厘金，发行公债，改组银行，币制改革。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实施的是统制经济与自由经济相结合的经济体制，政府试行年度预算，并大大改进它的税收和财政工作。
抗战前南京政府的收入主要依靠关税、盐税和货物税，这三项收入平均比例为70%以上，最高达到81%，其中关税又是财政的主要收入。
1928年6月，二次北伐收复北京，7月宋子文就到北平与各国协商关税问题。美国为了在中国扶持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率先与中国合作，承认了中国的完全关税自主权。接着，各国先后都与中国缔结了关税条约，承认中国关税自主。但是，日本人一直在关税问题上同中国过不去，迟迟不肯修约，直到1930年5月才签订了《中日关税协定》，中国的关税自主终于实现。
关税自主后，国民政府不但有了较为稳定且数量可观的财源，而且有了发行公债的担保手段。由于银价下跌，政府将进口税从以白银为计算标准改换成以黄金为计算标准，税率从1929年的4%增至1934年的25%。由于这一改革，关税收入有了很大增长，增加了政府的岁入，1934年关税收入的数量比1928年翻了一番多，为政府提供了财力支持。
在国库收入方面，1928年为4.34亿元，1934年为9.18亿元，增长了一倍多。1931年至1936年间，工业增长率平均达到9.3%。交通事业方面的发展尤其蓬勃，到抗战前，铁路总长已达2万余公里，新修公路8万多公里。
一般来说，关税首先是保护民族工商业的重要手段，然而国民政府为了应对庞大的军费开支，却把关税当成了增加财政收入的最重要手段。1936年，进口生活必需品的税率是83.7%，而进口奢侈品的税率只有38.1%。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生活必需品的税率再高也会进口，不会减少关税收入，而奢侈品的税率较低，可以鼓励进口增加税收。这一高一低中，原材料、机器和成品都一律课以同样的进口税，使得普通百姓与巨富承受同样的负担，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被抛于脑后，中国国内消费市场的发展几乎完全陷于停滞。
早在北伐战争时期，国民党即制定了《处理逆产条例》，规定将北洋政府官营工业全部收归国民政府所有，对于北洋军阀在企业中的个人投资也予以没收充公。依据此条例，它接收了北洋政府的大部分企业，成为南京政府早期国家资本的主体。
政府资本垄断了铁路、公路、航空和通讯事业，兴建了一批影响全国经济的重化工业企业，同时以国家银行贷款方式，向私营轻工业企业渗透。资源委员会享有钨、锑、锡的出口垄断特权。最大的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被收为国营。
对于金融业这样的命脉行业，国民政府必定要将其纳入国家的控制下，并凭借国家强权一步步夺得了核心控制权。其时中国金融界的两面旗帜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总行均在北京。为加强政府对金融的控制力，1928年，宋子文将新的中央银行定址上海，并命中国、交通两行总行迁往上海。多家银行随之南迁上海，导致了上海作为中国唯一金融中心地位的最终确立，而政府垄断金融的目的也就更易于达到了。
中央银行是国民党政府金融垄断体系的中心。1928年中央银行成立时，曾标榜以全民之利益为目标，实际上却凭借其垄断地位与普通银行竞争营业，进行投机事业，攫取巨额利润。
在商业银行中，政府着力扶持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大政府银行。1928年，四家银行有资本6400万元，占全国银行业资本总额的34%，到1935年达到41%；1928年，四家银行的存款总额5.54亿元，占存款总额的49%，到1935年达到总额的56%。央、中、交、农四银行加上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和中央信托局，成为国民党政府垄断全国金融业的“四行二局”。政府利用这一金融垄断体系垄断了几乎所有的银行业务，控制或吞并全国各家商业银行，操纵全国的金融市场。
在“黄金十年”中，国民政府主要的困难除了财政歉收，就是金融体系自主化的问题。南京政府成立之初，市面流行的货币主要是种类繁多的银元，还有各银行发行的形形色色的纸币，而在商业往来和国际结算中使用的单位仍然是银两。中央与地方、官方与民间、此地与彼地、中国与外国，各种币值并行混杂，紊乱不堪，堪称世界货币史上的奇观。
1933年，南京政府在全国推行“废两改元”，统一货币，实行银本位制。但是，银本位制受到世界银价的剧烈冲击。
1934年6月，美国实行《白银法案》，放弃金本位，高价收购白银作为财政储备，世界银价暴涨，对国内银行家形成强大的吸引力。他们不买南京政府的债券，而将大量白银运往美国，转手之间即可以获得10%的利润。白银大量外流，使中国出现了银根紧张的经济恐慌，政府债券销售量一落千丈。
在银根恐慌的背景下，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为了制止白银外流，宣布对白银出口征收关税，而中央银行则免税出口大量白银和黄金，当年盈余1200万元，而上海各银行获利最多不过百万元，中央银行成为全国最赚钱的金融机构。
1935年，国民政府利用美国白银政策在中国引发的金融恐慌，趁机以公债入股救济，接管了主要银行。政府从1亿元金融公债中抽出1500万元强行注入中国银行，使官股达到总资产的50%；抽出1000万元注入交通银行，使官股达到55%，从此一举控制了两家最大的商业银行。之后政府又如法炮制，全国2566家银行有四分之三被政府控制。中国银行在宋子文的推动下控制了15家纺纱厂，占全国纱锭数的13%，并将经营范围扩展到卷烟、面粉、稻米等领域。这种局面的形成，标志着传统江浙财团经济霸权的瓦解。
1935年11月，在英国专家的帮助下，南京政府推出了根本性的币制改革方案。考虑到白银外流和国际市场上银价波动较大等因素，决定废止“银本位”制度，采用纸币流通制。按改革方案的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币（后增加中国农民银行），不得再用现银和银元。同时宣布“白银收归国有”，民间的银元必须在三个月内兑换成法币。币制改革后，南京政府将大量白银运到纽约、伦敦换取外汇。有了外汇储备，法币也就有了稳定的基础。
币制改革使南京政府的腰杆硬了起来。从20年代中期一直到30年代末，全国物价大体平稳，丰收年景的部分农产品价格还有所下降。工业品方面，由于欧、美、日展开商品竞争，棉布和石油等洋货还降价促销。对外贸易发展也较迅速。但是，政府每年为军事和还债花费了财政收入的60%至80%，只有占预算总数的8%至13%留作政府机构开支和进行生产，几乎没有积累起支持工业生产长期发展的资金。
单从数字上看，“黄金十年”的发展速度和民国时期的大部分年份相当，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没有有效地使中国经济从停滞中走出来。但是，由于其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和这一时期广泛的中外交流，史学家眼中的30年代（1927年至1937年）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今天的很多文艺作品一提这个时代就是逝去的繁华：洋房高耸，商店林立，车水马龙，流光溢彩，充斥洋货和外国事物的都市风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