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以后，华北、西南各省军阀割据，互相混战年年不断，战祸波及很广，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极大地破坏了社会民生，这也是那个特殊年代的普遍现象。
兵源不足就要强拉兵差，令民众惊恐不已。1923年10月，滇军、粤军在广州自行补充兵源，军队肆意拉夫的行为愈演愈烈，多次发生光天化日之下开枪打死民夫之事。1928年，山东107个县中有77个县有兵差，河南112个县中有92个县有兵差，河北、山西则县县有兵差。1930年的中原大战，各方投入兵力100万以上，所耗战费2亿元，战区赤地千里，老百姓纷纷抛弃家园流散各地。
在兵祸践踏的同时，农村还时常受到土匪的骚扰。“匪过如梳，兵过如篦”。1930年，南满铁路的一项研究估计，在山东省有31万地方军队和土匪，加上19万正规军队，都靠农村养活。盗匪和军队抢夺农民的耕畜成了日常现象，逼迫贫困至极的农民不得不远走他乡，另谋生路，农村社会生产能力遭到极大破坏。
军阀对钱的需求是贪得无厌的，军费开支数额很大，自己也要积累巨额财产，光靠收税根本不够。军阀们以他们所能采取的任何手段来搜刮钱财，包括向民众征收租税、食盐附加税和货物过境税，发行自己的货币，让赌博合法化，在禁烟局的伪装下销售鸦片，甚至不惜自挖墙脚，把手伸到自己士兵的口袋里。
政府的日益腐败和军阀间的连年混战，使农村的赋税逐年加重。田赋附加税是历代统治者增加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各地政府为了支付财政支出和筹集军费，从种类和数额上都加重了附加税的征收，有的县附加税率超过正税数倍乃至数十倍。1925年，四川的南溪县一地就换过六次占领军，地丁税从原来的7000元增加到32万多元。割据川东北的刘存厚10年里竟将田赋预征三四十年，最多的征到了一百年以后。
军阀在盘剥农民的同时，还以各种办法向商人榨取。有时军阀们干脆直接宣布，商人们必须在几天内交出他们想要的金额。1924年，浙江督军卢永祥兵败离开杭州时，从杭州的商人那里拿走了50万元。
“大德通”是由山西乔家大院创办的票号，因为时局艰难历经劫难。1926年，冯玉祥的部队在北撤时摊派乔家商号500万石粮食、150万银元，使商号元气大伤。到了1930年中原大战，山西省发行的晋钞大量贬值，在困境中挣扎的“大德通”本可以趁机发一笔国难财，拿晋钞换给取款的储户。但是“大德通”没有这样做，而是按照新币币值来给储户兑换，放弃了最后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两年之后，这家有着8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悄然歇业。
战乱和掠夺酿成饥荒。军阀强迫种植鸦片导致了粮食种植面积的锐减，水利经费不足导致洪水暴发，战争直接破坏生产和生态环境，这些因素直接导致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发生了几次毁灭性的大饥荒。据出生在中国的燕京大学创始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估计，中国平均每年有300万至700万人死于饥饿。
灾后人民大批死亡逃亡，大片良田被毁，农业生产力和交通工程设施遭到严重破坏。灾荒也成为土地集中的杠杆，大量廉价土地集中到地主、军警、商人手里。
1920年，陕、豫、冀、鲁、晋五省大旱，灾民2000万，死亡达50万人。直隶受灾最重，7月爆发的直皖战争更是把百姓推入死亡的深渊，成片庄稼被践踏，田中遍挖战壕而遭到彻底破坏。大军过境，米面柴草和蔬菜均由各地供应，人民仅有的一点口粮也被掠得精光。
1926年，直、豫、陕一带奉直晋军联合对抗国民军，战争祸及千里。北京周边二十余县也少有地成为战场，来回的拉锯战打得村无完村、城无完堡，居民食粮断绝，饿殍到处皆是。
陕西在20年代陷入割据和混乱状态，原来的经济秩序被破坏，饥荒频发。西安，这座十三朝古都的历史名城在1926年的战乱中被围八个月，城外数十里饿殍遍野，甚至人人相食。城中死尸到处可见，成群野狗在街道上出没专吃死人，甚至坐倒歇息的行人都被群犬围而食之。
围城刚解，人民还没来得及恢复元气，天灾又紧跟而来，往日没有死于兵匪之患的人们，却流离辗转死于沟壑之中。1928年起陕西连年旱灾，到1929年全省已是饥民遍野，全省92县尽成灾区，有200多万人饿死，200多万人流离失所逃亡他乡，另有800多万人以树皮、草根、观音土苟延生命。
“民国十八年”成为陕西百姓心中永远的痛，而更大的悲剧在于人祸加重了天灾。在东部地区，有堆积如山的国内外捐献的粮食，可是却不能运去救济灾民。为什么？因为陕西当局扣留全部铁路车皮用来运兵，一节也不准东驶。而在东部，南京政府也不肯让车皮西去救济灾民，因为怕被对方扣留。1930年，耕地便宜到几分钱一亩，三天口粮可以买到二十英亩的土地。陕西的有钱人利用这个机会购置了大批地产，自耕农人数锐减。
这场特大的自然灾害，在中国以及世界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很多记者、旅行者和外国人在他们的记录中描述了秦川大地的惨景。赤野千里，尸骨遍地，穷人家中往往连一片木料都找不出，没有裤子穿，路边随处可见奄奄一息行将就毙的人。更使他们震惊的是，他们想给些那将要饿死的人一些食物，旁边的人会阻止，说这点食物也只能延长一会儿生命，岂不是白白给要死的人增加了痛苦。
大饥荒破坏了社会基础，也直接影响了政局的走向。当冯玉祥部署反蒋之时，决定先撤兵陕西再大举反击，结果韩复榘、石友三等将领就担心回陕西会饿死，率部投蒋，直接导致了西北军的失败。
陕西如此，一向农业发达、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也难逃劫数。从1930年到1937年，四川天灾人祸频繁，民不聊生。1933年全省有53县受灾，1934年为101县，1935年为108县，1936年、1937年无县不灾。1936年到1937年上半年四川遭遇大旱，受灾地区超过了全省面积的80%，受灾人口达到3700万人，饿死人数难以统计。饥民最初以草根树皮、野菜野果等果腹，草根树皮没有了就吞食俗称“观音土”的白泥巴。
1936年5月，四川很多地方的树皮吃尽，草根也吃完，出现了相当普遍的人吃人现象。《天津日报》报道说：死尸的肉每斤卖五百文，活人肉每斤卖一千二百文。而富户仍然囤积居奇，米价疯涨。
面对大灾荒，理应组织赈灾的四川省政府却一筹莫展，根源还是在于没钱。好不容易筹款140余万元，按受灾人口三千余万人计算每人仅能得四分钱。主席刘湘无计可施，就率省城官员到各处宗教场所去祈雨，从佛教名寺文殊院到青羊宫的道教、四圣祠的天主教、老皇城西侧的伊斯兰教，祈祷声声连日不绝。
千千万万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中国百姓是那个年代一道凄惨的风景线。虽然有很多的义士和慈善组织积极行动以拯救灾民，但内乱的根源不除，灾荒就一日不止。慈善组织华洋义赈会一直致力于救济自然原因造成的饥荒受害者，但面对现实却不得不改变其宗旨，以便能向因管理不当和当局剥削造成的饥民提供援助。美国红十字会则放弃了参与在中国的救济，因为这种饥荒是由政治原因而不是自然现象引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