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产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社会财富创造的另一层面是自然物质的耗费。人类可使用的自然物质存量是有限度的，为了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人们不断革新生产技术，健全经济机制，实行合理的利用自然和节约物（能）耗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防止和抑制经济发展中的自然物质存量过度耗费，维护人与自然的相协调。在我国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新时期，解决好经济快速发展中的自然存量过度耗费问题，维护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要求。
一、自然物质是社会财富形成的重要原素
社会生产是人通过合目的的劳动作用于自然对象，改变其原生物质形态和性质，创造出适合人类需要的社会财富。可利用的自然物质——包括资源、环境和生态——从来是进行生产和社会财富形成的物质条件和内生要素。更具体地说，首先，大自然是原生生产资料的泉源。如像，土地的丰饶——包括国土面积和肥力——是农业劳动生产力提高的自然基础；地上地下的矿藏、能源的丰饶是工业劳动生产力提高的自然基础，也是某些高技术、尖端产业发展的重要条件；生态资源优越、充裕是当代生态产业和旅游等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自然前提。其次，自然生态体系是地表资源的支撑条件。良好的生态才能保持气候和温度的适宜，雨量充沛，维护水的供给和土地肥力。良好的生态也是保持多样性生物资源自然生成的必要条件。最后，丰饶的自然资源，良好的生态、环境，一方面作为自然生产力，它是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自然基础；另一方面它作为有生命物种的良好的生存环境——包括适当的温度、清洁的空气——是人类的正常生活得以维持和生活质量、享受水平得以提升的自然基础。基于以上论述，社会财富的形成，首先是体现了人的劳动的创造功能；另一方面，自然物质通过作为生产手段——工具和能源——劳动对象、生产场所，以及作为生产环境，是产品生成的自然条件。既重视财富形成中人的作用，又看到和重视财富形成中自然要素的功能，是马克思对财富理论的重要贡献。马克思基于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对社会物质生产活动进行了全面的剖析，他提出了社会生产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的命题，他说：“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他又说：“人在生产中……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的帮助。因此，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马克思将社会财富形成归结为人和自然“两个原始要素”。可见，马克思不仅阐明了劳动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决定因素，而且科学揭示人的生产劳动要“依靠自然的帮助”，指出人类劳动生产率中体现有“自然生产力”的功能。基于马克思阐述的社会财富形成二因素——人类劳动和自然——理论，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就不仅要珍视劳动，充分发挥劳动创造力，讲求劳动耗费的节约，而且要珍视自然和善待自然，充分发挥自然生产力，讲求自然物质耗费的节约。社会财富形成二因素的理论，也为我们科学地分析当代社会生产与生活中的资源、环境、生态问题，提供了基本理论依据。
二、物质生产中要防止过度耗费自然
生产活动中人对自然物质的利用和对自然物质对象的加工，也就是自然物质（以及自然力）的消耗。基于此，我们应该把使用价值创造和自然物质耗费视为是同一个生产过程的两个层面。为了创造更多更好适合于自身需要的使用价值，人类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更大规模地变换自然，这样做也就是在强化耗费自然，甚至在作出破坏自然的傻事。特别是人口越是增长，生产规模越庞大，生产能力越强，对自然利用的广度和深度越是扩大，自然物质的耗费量就越加增大。地球上自然物质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恰恰相反，人类可使用的自然物质存量总是有其限度。自然物质有两种类别：（1）不可再生的自然物质。地球上的土地、矿产、生态资源等是一个不变量。土地、矿藏在占用、使用消耗后不会再生；自然生成的生态体系和环境在遭受重大破坏后也难以复旧。
（2）可再生的自然物质，如林木、河水、动植物等，它们处在不断的自然再生成过程之中。它的再生量总是有其限度，而且，一旦其再生产条件、机制遭到破坏就不能实现正常的再生产。如像，土地因化肥使用过度而日益贫瘠，林木因过伐而日渐耗竭，草原因过牧而衰败，空气因有害物质过度排放而难以自然滤清，有生命的物种因温度和生态的变化而发生绝灭。过度耗费自然不仅仅影响生产的可持续性，而且它还对人类的生活环境、生存条件造成威胁。科学家已经指出了二氧化碳过度排放，以其温室效应将会使极地冰山溶化，海平面上升和使世界的低地不能居住，关于本世纪地球温度将上升7度的预言如被证实，其对人类生存的影响更将是灾难性的。基于可使用自然物质存量有限性，为了保持生产的可持续性，也为了维护人类的生存条件，要求人类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学会合理的利用自然，要防止过度的和破坏性的耗费自然，要争取以最少的自然物质耗费求得最大的经济产出。也就是说，要寻找和实行一种保持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相协调的理性的生产。
三、历史上的过度耗费
自然与资源、环境、生态危机要实行能保持人与自然相协调的生产并非易事。纵观人类由原始渔猎经济到畜牧经济，经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的发展史，可以说人类一直在从事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过度耗费自然的劫夺式的生产。在物质财富大量创造和积累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人对自然进行索取的规模越来越大，生产的劫夺性越发增强，自然物质存量的耗费超越了自然物质正常供给能力和地球承载力，导致了资源、环境、生态危机的出现，它意味着社会持续生产的自然物质条件和人类生存条件遭受巨大破坏。对历史的反思表明：人类曾经在很长时间内依靠对自然物质的过度耗费来积累财富，促进增长，增进文明。特别是近三百年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创造，很大程度上是立足于对自然存量的劫夺与破坏之上。但是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相协调的规律具有不可违抗的“铁则”的性质，尽管人长期无视和在生产和生活行为中肆意践踏这一规律，但这一经济、自然规律还是通过资源、环境、生态“危机”形式表现出来。当前世界二氧化碳过度排放引起的气象恶变、特大水旱等等自然灾害频频出现，表明这一经济、自然规律正以一种狂暴的形式表现出来。对自然物质的过度耗费，既造成社会生产的不可持续性，又使人的生存条件恶化，降低财富使用效果，而且它还带来极其高昂的用于救治各种自然灾害的费用，修复、维护被破坏的环境生态条件的费用，以及治理生存条件恶化引发的多样人类疾病的费用。这是应对资源、环境生态危机的追加社会费用，它形成国民财富的负值，即负国内生产总值，它意味着过度耗费自然物质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存在的负增长。实践表明，人类并不能老是从“薄待”甚至“虐待”自然的愚蠢行为中受益；恰恰相反，人类因其对自然物质的过度耗费而付出了沉重代价和遭受到自然的严历的惩罚。
四、过度耗费自然出现的原因
过度耗费自然物质和掠夺自然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产生，可以从生产力，经济制度和文化思想三个方面来加以论述。（1）物质生产力的低下和劳动方式的落后。不能将过度耗费自然物质的人类行为，简单归因于人的对自然的“不敬”和思想认识的落后。人的过度耗费自然的行为，是特定的生产力及其决定的物质生产方式的产物。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装备薄弱，人类为生存所迫不得不采取“竭泽而渔”，“竭草（场）而牧”，“竭林而伐”，“刀耕火种”。即使在当代世界，人们也看见在那些生产力低下的国家和地域，这种劫夺自然物质的生产方式的长期持续。
（2）机器大工业生产技术的缺陷。自然物质过度耗损是机器大生产时代的突出现象。这是由于：
18世纪末工业革命以来确立的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以其庞大的生产工具体系和强大的原料加工能力，从而具有高自然资源耗费性质。特别是19世纪末加速发展的重化工业，不仅是高物耗，而且还是高能耗——主要是化石能源的耗费，化工、有色金属冶炼还是高污染的。21世纪20年代以来快速发展的流水线、标准化、大批量的工业生产模式，更进一步加强了生产的高物耗性、高能耗性和高污染性。
200多年来的传统机器工业生产方式在西方和全世界的大发展，带来了自然资源和生态的几何级数式的大耗费。作为工业化固有内容的城市化，是高土地占用和高资源耗费的，城市化还带来环境污染和使生态体系遭受破坏。可见，传统的机器工业技术的高自然物质耗费性质，决定了立足于机器大工业的经济增长伴随着自然物质损耗的强化；在传统工业技术尚未为节约物耗与能耗的高技术取代以前，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自然物质存量的过度耗费和人对自然的过度索取是始终存在的。（3）过度耗费自然的生产行为的制度根源。我们说机器大工业是形成生产中过度耗费自然物质的技术条件，但是不能将近代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滥用自然现象”和人与自然的对抗，仅仅归之于机器大工业技术的缺陷。肇始和突出地表现在近代机器大生产中的自然物质的过度消耗和滥用，从根本上说，是资本主义制度和未加以有效调控的自发性市场机制所造成。18世纪末以来的西方工业化，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机制所驱动的。对地上和地下的自然资源的私人所有制，赋与了资产者任所欲为地滥用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的权力。特别是市场机制固有的强经济利益激励和外部性，造成和驱使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从事于耗竭资源和破坏环境生态的利己行为。市场机制作用下，稀缺自然要素实现为垄断价格和额外利润，由此进一步驱动私人企业不计后果地对稀缺自然资源（包括野生动植物）的掠夺性的开发。从英国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中曾经出现的国有森林的破坏，到当代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发展中难以遏制的资源大耗损和环境、生态的大破坏，都向人们表明：土地等自然资源的私有制度和不加调控的自由市场作用，驱动了人对自然物质存量的过度消耗和滥用。
（4）观念的迷失和生活方式的畸化。西方资本主义奉行个人利己主义，这种世界观、人生观在现代工业物质文明和物质财富高积累条件下，表现为消费主义泛滥。人们在生活行为上片面追求物质享受和无餍欲望的满足，由此导致超越经济、自然承载力的畸化的消费方式的出现。当代发达国家的经济是过剩经济。在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和有效需求不足的势态下，刺激消费需求成为维持经济顺利运行的衡常需要，而消费主义则成为一种缓解经济内在矛盾所必要的个人行为方式和意识形态。奢靡消费生活行为被视为有益于经济增长的“德行”，不加节制的、甚至是任所欲为的滥用自然的消费扩张，被视为是“现代生活文明”。在市场制度基础上形成的畸形的消费文化，造成非理性的消费行为的泛滥，由此加剧了社会生活中对自然物质的滥用。可见世界工业国发展中对自然物质存量的过度消耗的加剧，既与传统机器大生产方式和传统工业技术的性质有关，更是社会经济制度与经济机制的缺陷所造成，也与人的思想、观念的迷失和非理性的，扭曲的现代生活、消费方式有关。
五、社会主义条件下，防止过度耗费自然的途径
在20世纪末西方兴起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影响下，努力解决生态、环境和资源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探索。在当代世界，尽管拥有经济、科技实力的发达国家在治理污染、保护环境、生态上取得积极成果，但是发达工业经济体的增长与自然物质存量有限性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特别是美国畸高的人均能源消费和人均碳排放成为争取经济低碳化的世界性努力的严重拖累。此外，当前不发达国家正在兴起的工业化大潮，成为加剧全球资源短缺和激化环境、生态、问题的新因素。可见，摆脱传统的过度耗费自然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发展模式，已经成为21世纪人们必须认真对待的共同的时代课题。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实现了9.8%的年增长，生产规模不断壮大，当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3000美元。我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势态下，对石油铁矿石等资源的需求越来越依赖进口，工业与城市化不仅造成水资源的短缺，而且，对江河湖泊的污染越来越发严重，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快速增大，不少地区林地过伐，草地过牧，土壤沙化不断发展。我国快速工业化、现代化发展中，能源、重要矿产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和经济高增长相伴随的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问题日益突出。党的十七大基于科学发展观，提出了争取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理念，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今后发展方向。在发展的新时期采取有效措施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发展方针，切实解决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自然物质存量的过度耗费问题，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相协调，才能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有可能做到科学有度地利用自然，防止自然物质存量的过度消耗。其主要途径如下：（1）走新型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传统的工业生产方式、工业技术和资本、技术密集性产品的生产，是高物（能）耗性的。为了抑制和减少自然物质的耗费，人们应该在全面认识和评价传统工业化的正负效果的基础上确立“新型工业化”的概念，要把握住“节约物耗”、“维护生态、环境”这一对核心要求，大力发展高科技和高知识经济。要用高技术改造传统工业技术，推进产业升级，扩大服务经济。要在增大产品科技、知识含量基础上，着力形成和发展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绿色经济。也就是：人们应该基于科学发展观，着力于推进工业质量的提升和环境、生态效应的增强，努力探索和走出一条工业快速发展与资源节约、环境生态维护相统一的新路，而不应片面地从事于国内生产总值的追求。
（2）构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机制。传统计划体制实行土地——包括地上地下资源——国家调拨使用，从而资源无价格或低价使用，这种资源无偿占用、配给方式，引起高物（能）耗产业的一哄而起，造成众多领域内的公共资源耗竭危机。历史的教训以及当代实践经济表明，要在工业化过程中做到节约资源和维护环境，必须要进行体制和机制构建：其核心是引入市场机制，形成能有效地抑制（能）耗、维护环境的经济机制。
包括自然物品价格机制，资源有偿使用机制；节约资源过度耗费的税费机制和抑止排放的赔偿、补偿机制；特别是碳排放作价和排放量市场交易机制；等等。当代实践表明，构建起一个有效的经济调节杠杆体系，是实现节制自然物质耗费和维护自然环境的根本之途。（3）发挥好政府的维护、开发、创新自然财富的功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中人与自然相协调，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强政府管理和规制，健全有关节约资源、维护环境的法制和规章，利用行政力量来抑制各种各种浪费和伤害自然的行为。发挥政府的公共产品生产功能。如国土建设，江河治理、重大灌溉体系修筑，南水北调等，以及生态林、防沙林等生态、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在性质上属于公共物品生产，应由政府来承担和推动。
提倡和鼓励理性、文明的生活方式。为了有效地抑制人对自然的过度耗费，还需要根本改变适应西方工业化、市场化要求而形成的“高物（能）耗的现代西方消费和生活方式”。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有群众的思想、意识的转换和绿色自觉性的培育。显然地，社会主义条件下政府的完善的公共治理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可能性。以上三点，表明了在催生、引导绿色高技术经济、社会发展中政府拥有重要职能。总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通过适应客观规律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创新，特别是通过市场体制的发展和机制创新以及政府职能的有效发挥，人们能够把经济快速增长中的自然存量过度耗费这一时代难题解决得更好。
六、深化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理论认识
我国已进入经济发展新时期，迅猛的工业化及其带来的自然物质耗费规模的扩大成为我们面对的严峻的挑战。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搞好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设的方针。就思想认识上来说，十分重要的事是要在深刻总结历史的和现实生活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化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理念的认识。要站得更高，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人类生产活动和生活行为中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要看到生产既是社会财富的创造，又是自然物质的耗损；要认识社会生产既要争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要着眼于单位自然耗损率的降低；要认识发展持续的社会再生产必须保持经济再生产的均衡，又要维护好自然再生产的均衡，还要看到既要维护好短期的人与自然的均衡，又要维持好长期的人与自然的均衡。从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到当代西方新古典经济学，都未能将自然、环境等要素纳入经济理论框架之中，特别是未能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与自然物质存量二者间的矛盾作出理论阐述。西方古典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回避了对近代、现代西方大工业发展中人与人的关系的阐述，也缺乏对工业化、现代化中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分析。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产生了有关环境、生态的新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对当代经济增长中凸显的人与自然矛盾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讨，分析了资源、环境、生态等等问题产生和加剧的原因及其经济、社会后果，提出和阐述了发展资源节约型经济、生态经济，推进传统工业经济向以知识为基础的“绿色经济”的转换等等论题。对于西方的现代环保、生态理论，我们应该认真加以研究和汲取其积极要素。但是国外的有关自然资源、环境与生态的经济学的研究，许多是使用自然科学的能量概念，停留在环保、生态的技术层面，而缺乏制度层面的深刻理论分析；较多强调自然耗竭的灾害后果，而缺少全面的和从根本上加以治理之策；特别是上述现代生态环境理论更大程度上是一种部门的经济学，而尚未上升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因此，我们的重要任务是，以马克思经济理论为指导，立足于当代实践和我国实践，进行对发展中保持人与自然关系协调的理论研究，构建和书写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新篇章。为此，我们需要深入研究与发掘马克思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和卓越思想。马克思提出了社会生产二重性的论题。他提出：物质生产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重要命题。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揭示了社会生产中人和自然二者之间相生相克的关系，提出了人依据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自觉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思想。
马克思的经济学并不是单方面研究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201页、208页、209页。
即生产的制度结构层面，而且也深入研究了生产中的人与自然关系层面。马克思考察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劳动方式——从鱼猎、畜牧、农业、手工业到机器生产——的演变，揭示了劳动工具进步及科学技术进步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影响。马克思深入考察了资本主义租佃农业的掠夺地力的性质，他举出了英国资本原始积累和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发生的大量耕地和国有森林被消灭和农业归于衰败的现象，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饮食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在这里，马克思已经精要地指出社会持续的再生产的内在机制是保持人从生产中占用的自然物质的能量与从消费中回归于自然物质能量相适应，从而阐述了经济再生产必需与自然物质再生产相适应的经济学原理。可见，马克思不仅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固有的矛盾而且也揭示了资本主义大工业带来的人和自然相互关系中的深刻矛盾。他在19世纪提出和阐述的社会生产是人和自然物质变换的重要命题，他对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猖獗的劫夺土地、过度占用和消费自然的主体行为所作出的论述，为20世纪中后期世界范围内出现的资源、环境、生态危机和人与自然间对抗这一突出的“现代化”现象，作出了前瞻性的理论阐明。我们还需要提到恩格斯对英国工业化凯歌前进时代发生的森林地的大砍伐和自然条件的大破坏所进行的评述。他说：
“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储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
在19世纪末期英国学者为人在机器大工业时代取得利用和“征服自然”的奇迹而尽情喝彩时，恩格斯则针对人类的非理性行为，用自然哲学的话语方式发出了警示。他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恩格斯要求人不要将自己视为是“外在于”自然的、更不是“超自然”的存在。他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物的”，恩格斯强调了“人类和自然的一致性”，要求人们“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恩格斯不仅从自然哲学的理论高度，阐明了人和自然的同一性和相生性，而且，基于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指出人是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发育、成长的有高级思维能力的动物，人对待自然之所以比动物强在于人“能够正确和运用自然规律”。恩格斯在这里从人能自觉与自然相协调的角度对人的本质作出了精湛的阐明。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的社会生产观，既揭示了人类生产活动从属于生产关系的规律，也揭示了人类生产活动从属于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规律，包孕着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留下的宝贵思想财富。在当前，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深化社会主义生产发展中必须保持人与自然相协调的理论认识。我们首先应确立自然是“财富”的观念并将自然作为生产基本要素来进行经济活动的投入产出的分析。还应将合理对待自然纳入道德范畴，由此树立和培育起“善待自然”、“爱护自然界”、“珍惜自然”、保护“母亲河”、创新“自然家园”等等人类新德行，但是这一切均是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社会观之上。其核心是：按照客观规律——经济规律与自然规律——来利用、调节和创新自然。也就是说，人们需要坚持科学地认识自然，而勿须回归到自然神灵论和自然崇拜论或是提出什么自然本位论。正是因此，重新学习和深入领会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人和自然论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精髓，将是十分有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