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与会者是来自全国各个领域的敬业科技工作者、热衷科技事业的干部和工农业技术革新能手，共约两千人。我作为轻工业部选派的代表之一，荣幸参与盛会，会议期间邂逅一些老友，大家兴奋不已各诉衷肠，经过“文革”的劫难，许多人奋发争强意趣未改，令我欣慰。在3月18日的会议开幕式上，党中央领导邓小平的讲话特别令人感奋。他指出，这是中国科学史上空前的盛会，会议召开的本身就表明“四人帮”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子的情景一去不复返了。他向与会者们表示：一个进军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热潮正在迅速兴起，国家的前景光明灿烂。听众与他心心相印，对他的讲话报以阵阵的热烈掌声。有些要点，我至今记得。譬如，中国若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另外，科学技术本身也是生产力，现代科技的发展日益显示出它作为生产力推动生产的巨大作用。再有，为社会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他对大力发展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的强调，为我国以后重视发展科学技术与教育奠定了基调，代表们因此备受鼓舞，热烈地讨论了小平同志的讲话，大会还给一批优秀科研成果颁发了特别奖状，由我负责完成的“流化床红液燃烧炉中试”科研成果获得大会荣誉奖状。与会代表都感到心情特别舒畅，普遍认为科学的春天终于来临。
北欧考察之行
考察任务
我国的黑龙江富裕纸浆厂和内蒙古扎兰屯纸浆厂是在20世纪60年代自行设计并于70年代建成投产的商品木浆厂，以落叶松为原料采用亚硫酸镁法制浆。虽然都附有红液（蒸煮废液）回收利用的酸回收系统，但经过将近两年的试验改造，始终未能正常投入酸回收运行，水污染严重，借鉴国外已成熟的方法便成为我们需要考虑的佳径。当时先进发达国家的新建厂似乎都采用碱法（主要为硫酸盐法），这为我国的化学制浆方法选择提出了重要研究课题。为此，科研院和造纸局向轻工业部外事部门提出建议，组织安排这方面的专家出国考察。经与制浆造纸技术发达的友好国家北欧的瑞典和芬兰两国有关单位进行了联系，得到他们的热情邀请。我们组成了一个制浆造纸技术考察团前往考察，并附带定购部分红液回收设备。团员共九人，包括团长、翻译和机械进出口业务员各一人，其余都是在制浆方面富有实际经验的技术人员，我是考察团成员之一并指定担任副团长。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第一次得到出国机会[据悉，早在1954年里，社会主义的民主德国曾邀请我国派人参加在该国举办的国际造纸技术研讨会，轻工业部领导曾推荐我和曾经留德的张永惠总工程师（留德博士）两人应邀参加，但由于都没有通过组织部门的政审而未成行]，在1949年至1978年的30年间里，我始终未能离开国门一步。这次在1979年10月初，能作为这个考察团的成员兼副团长赴北欧考察，使我深感改革开放政策对知识分子增强了信任，国家对国际技术交流给予较大重视。
瑞典和芬兰都只有几百万人口，但是经济技术发达。当时瑞典的人均国民经济总产值（GDP）大约为9000美元，高于美国的8000美元，且林业资源丰富，制浆造纸工业非常发达。两国人均年产纸和纸板及纸浆分别居于世界之首，在与制浆造纸有关的科技水平（包括新技术的研究和新设备的开发制造）方面两国也都称冠世界。这次考察的主要目的是要了解化学制浆技术的发展动态，特别是亚硫酸盐制浆在两国衰退的原因。另外，我们需要了解制浆废水治理技术的进展，尤其是亚硫酸盐制浆蒸煮废液（红液）的酸回收利用技术设计、装备运行以及红液的其他综合利用技术。再有，在考察的基础上，与对方洽谈一些设备定购项目。本次考察历时38天，我们总共走访问了38个企业事业，其中包括制浆造纸厂、浆纸设备制造厂、科研设计和环境管理和经营管理。我们是由中国政府首次派访两国的浆纸技术考察团，所到之处无不热情接待，引领参观，对我们所关心的问题诚心解答进行探讨并提供相关资料。虽然时间安排过紧，难于深入考察，但是此行大致满足了我们计划中要了解的重点问题，比较圆满地完成了国家批准的部分设备订货任务。
当时中国到北欧的技术考察团不多，因此两国各个受访团体对我们的接待都很重视，中国使馆也提供了许多帮助。在瑞典首都期间，我们住在我国使馆的商务参赞处，在芬兰首都时就住在我国大使馆内，生活方便，并得到使馆人员的有益指导。离开两国时，我们还分别在驻两国大使馆宴请接待过考察团的事业企业主管人，向他们致谢道别。到两国首都以外参访时，为了给我们节省时间，一般都安排我们在当地旅馆下榻，考察团经常是在傍晚时入住，次日凌晨离去。我们发现，考察团所住的旅馆，都在旗杆上升起中国国旗，表示对中国考察团的尊重。我们的活动时间排得很紧，如果午后参观工厂，往往要到晚六点才能回到旅馆稍事休息，接待单位大多在晚八点举行招待晚宴，团员们在晚十点以后才能安寝，次日天刚亮的一早又要乘车奔赴下一参访单位。我们在38天内参访了38个单位，不仅因为我们希望尽量多学习了解情况，主人们也非常愿意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他们。
大开眼界受益良多
北欧之行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对比之下使我们看清了国内存在的一些问题，化学制浆方法的选择问题就是一例。由于亚硫酸盐法制浆厂在我国化学制浆厂（主要为木浆及苇浆厂）占有较大比重，在考察中，我们把亚硫酸盐法制浆作为重点。我们在北欧看到，这种制浆方法确实在被逐渐淘汰，两国的新建纸浆厂都采用硫酸盐法，他们的亚硫酸盐法制浆厂已由1967年的59家减少到1979的24家，一半以上已经关闭。亚硫酸盐法被逐步淘汰的原因归纳为：一是此法对木材原料品种的要求比较严，杉科是最适宜木材，但是杉属树种一般生长缓慢，供应来源日益困难。二是新闻纸本来是由成浆率较高、原浆白度较好的本色亚硫酸盐化学木浆与磨木浆配抄，如今新闻纸多已改用强度较高的预热木片机械浆替代磨木浆，无需配抄化学木浆，因此减少了亚硫酸盐化学浆的市场。三是蒸煮废液进行酸回收的大部分生产装备需要耐酸，基建与维护投入较高，因此经济效益比碱法制浆的黑液碱回收低。总之，亚硫酸制浆技术在原料、市场和效益上都处于遭受淘汰的相对劣势。
我国的富裕和扎兰屯两个纸浆厂建于20世纪60年代初，采用亚硫酸盐法是因为不了解世界化学制浆技术的发展趋势。这两家企业建成后，几经折磨，都先后由企业自行改造为硫酸盐法制浆厂，实属重要教训。考察团了解到在芬兰、瑞典存留的24家亚硫酸盐制浆厂大多是老厂，年产量最高的是20万吨，最少的也有6万吨，它们大多配有正常运行的红液酸回收设备或红液综合利用设备，可供我们的部分老亚硫酸盐法制浆厂借鉴。这两国对环保节能极为重视，收效明显。以瑞典为例，它的纸浆和纸产量在1974年是1530万吨，比1960年的760万吨增长一倍，但排放水体的总负荷（以BOD计）却减少到1960年的60%。在节能方面，两国除大量采用各种有节能性能的技术外，我们所看到的浆纸工厂几乎都把供热管线和载热设备更换了高效保温材料，从崭新美观的铝板保护层可以看出，它们都是在最近能源危机中实施的。在70年代末期，我们就在这样的小国家里看到在线监控的生产管理中计算机的应用，年产量30万吨规模的浆纸企业不少。更让我们耳目一新的是年产量60万吨的最现代化漂白化学木浆厂，以及年产量达20万吨的单台新闻纸机。芬兰当时正在开发研究的压力磨木机，两台试验机的日产设计能力竟高达每台50吨。当时我们这个拥有10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竟还没有一家浆纸厂的年产浆纸达到10万吨，也没有一台年产5万吨的新闻纸机，计算机在浆纸企业中的应用极少见。这次考察确实让我们大开眼界。
北欧社会经济高度发展原因的观摩与探讨
除造纸业的高度发展，瑞典、芬兰也是经济富足的发达国家，他们的人民生活水平相当高。一次与陪同我们的瑞典友人闲谈时我请教他是什么原因使瑞典达到如此高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他的回答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和平环境，瑞典大约近100年没有发生或处于国内外战争；此外，瑞典近100年人口增加很少，人均拥有的自然资源比较丰富，有利经济发展。他认为，这两点可能是他们社会发展较顺利的主要原因。他谈到了重要的客观因素，但我的亲身感受是他们许多的主观行为，如非常重视教育和发挥科技力量，政府在执行社会福利制度方面下了很大工夫。这些政策培养造就了高素质和高效率的国民和社会体系，瑞典也极其重视开拓国际间文化、物资与科技的交流，取长补短，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更良好的条件。
非常重视国际交流及珍惜宝贵人力资源
在与两国有关人员的接触中，许多工厂的年轻职工和服务行业的雇员都能用流利的英语进行交流。有一次我在一家小商店购物，老店主不懂英语，他立即叫出内室的女儿，用英语和我们招呼交谈。芬兰的造纸专业杂志是用英文出版的，我问他们为什么不用本国文字出版，回答是：他们的造纸技术和管理人员都能阅读英文，而且他们的杂志要面向世界，所以用英文比芬兰文更能达到扩大影响的目的。这两个国家很讲实效。员工们上班工作安排得很紧，通常一个人能作的工作不会安排两个人，闲人极少。一次，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商务参赞陪同我们乘车参观才建成开业不久的优特卫根造纸厂，这个厂年产预热木片机械浆28万吨、新闻纸20万吨，24小时连续流水作业，全厂总共只有260人，厂长亲自接待了我们这个外国考察团。早9时许，厂长在厂门口迎接我们进入贵宾接待室，他亲自放映工厂录像作介绍，然后陪同我们到生产现场参观，又亲自演示计算机控制技术参数。午餐时，他陪我们到工厂的小自助餐厅，我们每人领取一份客餐，饭后座谈讨论回答问题，最后送我们登车离厂，面面俱到。而这一切都是厂长一人担负完成，整个接待工作没有派遣另一个人。厂长的亲自接待说明对外宾的重视，但也可能是由于厂内没有什么可以脱离本职作陪客的闲人。对比之下，当时国内许多较大企业往往动用一批干部职工接待来宾的情况，表明我们实在是闲人不少。
选择技术认真考虑实际效益
在芬兰的一家亚硫酸盐法制浆厂，我观察了用红液生产一种菌丝状饲料酵母的综合利用法，这里的生产流程简捷，不像国内石岘造纸厂生产普通饲料酵母系统，需采用价格昂贵的高速离心机分离酵母，建设投资大，推广应用难。因此，我请该厂让专家讲解此项技术的特点，以及进行技术合作或对中国企业进行技术转让的可能性。介绍的专家是该厂的生物技术顾问，他说他们在这项技术的研究与应用上花了将近十年时间，这种菌丝酵母的发现和培养并不难，问题的难点是必须研究清楚，用配有这种酵母的饲料所饲养食用动物，供人食用是否会对健康有害？这个问题的研究，需要观察经几代培养繁殖和和供人食用的结果，花费时间较长。这种酵母含蛋白质约50%，在芬兰的饲料中，它的配用比例还不到1%，该厂一家的产量就能满足全国的需要。芬兰从中国进口的豆饼也含相同比例的蛋白质，但是价格低于该厂的饲料酵母，因而用量相对较多。他认为虽然中国采用这一技术比较省时可靠，他们也可以转让技术。但是中国既然可以出口大量价格低廉的豆饼，应该计算一下建立生产这种酵母的经济效益。用功能相同而价格较高的物品代替价格较低的物品，是应该没有市场的。他还为我们写了一份生产所需辅助原材料的单子，希望我们回国后，将国内有关价格、电力、工资标准以及豆饼的价格告诉他，他将为我们计算在中国生产这种酵母的经济可行性。这位生物专家的经济头脑和对我们的诚恳态度令人感动难忘。对待技术问题，他不单纯考虑技术上的可行性，还认真对待经济的合理性，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人员在这一点上，比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技术人员认真得多。
莫斯科一瞥
11月下旬考察团完成预定任务，由芬兰赫尔辛基乘芬兰的航班到莫斯科，因等候中国民航班机，我们在中国驻苏联的大使馆住了4天。大使馆占地面积很大，有一个宽阔的大水塘，馆内除办公楼、职工宿舍外，还有能够容纳千人左右的大会议厅、类似宾馆的大招待所和餐厅。当时中苏关系不太好，国内到莫斯科办事或路经的公务人员（如中国民航机组人员）大多住在大使馆的招待所。招待所主任向我们简单介绍了当时苏联的情况，建议我们这些既不会俄语，又身无卢布的人不要单独离开大使馆。为了帮助我们了解莫斯科的情况，他为我们安排了大使馆的专车，带领游览了莫斯科的红场和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及主要街区，我们参观了闻名已久的莫斯科红场和列宁墓。相比之下，似乎都不如北京天安门广场和毛泽东纪念堂的宏伟。当时莫斯科的商业区显得相当清冷，与大国首都形象不太相称。此行让我有机会顺便观览莫斯科，也是这次北欧考察中的意外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