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先贤尚且可以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那么我们现代人则更应有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境界。
1999年，马祖光得知学校把为自己申报院士的材料寄出后，就十万火急地给中科院发出这样一封信。他的理由是很多比他优秀的学者还没有成为院士，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的话发自内心。
2001年，新的院士评审规则要求申报材料必须由申请者本人签字，马祖光却拒绝签字。申报期限最后一天，原校党委书记只好以校党委名义到他家做工作。“我年纪大了，评院士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应该让年轻的同志评。我一生只求无愧于党就行了。”马祖光还是不同意签字。“你评院士不是你个人的事，这关系到学校，是校党委作出的决定。你是一名党员，应该服从校党委安排。”书记的话激起了马祖光对入党以来的美好回忆：“我这一辈子都服从党组织的安排……”“迂回战术”奏效了，马祖光勉强签了字，可签字后他却半天没再吭声。申报后，马祖光当选为中科院院士，他说：“第一是党的教育和培养，第二是依靠优秀的集体，第三是国内同行的厚爱。”
按规定评上院士后，学院给马祖光配了一间办公室，并要装修。马祖光急了：“要是装修，我就不进这个办公室。”最后不但没进去，他还把办公室改成了实验室。马祖光和6名同事们挤在一个办公室里，大伙说太挤，他却说：“挤点好，热闹！”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中科院审阅马祖光的院士推荐材料时，产生了疑问：作为光学领域知名专家，马祖光的贡献有目共睹，可许多论文中他的署名却在最后，为什么？克己奉公，淡泊名利。正如马祖光所说：“事业重要，我的名不算什么！”
马老师从德国回来后，把自己在国外做的许多实验数据交给同事测试。测试后完成的论文他还要改上三四遍，并把他的名字排在最后。几乎每一篇论文的署名都有这么一个过程：别人把马祖光排在第一位，他立即把自己的名字勾到最后，改过来勾过去，总要反复多次。马老师没有半点私心，他为别人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花了大量心血。他依据每个人的特点，把争取来的很多课题分出去，并让别人当课题组长。
马祖光正是因为淡泊名利，不被俗世所诱惑，才得到了大家的敬重！
当代大学者钱钟书，终生淡泊名利，甘于寂寞，堪称典范。在钱钟书80华诞的前夕，家中电话不断，亲朋好友、学者名人、机关团体纷纷要给他祝寿，中国社会科学院要为他开祝寿会、学术讨论会，钱钟书一概推辞。
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特邀钱钟书去讲学，每周只需钱钟书讲40分钟课，一共只讲12次，酬金16万美元，食宿全包，可带夫人同往。待遇如此丰厚，可是钱钟书却拒绝了。
他的著名小说《围城》发表以后，不仅在国内引起轰动，而且在国外反响也很大。新闻界和文学界有很多人想见见他，一睹他的风采，都遭他的婉拒。有一位外国女士打电话，说她读了《围城》想要见他。钱钟书再三婉拒，她仍然执意要见。钱钟书幽默地对她说：“如果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一定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
性格豪放者心胸必然豁达，壮志无边者思想必然激越，思想激越者必然容易触怒世俗和所谓的权威。所以，社会要求成大事者能够正确对待名利，甘于寂寞，专注自我。一个人无论取得了怎样的成绩，都应该清醒地看到：个人的力量和作用是有限的。只在那些不计名利得失，不计荣辱进退，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国家和人们的人才是最值得我们尊敬，最值得我们记住的人。
人当有高远的理想，更要有淡泊名利的心境。在人们看来，壮志凌云和淡泊名利似乎自相矛盾，其实不然，不但不矛盾，而且还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所以，不要被世间的名利所诱惑，要甘于寂寞，专心的做自己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