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民族的雏形
一、多姓族的周朝是华夏民族的基本雏形
大约从公元前21世纪到前8世纪中叶，在黄河中下游，夏人、商人、周人相继兴起，建立国家，并通过三代，融为一体，以夏为族称，又称中国。复经春秋战国的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夏又称华，或合称华夏，已发展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
黄河中下游两大新石器文化区系文化上的统一及炎黄两昊诸部落集团的融合，形成了夏人、商人、周人三族。它们发源与兴起的地区虽然不同，祖先传说各异，而三族文化特征大体相同；它们祖继兴起与建国，三代交递，到西周已融为一体，它们是华夏族的三支主要来源。
古往今来，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就是在华夏大地上繁衍生息的各民族相互接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国历来是一个姓氏众多的国家，周人以少数人群入主中原，统治范围曾包括今黄河、长江流域和东北、华北的大部地区。为有效地控制四方领土，周人以姓、氏、宗、族建礼法制度，分封诸侯，经几代征伐，百年磨合，终于将不同姓氏的宗族凝聚在了一起，为后世大汉民族的产生打下了牢固的基石。
早在商代，商人为有效地控制中原地区，一方面以法律与王权集中掌握资源，另一方面通过婚姻等方法，与各地诸侯国和藩邦建立起了庞大的姓氏宗族关系；使姓氏宗族、法律与王权相辅相成，成为商王朝统治四方的有效手段。当时，姓氏宗族的含义与今天不同，各自具有相应的含义。姓是指同祖的血缘集团，氏则是政治性的单位，同时也是姓的分族，宗是宗法制度下，按祖先祭祀的礼仪特权分级的序列，而族是指在同一旗号下的军事战斗单位。在商王朝的王畿以外，是与商王朝保持隶属、友好或敌对关系的各姓方国。这些方国在卜辞中称为多方，有30多个，如周方、羌方、鬼方、土方、召方、盂方、人方等。他们都有不同的姓氏，周为姬姓、羌为姜姓、鬼为魄姓、召为子姓（也可能是姬姓）、人为风姓……由此可见商的政治势力，仍以“姓”为国家的基础，其中再分出若干氏或族。
在立国前周国的地位只是商的附属，其国家基础也是以“姓”为纽带。牧野克商后，周人为维护其统治，先对商王朝过去的方国进行了一番征伐，以扫除各方国对新兴西周政权的威胁。《逸周书·世俘解》是西周时期人留下的记录，其中说武王在牧野之战后的第六天，就命召伯等西周将领率军对商王朝周边各方国进行了剿伐。到牧野战后的第四十二天，各将领先后凯旋，献上了战俘，俘虏竟然多达几十万，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周王朝建立后，周人进一步吸收继承了商王朝文化，发展了商人的姓氏宗族制度。这就促使在西周时期，姬姓周人与子姓殷人的交融在各姓部族中首当其冲。
西周立国，周人为了能控制殷商遗民，容忍了商王室的残余势力继续存在。如武庚授封和后来周公封微子于宋等史实，都是在周商两姓相互融合这一社会背景下出现的。
武庚策反“三监”叛乱与周公的东伐则是在大融合背景下姬姓与子姓两姓宗室矛盾的突出表现。西周铜器铭文中铸刻着颇多东征之役的记载，这些记载也从侧面佐证了西周姬姓与殷商子姓之间在西周初年存在着相当的矛盾。如1924年凤翔出土的里方鼎就有“佳周公于征伐东夷”的铭文，证实了周公东伐的历史可靠性。武庚策反“三监”叛乱后，周公为彻底解除殷商友邦与其他方国势力对西周王朝的威胁，对外征伐的战线拉得很长：北到梁山，南到淮上，由殷商王畿往东，张开成一个扇形，包含了今山东及其南北邻近诸多地区。参与这次大规模征伐的西周将领主要是周公、召公及太公姜尚的儿子。三年的战事对新王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战事过后，周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充实周王国的凝聚性。具体方略包括完成了武王的遗愿，建立了东都成周和分封了大批姬姓与姜姓诸侯，使姬姜两姓的宗族控制了全国的卫、鲁、晋、燕、齐等战略要地，为周王朝的长治久安打下了稳固的基础。经过周公一番调整后，周人与东土的各姓部族迅速糅合成为一个文化政治体系，逐渐形成了一个国族——华夏族。殷商时期，殷人只是自称为大邑，却没有“华夏”观念。而经过周人的军事与政治策略，周王朝内的各封国都自号华夏，成为了当时中华大地上的主干民族。
在西周时期，周朝所控制的核心地区居住的是渐渐融为一体的周商子民。而在周王朝统治的边缘地区，周人与其他若干古老的族群相互影响，描绘出另外一幅交融并合的画面。在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人名的读音，一是译义，另一种则是译音。西周时期的古代族群以这种方式分为两大类。一族群是姬姓、姜姓和子姓，人名都有意义可循，所代表的是商周交融的族群，是华夏文明的主干。另一族群的人名，在史书上记录时都是译音，今天我们已经不知道其名字的实际意义。归结到这一族群的人。多生活在当时周王朝统治的边缘地区。如己姓、董姓、彭姓、秃姓、坛姓、曹姓、斟姓、芈姓、嬴姓、偃姓、盈姓、姒姓、弋姓等都属于这一类。其中己、董、彭、秃、坛、曹、斟、芈八姓应是祝融的后裔，嬴、偃、盈诸姓属于徐偃集团，姒、弋等姓则是夏人后代。再加上南方的吴越与北方的戎狄，众多姓氏聚合在一起，构成了环围西周四方的各姓方国。
不同的姓氏代表着不同的文化传承。商、周文化主要源自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己、董、彭、秃、坛、曹、斟、芈八姓的文化多系自祝融集团所代表的屈家岭文化圈。嬴、偃、盈诸姓的徐偃集团相当于是在大汶口文化下发展起来的东方沿海文化圈。夏后代，姒、弋诸姓秉承的是光社文化一系（受龙山文化影响很大）。至于南方的吴越与北方的戎狄，其一是代表长江下游河姆渡以至良渚的文化系列，另一个则属草原文化。因为文化距离较大，周人对边缘族群无法采取与殷商地区完全相同的文化融合政策。大体上，周人仍是对各方国的土著族群采用融合为主的策略，但如果周人的怀柔政策受到对抗时，周人也将付诸武力。总之，西周以姓氏宗族为纽带，结束了商王朝时期原始小邦林立的现象，是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凝聚共生的关键转型时期。可以说，没有西周，就没有以后的中华民族。
二、民族雏形的出现
由部落联盟向国家过渡的过程，就是民族开始形成的过程。夏、商、周三个王朝相继兴替，形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早的国家，也促成夏人、商人、周人的融合，三族到西周时已融为一体，具备了民族的基本特征。
夏、商、周三族起源与兴起的地区不同，祖先来源各异，但商、周两族，都认为其祖先起源与兴起的地域是大禹所开拓的“禹绩”，即在大禹奠定的疆域之中。
《诗·商颂·长发》说：“濬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商人歌颂其先公之德已久发祯祥，在大禹战胜洪水布土下方以奠定疆域时，就已有了王天下的萌兆。《商颂·玄鸟》说：“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歌颂有神武之德的大乙汤，受天帝之命奄有九州，遍告诸侯，为政于天下。《商颂·殷武》又说：“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岁事来辟，勿予祸适，稼穑匪解。”是追叙成汤征服四方以后，对四方诸侯宣告：天命众多诸侯（多辟），设都于禹绩，你们要按岁来朝觐（来辟），不要以为勤民稼穑就可以解脱不来朝觐的惩罚。可见商人是承认其祖先起源与统治区域都属于禹绩的。周人在建立周朝以前，也已认定周所处的西土是“禹绩”。《诗·大雅·文王有声》说文王作丰邑，“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大雅·韩奕》《小雅·信南山》也歌颂梁山、南山都是“维禹甸之”。《逸周书·商誓》追叙：“昔在后稷，惟上帝之言，克播百谷，登禹之绩。”
周人又称其兴起的西土为“区夏”。《尚书·康诰》说：“惟乃丕显文王，克明德慎罚……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是说文王以修德爱民，团结了周围一二邦，开拓了西土“区夏”。这区夏，是古今语法词序的倒置，即为夏区。又可称为“有夏”或“时夏”。“有”为语助词，“时”即“是”，即“这个”。这些地域称谓都是指保持夏文化的地方。周人以夏文化继承者自居，并以此为号召以区别于东土之商。
在周朝建立以后，周人即肯定天下都是禹绩和夏区了。《尚书·立政》记述周公告诫文王子孙：“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海表，罔有不服。”
按照三代的封疆，禹绩和夏区是不断扩大的。吴起曾说，“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北至今山西省太原市，南至以嵩山为中心的河南中部，西有扈氏已达关中，东有莘氏、有仍氏、有穷氏、有鬲氏等处古河济之间。商朝建立以后，都城屡迁，大体是前期以今郑州市商城遗址为中心，后期以今安阳殷墟为中心。以王畿与四土而言，比较稳定的商朝疆域北至易水、燕山，南至淮河，东至泰山以西及鲁北，其晋南、豫西原夏朝中心仍在商疆域范围之内，最西已达关中平原，渭水中下游。燕山地区有孤竹国（今河北省卢龙县南），大概是商人在起源地区的残存；长江沿岸今湖北黄陂盘龙城的商前期城邑遗址，赣江沿岸江西清江县吴城村商聚落遗址，可能都是不同时期商朝在长江流域的军事据点，目的在于攫取南方的铜和龟甲等类商既需要而又紧缺的物资。
周朝王畿以镐京（今长安县西北丰镐村附近）和雒邑（今洛阳市东北郊）为中心地区。诸侯四方，在武王克商之后，封兄弟之国15人，姬姓之国40人；周公东征以后，立国71年，姬姓独居53年。周之宗室贵族分封为周初分封的主体。周朝在灭了许多旧国之后，将姬姓诸侯分东、北、南三个方面布局，主要为了镇抚商遗民，同时也兼制东夷和未服的戎族。其东向沿黄河两岸伸展，黄河北岸有虢（今山西省芮县城北）、虞（今山西省平陆县东北）、单（今河南省孟县西南）、邘（今河南省沁阳县北）、原（今河南省济源县东南）、雍（今河南省焦作市南）、凡（今河南省辉县西南）、共（今辉县）、卫（今河南省淇县）；河南岸有焦（今河南省陕县）、北虢（今陕县东南）、东虢（今河南省荥阳县北）、祭（今河南省荥阳县西北）、胙（今河南省延津县北）；再往东有曹（今山东省定陶县西北）、茅（今山东省金乡县西北）、郜（今山东省城武县东南）、极（今山东省金乡县东南）、郕（今山东省宁阳县东北）、鲁（今山东省曲阜市）等。往北沿汾水两岸有耿、韩、郇、贾等国，而虞叔封于唐（今山西省翼县城西）；太行山以东，卫之北有邢（今河北省邢台市）、燕（今北京市），已深入商人起源与初兴之区。在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有应（今河南省鲁山县东）、蔡（今河南省上蔡县西南）、息（今河南省息县西南）、蒋（今河南省淮滨县东南）。息、蒋跨淮水为封城。更有“汉阳诸姬”及随（今湖北省随州市）、唐（随州市西北）、曾（南阳盆地南部）。长江下游也有了宜国（今江苏省镇江市一带）。
除了姬姓诸侯，周也封了一些异姓诸侯，主要是姻亲和功臣，其中最显赫的是姜姓。姜出于炎帝集团，世与姬姓通婚，由于文王的祖母太姜的缘故，封了申、吕、齐、许等国。尤其是吕尚，不仅是周的开国元勋，又是武王妃邑姜之父，封于齐，都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东北），版图很大，权力也很大。“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隶”，即今山东北部，河北南部，河南西北部的东夷各国及商遗旧国都由齐国监督，与周公的封国鲁国在东方诸侯中处于同等重要地位。其他姜姓诸国：许（今河南省许昌市）、申（初封大概在今河南省信阳市，周宣王时又移封申伯于谢邑，在今河南省南阳市东谢营）、吕（今河南省南阳市西），纪（今山东省寿光县东南）、州（今山东省安丘市东北）。向（今山东省宫南市东北）。舅姓诸侯还由于文王的母亲太任的缘故封了任姓挚（今河南省汝南县）、畴（今河南省鲁山县东南）。任姓薛国（今山东省滕县东南）原是夏、商古国，西周继续受封，此外还有铸（今山东省肥城县甫）、鄣（一说姜姓，今山东省东平县东）等。又追踪周以前先王之后，封黄帝之后于蓟（今北京市境），帝尧之后于祝（今山东省肥城县境），舜后虞胡公封于陈（今河南省淮阳市），周武王还以长女大姬嫁虞胡公。又因文王妃、武王母大姒的缘故封了夏禹之后姒姓杞国（今河南省杞县）。对于商，周武王克商之初，封纣嫡子武庚以继商后，周公东征，武庚被杀，又立武庚庶兄微子于宋（今商丘市），亦可称之为商。
以上西周所封同姓与异姓诸侯，同称为夏，号为诸夏，并以原商朝统治中心地区称为东夏，诸夏又号为中国，以与夷狄相对称。这样，便构成了华夏民族的雏形。
华夏民族的最终形成
春秋时期我国黄淮江汉各古老部族互相融合的结果，便是我国主体民族华夏族（即今汉族）的形成。
从华夏起源与形成的各支来源看，华夏分别与“四夷”各族都有共同的渊源关系；对“四夷”而言，又都有一部分分化出来，融合于华夏之中。同时，融合与分化都不是单向的，华夏也分别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都不断有一部分迁徙到边疆，与当地各族融合，成为边疆各族的一部分。这种互相吸收与融合，使中国各民族的构成具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这一特点在先秦已表现得相当明显，并对后世中国民族史的发展，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春秋时期由于地方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当时的中原各国较为先进者称为华夏，和它们相比邻或错杂居住较为落后者则被称为戎狄蛮夷，但未必尽是血缘之别。因此，各族的名称界限不严，对于某地的居民，有时称“夷”，有时称“蛮”，有的称“戎”或“狄”。崔述云：“盖蛮夷乃四方之总称，而戎狄则蛮夷种类部落之号，非以四者分四方也”，其说有据。《左传》中虽有“四裔”之称，开始了四方四族说的先声，但尚未有以“夷”“蛮”“戎”“狄”分配于四方的概念。所谓“东夷”“西戎”“北狄”“南蛮”之称，到了战国以下汉族形成前后才逐渐出现。
周王室所分封的许多侯国，主要居于黄河流域的中、下游。这些国家，一般都具有比较先进的生产力和比较发达的文化，而且已处在奴隶制社会阶段，它们在古代文献中，称为中国、华夏、中夏等不同名称。
夷即“尸”字，甲骨卜辞中有“隹尸方受又”（《甲》279）、“侯告伐尸方”（《粹》1187）等记载。金文中有“东夷”（《小臣》）、“南夷”（《宗周钟》）、“淮夷”（《兮甲盘》），又有“西门夷”“京夷”和“（界）身夷”（均见《师西》），等等。文献中主要有舒夷、淮夷、徐夷和莱夷。舒夷在今安徽中部，淮夷分布于今淮河下游，徐夷又称徐戎（《尚书·费誓》）或徐方（《诗·大雅·常武》），在今安徽泗县北，莱夷在今山东半岛的东北部。至于所谓“九夷”者，不一定是确指，言其支裔繁多而已。
蛮字见于金文，为称“蛮”（《兮甲盘》），也有称“蛮方”《虢季子白盘》）者，似指西北方的狁而言。晋、秦两国附近也有所谓“百蛮”（《晋公》）和“蛮”（《秦公钟》）的，和《诗经·大雅·抑》中的“蛮方”一样均指西北之族。此外，河南韩国附近有“百蛮”（《诗经·大雅·韩奕》）、东方鲁国附近有“蛮貉”（《诗经·鲁颂·宫》）。《诗经》中又有“蛮荆”（《小雅·采芑》）之称，指楚国，《左传》中的“陆浑蛮氏”（成公六年）、“戎蛮子”（昭公十六年），都指居于中原的戎蛮之族。顾栋高云：春秋时期，中原各国“往往不能举其号第，称蛮曰‘群蛮’，濮曰‘百濮’，以概之，盖其种类实繁，其地为今某州县亦难可深考。”
戎字也见于甲骨卜辞，如云：“征戎”（《乙》4692），周代金文中有“东国戎”（《班》铭），又有将狁称为“戎”（《不》）的。《尚书·费誓》称徐为戎，《左传》中的“戎”名国族者很多，有鲁、曹附近之“戎”（《左传》隐公二年、庄公二十年和二十四年）；有楚国南方之“卢戎”（《左传》桓公十三年）和“戎”（《左传》文公十六年）。又有“北戎”（《左传》隐公九年、桓公六年、僖公十年），大概与晋、郑、齐、许诸国相近，似为居于黄河以北而邻近“诸夏”之戎。还有“山戎”（《左传》庄公三十年），当是居于“北戎”邻近的山区之中，也有说它在山东境内曾与齐、燕诸国发生交涉。所谓“诸戎”《左传》襄公四年、昭公六年），大概居于河北山西境内：“骊戎”“犬戎”等，在晋国附近，曾与晋国通婚，似是晋之附庸。《诗经》《左传》和《国语》皆有“西戎”之称。中原黄河流域，也多戎族，“杨拒、泉皋、伊雒之戎”“陆浑之戎”（也称“阴戎”“九州之戎”）“戎蛮氏”等，皆是其例。司马迁云：“自陇以西有绵诸、绳戎、翟、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史记·匈奴列传》），足见戎族确是一个支系甚多，不相统一，经常变动，“随地立名，随时易号”的大族，要想弄清它的支系和分布，确实困难。
华夏的称呼是在春秋时期（具体地说，是在春秋中期以后）产生的。西周及春秋早期，文献中只有诸夏的称呼，它指的是以姬周族为首的政治联盟，这在春秋早期是如此。春秋中期后段，文献中始出现用“诸华”代替“诸夏”的做法。《左传》襄公四年“诸华必叛”，大约是文献中最早的这样的用法。稍后，又出现了“华夏”的连称，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楚失华夏”。学者解释说，华、夏二字音同通用（古音皆为匣母鱼部字），诸夏自可称作诸华。此说固然不错，但我认为，诸夏之称作诸华或华夏连称，可能还含有一层对诸夏在文化上的界定之义，华字含有“华美”“文采”的意思，人们用它来代替“诸夏”的夏字，实同时含有对诸夏文化的赞美。所谓“中国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即表现了这一层意思。从诸夏之称作诸华，或华夏称呼的出现，可体会出诸夏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都占据了优势。诸夏正由过去单纯的政治同盟向着民族共同体转化。
民族与一般部族或部族联合体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后者是建立在氏族亲属关系基础之上的血缘组织，前者则是各部族融合在一起以后形成的具有更加广阔的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民族心理素质及共同经济生活的更大规模的人们共同体。在我国西周和春秋早些时候，无论是诸夏，还是诸蛮夷戎狄，它们的社会组织都尚未脱离以氏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发展阶段，因而都仍是属于部族或部族联合体的性质。即使是一些较大的诸夏国家，它里面虽已包含有几支不同部族的居民，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些部族的居民仍是分别按自己的血缘系统聚居在一起的，并未实现真正的融合，亦未实现按地区对居民的划分。
经过西周春秋数百年间诸夏、诸蛮夷戎狄及其他中原旧族的交融，我国黄淮江汉广大地区已基本结束了众多氏族部落并立于世的局面。到春秋战国之交，这一地区的居民都已集合在一个单一的华夏族的名号下面，而不再有诸夏与诸蛮夷戎狄的区别。原在这一地区与诸夏错居杂处的蛮夷戎狄，大部分与诸夏共同融汇入华夏民族中，小部分则迁往了边远地区，与别的居住在边远的少数部族相结合，而成为真正的“四裔”。战国以后，人们已不再谈论各国的氏族宗姓，相反，却开始谈论起“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道理。用恩格斯的话说，在黄淮江汉广大地区，已实现了“各个部落领土融合成一个民族的共同领土”。虽这个时期还存在着几个诸侯国的割据，但那只是封建性的政治割据，而不是不同部族的对立。换句话说，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所有土地，都是华夏民族活动和居住的共同地域。
当然，结束各氏族部落并立于世的局面，还意味着这一地区的居民打破氏族间的血缘壁垒，而最终实现按地区行政组织对居民的划分。
除共同地域以外，华夏居民拥有共同语言也是无疑义的。许多文字学家早已指出，春秋时期，我国北起幽燕，南到江淮和江汉，西起秦陇，东到齐鲁，各国所使用的文字在字形结构、音韵识读、字义辨析诸方面，都显示不出大的差别。文字是语言的记录，因此说华夏居住的广大地区拥有共同语言这一点，应是无可怀疑的。如果说春秋早、中期这一地区个别外迁来的戎族（如姜戎氏）尚有与诸夏“言语不达”的情况，那么，随着以后这些少数部族的最终融入华夏，这种情况亦当趋于消泯。据《左传》，其时这些少数部族的首领有的已具有很高的华夏语言文化的修养。如上引姜戎氏的首领戎子驹支，其在与晋执政范宣子的对答之语中，竟也能操着当时一般华夏之人的礼节，“赋《青蝇》而退”（《青蝇》为《诗·小雅》中的篇名）。这表明诸戎接受华夏共同语言只是早晚之事。
谈到华夏族所具有的共同经济生活，首先应强调的一点便是华夏居住区域都已进入了铁器时代。其时在春秋时期，铁器的发现已遍及周、晋、齐、秦、燕、鲁、郑、楚、吴、越等国统治的地区，要说到春秋战国之际还有哪个国家和地区没有使用上铁器，那是说不过去的。与此相联系，华夏之民，包括融进华夏的蛮夷戎狄族居民，都基本上采取了农业定居生活。事实上，一些戎狄族居民在并入华夏之前就已是实行的农业定居生活，如赤狄与晋南鄙的姜戎氏。过去一些学者一概把他们视作“游牧族”，是不对的。在此基础上，华夏地区基本的经济联系也建立起来了。自春秋中期晋地及东周畿内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一批金属铸币“空首布”之后，到战国时期，各地各种形式的金属铸造便广为流行。同时，一大批个体商人开始活跃在社会经济生活的舞台上，各地区的商业联系亦建立起来了。《史记·货殖列传》说春秋战国之际的商品流通形势云：“陶（今山东定陶，战国初宋地）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易也。”凡此，均是华夏族拥有共同经济生活的证据。
至于华夏族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其在当时文化形态上最显著的表现，应莫过于华夏之人对于传统礼乐文化的认同。前述华夏族的族称在春秋中后期取代诸夏的称呼，即很说明问题。上引《孔疏》中的“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一语，学者以为它体现了华夏之人对于自己礼仪文化的优越感，亦是华夏族所具有的民族意识的一种反映。不过这种“民族意识”和文化优越感，只是华夏民族形成时期，即华夏族称出现以后的事情。在这之前，特别是在周初诸夏刚产生不久的时候，那构成诸夏主体的姬周族人似乎还体会不到自己的“礼仪之大”和“服章之美”，因为那时他们的文化水平尚不见得比被他们征服的商人和东夷族人来得高。诸夏之取得文化上的优势是在以后凭借着自己在政治上的主宰地位及长期居于中原的环境优势逐渐形成的。后来，当诸夏凭借着自己的政治文化优势与其他中原旧族融为一体以后，人们把诸夏的礼仪文化奉作整个华夏民族的共同文化，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总之，到春秋战国之际，我国黄淮江汉广大地区居住的古老部族已走完自己的历史，由它们共同融铸成的华夏民族以其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三家分晋标志着中国由奴隶社会进入了封建社会。接着，战国七雄并立形势形成。中国的春秋时期就此结束，战国时期开始。战国七雄形势形成之后，各国开始变法图强：魏国李悝变法、楚国吴起变法、齐国邹忌改革、秦国商鞅变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由于战国时期战事酷烈，诸侯各国都注重采用“合纵”与“连横”的谋略，也是这一历史阶段的醒目特点。
